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你到最后-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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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特玛根本不理解我，从她脸上可以看出来，她真的被激怒了。她叹了一口气，声音开始变得冷冰冰的。
　　“我们阅读所有能得到的关于癌症的信息，阅读所有发表的医学研究成果，范迪安潘先生，如果芝加哥或洛杉矶发现了什么，在同一天我们就会知道。自从有了因特网，所有信息都是完全公开的。每个人都可以看，你的妻子已经发现这一点了——”
　　噢，我是多么讨厌她那嘲讽的语气，讨厌谢特玛表现出来的傲气，特别是她已经知道同一所医院里她的同事所犯下的“太粗心”的错误。
　　“还有什么吗？”
　　是的，还有三片烤牛肉，臭三八。
　　我看看卡门，她在摇头。她想离开这儿。昨天看来还是相关的问题，现在只会延长我们在医院的无聊时间。
　　“没有了，就这些。”我说。
　　我们站起身，穿上夹克。
　　“你们要让我知道是否想开始化疗，是我的话我会做的。”谢特玛医生一边说，一边和卡门握手，这时她很和颜悦色。
　　“是——好，我们明天打电话给你。”
　　“那么再见。”她说，声音又冷冰冰的。她居然也和我握手了。
　　“谢谢。再见。”我说。
　　我握紧卡门的手穿过走廊，不敢正眼看其他在等待的病人。感觉所有人都在看我们，这种感觉就像和一个裙子太短的美女一起走过平台——你知道每个人都在看，但却要装作毫不在乎。卡门今天没有穿太短的裙子，但她眼睛红了，手里还拿着手帕。我用手搂着她，眼睛直盯着走廊尽头。人们肯定在轻轻碰旁边的人，对着我们的方向点头，低声议论。噢，天哪，那个女人，还这么年轻，这么好看。她肯定是刚听说她得了癌症。看看她身边的那个男孩，他多伤心啊。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同情，他们的情感渴望。幸好今天卢娜不在这儿，不然这个画面会让他们更觉同情。
　　我不信奇迹
　　但为了你我信
　　亲爱的，为了你
　　我盼望发生奇迹
　　Bruce　Springsteen；from　Countin'　On　a　Miracle（The　Rising；2002）
　　11
　　卡门在念谢特玛医生给我们的那本小册子，那位精神治疗医师采用的是卡尔？西门顿法。按照册子所说，他是“癌症治疗法领域的先锋，他倡导的疗法中不仅身体起重要作用，大脑也起重要作用”。
　　“应该是金凯瑞的亲戚。”我语带讽刺说。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买了两本西门顿的书离开书店。
　　我们把卢娜放上床睡觉，今晚电话一直没有停过，我们把听筒放开，然后我们各自拿起一本西门顿的书。卡门翻开《治愈之旅》，我开始看《恢复健康》。
　　“有人可能会担心我们在给予病患一些‘假的希望’，但我们希望患者可以用正面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我念道。
　　没多久，我看到《治愈之旅》从我面前飞过去。
　　“天哪，我正坐在这阅读有关癌症的东西！我不愿读关于癌症的东西！”卡门尖声叫道。“这不公平，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我非常同意她富有见地的分析，但我所能做的就只是紧紧抱住我怒吼着的、发着抖的小卡门，抚摩她，吻她，低声安慰她，“冷静，宝贝，别这样，别这样——”
　　这是女王生日的前一夜。整个城市都在忙着庆祝，但在阿姆斯特芬路872号，两个痛苦的人儿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我想跳舞，跳舞，跳舞
　　在火山上跳舞
　　De　Dijk；from　Dansen　op　de　vulkaan
　　（Wakker　in　een　vreemde　wereld；1987）
　　12
　　九点一刻，门铃响了，弗兰克站在门口。我惊讶得几乎晕倒，因为不上班时，不到午餐时间弗兰克不会认为一天开始了。
　　弗兰克很懒，是个自我中心、自命不凡的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不像托马斯，弗兰克了解我的一切。我们整天在一起工作，他知道我怎么想，我喜欢什么样的三明治，他知道在伯尼维公司，我不仅上过莎朗，还上过丽莎、辛蒂和戴安妮，知道我和卡门谈恋爱还不太久的时候，我还定期和穆德发生关系，因为我们曾合租过公寓及旅馆房间很多年，晚上我在房间做些什么，他都听得一清二楚。弗兰克的性欲和我恰好相反。认识他时间还不太长的时候，我认为他肯定是偷偷去妓院销魂，但现在我知道他就是对上床不太感兴趣。像我们去酒吧这么多次，跟他攀谈然后发生关系的女孩子微乎其微，我们认识十五年来，他只跟三个女人上过床。我猜我明白他心里怎么想的，他相当自视，不要女人，不要家庭，除了自己，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弗兰克唯一要花钱就是弗兰克他自己，而他简直就是花钱无数，挥金如土，不过他花钱总是很仔细。弗兰克自有风格，而且他希望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弗兰克会参观适宜的展览，去有分量的餐厅。最新款的普拉达甚至还没有进商店，他就有了（而且他从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在MIU午餐时似漫不经意地提起）。他大部分的钱都花在位于博勒姆格兰修特的豪华楼顶公寓。
