京城捕王-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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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虽然凌乱却并不大,搜查所有家具后没有发现可疑之处,老太爷让人拿来水往地上泼 –没有任何悬念,牛氏兄弟的床下,立刻凹了一大块。
据说当时老太爷忽然气喘,同去的分局张局长是老太爷的徒弟,说师父您别管了,我来吧。
张局长亲自拿了铲子来挖。只挖了一铲子,一支孤零零的小脚就从床下的泥土中露了出来。老太爷长叹一声拂袖而去,后续的事情都交给了张局。起身的时候,一张照片落在了地上,正是那个小学生周微搂着他爸爸妈妈照的一张合影。
有人说老太爷特别喜欢孩子……
警察们在这种案子里面很难受 – 明知道人已经不在了,但案犯不供,家属更是不相信,只要尸体没有找到,就总有一线希望。而警察在侦破方面的进展,往往会残酷地剥夺被害者家人最后这一丝期盼。所以,这时候的受害者家属,甚至会有不希望警方取得进展的难言情结。
我问老太爷 – 您怎么就能断定人已经不在了,又怎么推断出是埋在牛氏兄弟的房间里呢?
老太爷说这是案情决定的 – 如果绑架案的案犯只有一人或两人,他们往往在和家属联系的同时已经“撕票”。原因是他们人手不够,很难一边联络要赎金一边保证看住被绑架的受害者。从牛氏兄弟的情况看,他们手里根本没钱,窘迫到要靠借钱才能坐火车回家的地步,你想他们怎么可能有能力把一个被绑的孩子一藏十几天,而且不被人发现呢?肯定是已经把人杀了。
至于说人就应该藏在屋里,还是说到牛氏兄弟的状况。从绑架案的案情来看,他们向受害者家人发过有那名小学生笔迹的信件,信比较长,而且字迹平整,说明他们曾将受害人带到某个相对隐蔽但又有一定生活条件的地方。这个地方最有可能的便是牛氏兄弟的租住房。而在租住房中发现受害者的课本,笔记本等物,又反过来证明了这一点 – 按照正常的犯罪心理,如果他们在外面已经将受害人杀害并埋尸,应该将其随身物品随之掩埋,在租住房中发现多件受害人随身用品,就此基本可以确认受害人曾被带到这里。而牛氏兄弟并无交通工具,如将受害人杀害,又怎能移尸他处呢?
受害者就被埋在屋中,虽不能确定,至少是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实际的勘察果然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和赵老太爷谈这个案子,老爷子总是眼皮垂着,有点儿心不在焉。觉出其中还有蹊跷,正要继续追问,老太爷已经翻开一个笔记本,从中轻轻取出一张夹在中间,颜色已经发黄的纸张,递了过来。
'待续'
京城捕王之二十六 一张照片 (2012…02…08 23:40:11)
标签: 杂谈 分类: 梦里关山 (纪实,传奇)
我曾经和赵老提过,在《京城捕王》里面放几张老太爷的大幅照片,让大伙儿认识认识。因为老太爷出门都是骑自行车的,您要是走大街上忽然一看旁边过来的是他,不也多几分安全感不是?
