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捕王-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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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怎么断定他身上有大案子呢？”我问。

　　“简单啊，这案子越大的主儿，身体僵硬程度会越大。”老尹回答。

　　“程克僵得很厉害吗？”

　　“还不厉害？走路都一顺边儿了还那儿挑苹果呢，他糊弄谁啊？”

　　。。。。。。

　　“一顺边儿”，又叫“顺拐”，除了古埃及人没谁这么走道儿的，程克肯定是没注意到自己已经一顺边儿了。

　　老尹跟我讲这些时，老太爷就是听，笑嘻嘻的好像很有兴味。不一会儿，老爷子也开始叨唠了　–　听了老太爷的话才明白，他办案也不是按照常规程序来的。

　　老太爷办案，十件有八件是中间插一杠子。他的这个队任务特殊，人员平时十分分散，早晨开个会之后一声呼哨人就都没了　–上哪儿去？都下基层了。他们的日常任务要求其随时尽量掌握帝都每个角落里发生的事情，这种活儿，坐在办公室里是没法干的。

　　于是，一个偶然的线索，就可能牵涉到兄弟部门已经侦缉了多日甚至几个月的某起要案，而起到突破的作用。对案犯来说，可能对着正面压来的侦破力量还能见招拆招，遇上赵老太爷这样突然照后脑勺来一下子的打法很难适应。

　　有趣的是，对这种拦路打劫式的做法，各部门通常都抱欢迎的态度。

　　这首先是因为赵老太爷所部可以帮助某些大案打开突破口，一旦突然抓了某个主犯或者首犯，极利于已经在案件上下了很多功夫的部门扩大战果，从而收束整个案件。

　　另一点，恐怕就是老太爷他们这个队特殊的来历了。根据历史档案来看，这个队脱胎于北京市公安局第十三处刑警队。在北京市公安局，这个第十三处很是古怪，负责刑侦的第一处，第二处都是从十三处分出去的。

　　最初发现这种渊源，老萨曾以为自己搞反了　–　按照序号，第十三处是一处，二处分出去的才合理吧。然而，现实确实是刑总出身于十三处。这是因为现在的一处二处之名都是公安系统重新划分编制后新确立的，与建国时的一处，二处不是一回事，而十三处则一直存在。

　　在北京市公安系统中，十三处从管公交起家，却有个外号叫“不管处”，就是说局里别人不管的也都归它管。这说明了此处的重要性，但也不免给它带来必然的问题。

　　我曾经听到一种说法，周恩来总理把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的一个科称作“天下第一科”。试想，周总理封的“天下第一科”，当电视剧标题都可以了，多响亮的名字啊。但以总理审慎的性格，会说这样的话吗？带着这样的患得患失，老萨想从老太爷那儿证实一下此事的真伪。

　　谁知老太爷一听就很肯定地回答，是有这件事，十三处一课，就是总理说的“天下第一课”。可是老太爷脸上的表情，却没有多少应有的自豪，反而带几分尴尬。

　　老萨好奇去问原因，老太爷才苦笑着说，总理说我们是“天下第一课”，原因是我们这一个科居然有一千多人，天下再没有比我们更大的科级单位了。

　　系统庞大到这个地步，是不分家不行了。

　　然而，分了家，毕竟同气连枝，所以老太爷他们和刑总二处等刑侦对口单位都是同门，连人都能互相借来借去的。除了分工不同，谁破了案没什么分别。所以相互配合一直十分默契。

　　这样，也就为老太爷他们屡破大案提供了机会。

　　老太爷破的诸多大案让老萨颇为垂涎，但是写那个好呢？老太爷给了个建议　–　别光写我们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儿，走麦城也应该写写，其实，有些出了教训的案子，更值得我们回味。

　　那，您看从哪个谈起比较好呢？

　　咱们从杨银龙那个案子说起吧。

　　杨银龙？老萨记起来了，汪旱英警官给老太爷列的十四大案中，此案排名第三，内容似乎是“劫杀数十名出租司机的首都悍匪杨银龙犯罪团伙案”。汪警官对老太爷在这一案中的表现颇为钦仰。