这个要求被老太爷给回绝了。说你可别,我这照片还真不好放。我说为什么呢?难道您怕人报复?我记得报纸上,杂志上经常登您的照片啊。老太爷摘下帽子,摸摸自己头顶上不多的几根头发,讪讪道:报复我倒不怕,能报复我的基本都在那边等着呢。主要是我的照片不好挑。他们上杂志都用我穿警服的,可我在职的时候,一年到头也没几回轮得上穿警服的时候,我平时不是这样儿。干我们这行平时都是便衣。可要是穿便衣呢,人谁认我是警察啊。
看着老太爷一边对自己的照片“患得患失”,一边悉心地将头顶几根头发梳好,再扣上那顶十几年前极为流行的呢子鸭舌帽,忽然想起了“爱惜羽毛”四个字。
老太爷对我说,要是上照片,你把这张放上去吧 就是老太爷从笔记本中取出的纸条。说话的时候,能够感到老太爷隐隐的一丝惋惜。
这张纸条长十五厘米,宽二十五厘米,是一份复印件(原件公安局存档了),左上角上有表示此为该案第二十一号证物的“No。21”字样。
其中文字写道:
“周先生,吕女士,你儿已被我帮所绑,6号下午两点268车站 往华威桥方向的十里河站 – 烦周先生亲自交货。现金二十万,用一硬纸袋或一皮箱。你可以暗暗的报警,然后就可以见到你儿子的上半身,接着就是你们了。我朱蟒自出道以来,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想你也是明白人,该知道怎么做。”
署名朱蟒,纸条下方还有“6号送货,7号放人”的字迹。
见到老萨不解,老太爷解释道,牛氏兄弟绑架成功(受害者“周微”是化名,但确实姓周)以后,写了一封勒索信,自称“朱蟒”,让受害人照着抄了一份给受害者的父母,这就是底稿。
被绑架的孩子被迫写完这封信,早已做好准备的牛氏兄弟立刻用麻绳将其勒死,随后埋尸床下。而这份底稿,却没有被销毁,在搜查两人住处时被发现。
让老太爷感慨的是这张字条上牛氏兄弟的字。虽然还谈不上多好,但已经成了体,一钩一划颇有功底,显示两人上学时都是用功的学生。其中还很自然地掺杂了一些繁体字。两个绑架者时年不过十八九岁,但看字迹很多人都以为是中年人留下的。
两个半大孩子绑了一个孩子,在学校都是好学生。牛氏兄弟也想过凭着力气和能力好好挣钱,可是社会提供的机会并没有他们期待的那样多,那样好,最终沦落到连回家的火车票都没有着落,于是动了歹念。但是 …… 被绑的孩子之所以跟他们走,是因为曾在其父母工厂里见过打工的牛氏兄弟,对两个“大哥哥”全无防范。而两个“大哥哥”一开始就决定必须把他杀了,因为对方认识自己。
那个孩子就埋在他们的床下,而侦查员们观察到他们晚上睡觉时照样在床上打游戏机,嘻嘻哈哈地开玩笑。当提审员问他们睡在一具尸体上面会不会觉得害怕。兄弟中比较小的那个无所谓地答道:“我们怕什么?怕鬼?叔叔你知道的,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啊。”
然而,当罪证都被展示出来,两人仿佛一瞬间忽然感到了死亡的恐怖。他们开始拼命地推诿,说谎,哀求,配合,乃至拼命地把责任往对方身上推。他们都还没过二十岁的生日,都想活下去……
“晚了。”老太爷叹息了一声。
看着神情不属的赵老太爷,我说在日本有个类似的事情。1972年,日本警方在轻井泽包围了一批以大学生为主的激进派赤军武装,他们抢劫了一批武器后正在逃亡。赤军成员们发现警方的企图后绑架了当地的一名女性,躲在一座别墅里顽强抵抗,就是不肯投降。
这一案件的进展由电视向日本全国转播,影响很大。
考虑到对方的年龄,日本警方尝试了各种办法试图劝降他们,提出了种种优厚的宽赦条件;用大喇叭向他们广播世界形势;让心理学家劝说他们采用激进的方式改造社会并不合理;同意他们放下武器后就其主张进行辩论等,甚至请来了他们的父母。
但被围的大学生不为所动,甚至枪击来劝降的父母。
有的父亲随后就自杀了,至死不能理解孩子为何如此顽固。
直到警方最终突入成功,将抵抗者全部抓捕后才明白,他们不投降与其说是顽固,更应该说是恐惧 – 在被警方发现之前,这些赤军在山中宿营训练。为了纯洁队伍,他们进行了残酷的内部整肃,被怀疑革命不够坚定的成员遭到所有人的批判后被虐杀而死,而后再寻找下一个被怀疑的对象。为被怀疑者质疑或求情被认为同样是动摇的表现,自己也成为下一个被整肃者。结果所有的人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只能变本加厉地迫害昨天的朋友。
最终,三分之二的人死在了昔日战友的手中,个个死得惨不忍睹。
在所有人都变得越来越癫狂的时候,警方的围捕仿佛当头一棒,让他们从噩梦中醒来,重新看到真实的世界。可是,他们已经不能回头了。没有勇气面对现实,他们只有恐惧地抵抗到底。
我想,牛氏兄弟被捕以后,心情只怕也如同从梦中醒来,和这些无所适从的日本大学生一样。
我告诉老太爷,在轻井泽事件中,有两名警官做出了令我钦佩的举动。
一名是现场指挥官大久保伊势男。在两名同事被山庄中射出的子弹打死的情况下,这位机动队队长忍着眼泪拒绝指挥部用狙击手击毙开枪者的建议,坚决主张将他们活捉。他说:“我们不要让他们成为纪念碑!” – 他要让他们活着接受审判和世人的审视,而不是成为后来人眼里虚幻的殉道者。
另一名是在现场的高级警官龟井静香。他在目睹赤军自相残杀中死去的大学生们的尸体后极为难过,并深思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孩子们变成杀人的恶魔。最后,他得出了结论:“这是政治家没有做好自己的责任。”龟井静香因此弃警从政,开始了三十多年的政坛生涯,尽管他从未登上政坛的顶峰,却以一身正气获得人们的尊敬。
我问老太爷,您呢,您在审问牛氏兄弟案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慨?
'待续'
京城捕王之二十七 老师做贼 (2012…02…08 23: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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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爷似乎想了一下,没回答我的问题,反问道:“你上次问我北京的黑社会从哪儿起源的,对吗?”
“对,我还问您北京的黑社会是不是来自旧社会的会道门或者文革的红卫兵组织。”虽然意识到老爷子想跑题,但这个题目的确是我十分感兴趣的,所以他要跑……就跑吧。看得出来,刚才的问题有些沉重,老太爷不想谈下去,索性换了个话题。他主动出击的习惯,在采访中也是一样。
“我告诉你,北京的黑社会跟他们都没什么关系。北京的黑社会是从扒窃发展来的,我们在公交车上抓的贼,后来好多都成了黑社会的老大 – 有一次他们说抓了一个黑社会老大,三条腿跳舞满场飞奔,说的神着呢,等我一审,嗨,这不老在无轨电车上扒窃那潘瘸子吗?我抓过他多少回了。”
“为什么他们能成事呢?扒窃的智商高啊。我们抓的这些小偷里边,真有些让人刮目相看的。(老尹插话:‘古人云偷儿状元才嘛。’)比如,我抓过一个小偷是大学老师,教师范的……”
“等等,老太爷,我就是学师范出来的,您说的是北师大的老师偷钱包?!”老萨急了。
“不是,虽然也是师范,没你们名气大。”赵老太爷乐了。
不管怎么说也是教师范的老师啊,怎么会去做贼?
老太爷娓娓道来 – 话说有一段在103路公共汽车上老有人丢钱包,凭经验应该是有一个装了“避雷针”的贼一直在作案,可就是抓不着他。侦察员头疼得很,找当时负责公交打扒的老太爷帮忙。老太爷亲自去跟了两次车,竟然也抓不着,而下车就有人报案。老太爷不禁对这个神出鬼没的家伙大为佩服。
佩服归佩服,把老太爷惹毛了后果是十分严重地。他叫上两个徒弟回局里一通分析,晚上通知公交分局调侦查员 – 那贼应该是上班族模样,肯定在阜成门站下车的时候作案,你们明儿早上跟103路,七点半到八点之间到阜成门站把三个门都盯上,去抓吧。抓住了问他是不是从白塔寺上的车,如果是,那就抓对了。
众人半信半疑,但还是照计而行。第二天早上真的把这贼抓来了。此人戴着眼镜,颇有气度,从白塔寺上了车就找个座坐下,手里拿一卷报纸,安安静静地看。这种人,怎么看怎么一个上班族,通常不在侦查员监视对象之列,因为他根本就不像一般的贼往人堆里挤,没有嫌疑。
等到阜成门的时候,此人也随人流下车,快到车门时忽然手一伸肩一提 – 这是扒手的典型动作啊!当时就把他按了,偷的钱包还没来得及扔呢。侦查员心里对老太爷那个佩服,说这简直神了,说他什么样儿他就什么样儿,说他什么时候偷他就什么时候偷,这贼怎么这样听指挥呢?