　　钦仰？听我这样说老爷子又是苦笑着摇摇头，不自觉地拿起了身边的算盘，轻轻地一挥手，算盘珠儿就都归了位　–　那是他没跟着我走整个案子。杨银龙，杨疯子啊，差点儿拿枪把我老头子都打了……

　　＇待续＇

　　京城捕王之三十一　盗宝　（2012…02…12　21：58：42）

　　标签：　杂谈 分类：　梦里关山　（纪实，传奇）

　　杨银龙和他的团伙曾是令北京出租司机的家人痛恨至极又恐惧至极的一个阴影。

　　今天在北京和出租司机谈安全问题，人家多半会苦苦一笑　–一个月两三千块钱儿，劫我干嘛？也是，随着地铁的发展，油价的上涨以及交通的日益拥堵，北京的出租车行业现在很不景气，不少司机都在凑合活着还是干脆改行之间头疼。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出租车现在基本都装了防护网和卫星定位系统，让劫出租车的成本大大上升。其实，这些设备的增加，正是因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前期，在北京曾经连续发生劫杀出租司机的恶性案件。最严重时甚至到出租司机出去上班前要跟媳妇交代存折在哪儿的地步。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收入还比较低，出租司机手中总有几百块现金，对一些抢劫者来说已经足够诱惑，更主要的是可以劫持其所驾出租车，送到外地出售。

　　一些地方小工厂明知一些车辆来路不正，仍然专门从事对这些车辆的加工。这些工厂极善于把几辆不相干的车互换零件乃至底盘，甚至用高温錾字法修改发动机号码，改造完成的车保证连它妈妈都认不出来。

　　这些小工厂为了利益助纣为虐，是绝非如文字这般轻松的。

　　在警方记录中，曾有一次被劫的出租车在白沟附近被截获。其原因是购买出租车的新车主驾车回家，被人发现其经过的路上不断有鲜血滴下，于是报警，将其抓获。原来，将出租车卖给他们的抢匪甚至懒得处理司机的尸体，竟将其塞在后备箱里一起卖给买主。买主在夜晚买了车，也不知道后备箱里还有尸体，行驶一段后由于颠簸盛放尸体的胶袋倾转，其中的鲜血便渗透出来。在杨银龙团伙被破获之后证明，这正是他们所做下的一起案件，其残忍凶狠可见一斑。在九十年代前期这个团伙的八名成员先后向白沟等地输送抢劫的出租车近百辆，杀害出租司机数十人，是北京杀害出租车团伙中最猖狂的犯罪集团之一。

　　所以老太爷他们破了这个案子，引来不少出租公司，被抢司机和遇难者家属送匾送锦旗，几乎应接不暇。

　　现在抢劫出租车的事儿在北京少了，主要因为增加了保安设备，作案很容易被发现，再加上出租行业收入滑坡，而且现在中国汽车多了，车况不佳的出租车缺少市场，抢出租车实在是一种风险大，利润低的买卖，琢磨透了这个道理的贼宁可奔故宫去了。

　　本来，坑里不该挖坑，再说故宫盗宝的案子其实情节简单，案犯因为在警方档案中留有指纹而很快暴露，没什么好说的。但谈到盗博物馆，实在让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就是有些警界的朋友也有意无意地撺掇老萨把它写写，免得破不了案矛头都指向警察。现在有些博物馆的保安之懈怠，的确达到让贼吃惊，让警察也吃惊的地步。

　　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如果有人看过奥黛丽赫本主演的《赝品》，可能还记得赫本扮演的业余小偷与专业的博物馆保安专家有段对话。专家问赫本，你要是博物馆的保安，整天对着一堆不属于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偏偏还得小心伺候的文物，你会有什么感受？赫本老老实实地回答：“烦死了。”