对此,老太爷说讲穿了一点儿都不神秘。与想象中凭拍脑门破案不同,老太爷办案很注重科学。老太爷带两个徒弟根据103路公共汽车上被盗案件画出了一张图表。看着图表,老太爷很快发现了一个规律 – 从周一到周六,每天早上七点多不到八点在阜成门站必有一个失主报案,每天下午五点多不到六点白塔寺站必有一个失主报案,但从没有破获过。别的时段也有丢钱包没抓住的,但是分布颇为凌乱。
根据上面的信息,老太爷注意到,第一,要是有报案,则阜成门报了,白塔寺必然也会报,要是阜成门没有报案,白塔寺也不会有;第二,星期天和法定节假日不会有案子,其余几乎每天都要丢两个钱包,一个是早上在阜成门被扒,一个是晚上在白塔寺被扒,时间十分准确;第三,丢钱包的都是下车之后报案的。
对于老太爷来说,这里面的信息足够了。北京市公安局的老局长马永臣外号“马尔摩斯”,所以北京的老警察很多都有推理的情结。老太爷据此推论 – 第一,这些案子都是一个贼干的,此贼应该每天正常上班,有正当职业,每天利用上下班乘车的机会顺便扒窃,来回各偷一次。理由呢?可以看到所有的节假日,以及正常工作时间他都不作案嘛!(当时周六仍要上班)另外,正因为他是真正的挤车上班族,才有和一般窃贼不同的外观,容易被跟车的侦查员所忽略;第二,这人上班时出发站应该是白塔寺,到达站应该是阜成门,回程时相反。这是因为受害人在阜成门报案正是上班高峰期,在白塔寺报案正是下班高峰期;第三,此贼应该是在下车时动手 – 很简单,他要在车里已经动手,怎么会所有的受害人都在下车后才发现失窃呢?他们一找车票就该发现钱包丢了嚷嚷起来。
抓住此贼以后发现,果然一切都和老太爷分析的若合符节。只他居然是一名大学教师令人很没想到。这个贼老师家住白塔寺,果然是上班途中要在阜成门换车。他的作案方法除了仅在下车时动手外,还有一手 – 总有一些人在上下车的时候脾气火爆,发生争吵,这时候贼老师会主动上前去劝解 –顺手把人家的钱包劝到自己口袋里。他的技术相当不错,据说是无师自通,在自家练开水中夹肥皂练出来的。如果不是这位还带有几分书呆子气,把案子做得太有规律,还真不容易抓到他。
除此之外,此人还有两点令人惊讶。第一,警察们看到大学老师偷钱包,都认为他有偷窃癖,但最终证明这和变态行为无关。当时脑体倒挂严重,大学教授卖大饼的都有,做贼也不算太新鲜;第二,这位老师教的是政治经济学,辩证法等课程,因此有警察讽刺他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样的老师误人子弟。这贼老师很有自尊心,坚决不承认。
逼急了,贼老师说不信你们听听我讲政治经济学,看是不是误人子弟。看守所当然不能让他上课,但提审的时候当个插曲,一帮警察真的听他讲了一次。这位旁征博引,竟把警察们听得瞠目结舌。老太爷至今还记得他的一段话 – “……如果马克思今天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的房价要涨,要大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