　　因为里面都是无价之宝，很少有几个博物馆舍不得投资购买最好的保安设备，对某个汉朝王爷骷髅的保护可以好到让某些国家元首嫉妒，但窃贼仍然有隙可乘。这主要就是因为赫本提到的保安那种“烦死了”的心态。由于没有警方人员那样的警纪约束，各博物馆的保安多半很难长期保持紧张的状态。要有个老外专家得机会参观司母戊大方鼎可能会激动得发心脏病，而警卫大方鼎的保安每天上班开门，下班锁门，迎来送往，只怕看这玩意儿远不如看家里炒勺顺眼。警卫松懈也属正常。前些天炒得沸沸扬扬的故宫盗宝案，只不过因为被盗的地方太特殊了。实际上警方的记录中，比这触目惊心的事情也有得是。我在警方曾经看到一份通报，几乎让老萨当场翻了白眼。

　　你说贼到博物馆偷东西吧，偷俩漆器或者一口宝剑也就罢了，竟然有人能偷走一口钟！

　　通报上记载，事情发生在陕西某历史博物馆，八十年代中期这里出了一起内贼通外鬼的案子，把陈列在大厅里的一口秦朝的钟给偷走了　　从博物馆偷跑一口钟，而且这口钟还是用玻璃罩罩起来的国家一级文物，这本来就是个令人吃惊的事儿。但更令人吃惊的是这案子居然找不出嫌疑人来。

　　这口钟当年被发现后，国家文物局一位老大曾经对陕西的领导说：“就这一件东西，足够你们陕西两千万人民吃三年。”咱们算陕西人节俭，算每人一个月就吃一百块钱，两千万人民吃三年也是天文数字。所以，从通报看，发现失窃后，博物馆方面当时就麻爪了，立刻报警　，案子最初是报到了西安某分局，刑警队当即出动，几位老大一查，警报器的线路被切断，立即推定有内贼策应，而后一面勘察现场，寻找指纹；一面排定二十四小时内在现场出现过的工作人员。

　　结果，被盗现场周围的指纹很快出来了，十分清晰，六个人的，四个清洁工，一个报案的保安，一个游客。但谁都没有作案条件和作案时间；接着二十四小时内出现过的十几名工作人员也被一一排除。

　　分局坐蜡了，为了在最短时间内破案，只好上交到市局，市局不敢怠慢，当即成立专案组，请当地首屈一指的刑侦专家钱夫子挂帅破案。

　　钱夫子果然不凡，看了案卷，沉思片刻就找到了关键问题　–问问博物馆，最后一次看见这钟，是什么时候？

　　这一问，居然把博物馆上下问得张口结舌，谁也答不上来。我估摸着是谁也没想到贼能拿一口钟做目标，所以没人特意去注意它。这时候再指责保安干什么吃的去了已经没有意义，面对这种虽然奇怪但确实符合心理学的集体失忆，警察们也无可奈何。

　　钱夫子到底是钱夫子，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你们去找游客，看他们的照片，最后拍过这口钟的，是哪一天。

　　招儿是好招儿，结果却一张照片也没能找到。

　　该博物馆大厅中立有“禁止拍照，违者罚款”的标牌，这对不喜欢受限制的国人来说本来起不到什么威慑作用，无奈保安清贫，把这条规定当成了创收来源，结果敢在大厅拍照的游客无一漏网，自然也就不会有谁的照片带这口钟了。

　　最后调查到的结果哭笑不得　–　可靠的最后目击竟然是十五天前曾有一学术团体来参观，看过这口钟。

　　十五天？！这肯定不准确，因为也有馆里的工作人员影影绰绰记得后来什么时间见过这口钟，但已经记不清具体日子了。

　　然而，哪怕是五天，天天有人保洁，天天有人在这玻璃罩周围转悠，现场早就被破坏得一干二净了，没有任何线索，还让钱夫子怎么破案呢？

　　事儿被继续上交，公安部的专家也没办法，只好说等待其销赃暴露吧。

　　这一等就等了十二年，还真是监守自盗。

　　＇待续＇

　　京城捕王之三十二　杨银龙是个疯子　（2012…02…13　17：54：54）

　　标签：　杂谈 分类：　梦里关山　（纪实，传奇）

　　关于陕西丢钟的事儿，有必要作一点澄清。这倒不是该案件不能谈，此案已有公开报道，而且比老萨写得更加不客气。需要澄清的是丢的钟虽然名为钟，实际并不大，尺寸只和编钟相仿，一个人就能把它弄走，要真是跟大钟寺那口钟似的，再有能耐的贼估计也没法把它扛出去。

　　案件侦破后，证明也的确是一个案犯就把钟弄走了。案情并不复杂，且手段颇为拙劣　–　闭馆时盗钟的贼不走，暗藏室内。担任保安的内应一面清场一面悄悄切断了警报器的电源。与此同时，盗钟的贼用钳子破坏铅封，掀开玻璃罩完成盗窃，并在保安的掩护下将钟带走。

　　有人问那保安为什么作了案不跑。他说本来准备跑的，第二天借着轮休已经跑出去了，却发现博物馆里没一点动静。这让他起了疑心，认为自己偷的可能是复制品（因为这个猜度，价值连城的这口钟才卖了两万元）。为了一个复制品当逃犯未免搞笑，这位第三天又回去了。结果展柜里空着，大小领导无一提及，大家该忙什么忙什么。这是怎么个意思呢？保安想问又不敢问，真正是百爪挠心一般。

　　直到第五天才有人发现报了警，也解除他的煎熬。在警察讯问时作案的保安很是镇定　–　他算是想明白了，这五天里都打扫好几遍了，怎么可能还有痕迹留下呢？

　　他反而叹息当初要知道这样，就不找帮手了。

　　最后这案子果然如公安部的专家所料，由其他案子的审理被带了出来。此时，那口钟流落到香港已经十几年了，反而要文物局大力做工作才能收回。这样的案子，你让警察多长出两只手来，他也破不了啊。

　　所以，有警方人员担心，故宫盗宝案最大的麻烦可能不在这个案子能不能破，而在其暴露了博物馆保安的松懈，会把更高明的贼招来。要知道，此案发生前，别说贼了，连警察看故宫都是满怀景仰的，谁也没想到那地方居然可以被盗啊。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这下子有的头疼了。

　　其实，真的受此鼓励循踪而至，只怕有的贼会发现自己死得不明不白。

　　并不是所有的文管部门都松懈的。前年陪着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先生去颐和园，考察停放在耕织园的清代火轮船永和号，对这一点老萨曾深有体会。那天参观考察一切顺利，唯独有一点遗憾的是北京海军史专家方禾先生有事，眼看已到闭园时间仍未赶到。永和号是我国现存唯一清代明轮汽船，船型优美，两侧饰满忍冬纹的桨轮外罩极具皇家风范。这条船不久后将被用玻璃罩罩起来，作为舰船美术方面的权威人士，方禾先生若不能抓住最后的机会一睹该轮全貌，会是十分遗憾的事情，所以连连打来电话，请我们和管理人员商量稍晚关门，自己马上就到。

　　陈悦先生的面子大，管理人员也不好推却，但又期期艾艾不肯答应。陈老看出其中似有难处，和蔼垂问。人家只好说了实话：“到了闭园时间保卫处会在院子里放狗，那狗六亲不认，凶猛异常，连我们都不敢出去……”

　　要是有贼偷到这地方儿，那，闹不好会演出人兽大战的。

　　说到陕西盗钟事件，不仅因为博物馆盗窃案引人关心，而且因为这也属于警方侦破失败的案子之一。既然老太爷说我们应该多说说警方“走麦城”的案子，说说它也不算跑题太远。

　　如果说陕西盗钟走麦城责任不在警方，伏击杨银龙团伙失败，就不能怪别人了。

　　说起杨银龙来，老太爷直摇头，说那是北京黑社会一疯子。按照多年和北京黑道“打交道”的经验，老太爷心里有本贼经，基本每个黑社会老大都能给你描述出一个清晰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