　　这个公寓和舞厅一样大，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价值不菲。光厨房就比我们阿姆斯特芬路的家里所有家具花的钱还多，倒不是弗兰克经常进厨房，因为他不会做饭。弗兰克不会熨衣服，也不会洗衣服、购物或换自行车胎。此外，弗兰克没有管家，没有驾驶执照，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繁杂的事务。有时他父亲会从布雷达来这，把他公寓的家务活都干完。他妈妈负责整理，给他洗衣服。他每周两次来我家吃饭，而且他极其理所当然地认为不管我们开车去哪，他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他常和我们一起去，他觉得如果是真的朋友，就不会计较这么多。
　　“我肯定不能让你一个人过女王日，对吧？”弗兰克和托马斯不同，他和我拥抱、亲吻不会觉得尴尬。度完假回办公室、过生日、还有赢得新客户时，我和弗兰克总是会互相拥抱。我喜欢这样。这让我想起通常只有在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歌里或啤酒广告里才见得到的那种友谊。我们家马上就被弗兰克弄的气氛高涨，卡门既高兴又意外，卢娜高兴得叫起来。她非常喜欢弗兰克，弗兰克也非常喜欢她。
　　我们坐在餐桌边，弗兰克愉快地应卡门之邀一起吃星月形面包，他问我们怎么样，卡门原原本本告诉他，期间偶尔被我打断。每次她觉得难以继续时，弗兰克就把手放在她胳膊上，他很仔细地听我们述说昨天发生的一切。谢特玛医生的解释、化疗，以及我们走过走廊和走出医院时的心情。
　　这时我变得更沉默了。起身去了好几次厕所，其实我并不想去，但我就是坐立不安。幸好，我闻到了屎臭味。
　　“我带卢娜上楼给她换尿片。”
　　我抱起卢娜上楼。我的眼里满是泪水。我把卢娜屁股擦干净，换上一块新的尿片。卢娜露出惊讶的表情看着我。“哦，宝贝，我的亲亲小宝贝——”我扣上她连衫裤上的按扣，举起她，然后紧紧抱在怀里，泪水从脸上淌下时，我扭头看着窗外。我仍然无法接受，我们才三十六岁，我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们过着美满的生活，我们有足够的朋友，我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可是现在，女王日，我们却坐在这花了半个上午的时间只谈论癌症。
　　把弗兰克送走之后（他问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不想和他一起出去——卡门没有松口），我甚至更加焦虑。今天早些时候她告诉我，不想在一群呐喊的人群中度过下午。我当然理解，但是想到整个下午就坐在这里伤心几乎使我发疯。不让丹尼参加派对，比抢走卢娜的傀儡娃娃还要糟。现在，特别是现在，我想出去，我想喝个大醉，我想参加派对，我想做任何事，只要不继续谈癌症。
　　坐回餐桌边时，我重重叹了口气。
　　“你烦了也不必表现得这么明显，”卡门尖声对我说，“得了癌症我无能为力。”
　　“不，我也不能。”我愤怒地说。
　　我想跑我想躲我想挣脱那困住我的牢笼U2；from　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The　Joshua　Tree；1987）13一个小时以后，我再也无法忍受。卡门坐在那翻阅《身体内部世界》，我知道她其实看不进去。
　　“该死，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在家里干吗？”我突然吼道。
　　她看着我，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哦，不，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吗，过去二十四小时无数次的痛哭？我逼着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跑向她，紧紧抱住她。“宝贝，我认为出去做点什么对我们会更好，这样对我们一点好处没有，至少我们带卢娜去沃德尔公园吧。”
　　她擦掉眼泪，“好——是的，也许这样更好——”女王节这天，沃德尔公园满是来自城市高级区——阿姆斯特丹南部的孩子，甚至急于表现天分的孩子也都是阿姆斯特丹南部的，两个小男孩正在卖自制的桔馅饼，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他们是儿童唱诗班的。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做过馅饼，也想象不出布雷达鲁德的哪个朋友做过这个。还有一个孩子在背诗，脸上严肃的表情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如果我有个这样的孩子，我宁愿不要。”卡门说。
　　是谁让孩子做这些？诗歌就像华丽摇滚，像4—3—3布阵的足球队——除了我年迈的荷兰语老师和《荷兰国家日报》的评论员，我不知道还有谁会读诗。这些孩子在自豪的父母关切的目光下演讲朗诵、弹小提琴、耍宝，通常他们都很恼人，我和卡门越来越厌倦。一个穿橙色衣服的小女孩，扎着马尾辫，让我们听她学小提琴的经过。“我宁愿卢娜进监狱也不愿让她去上小提琴课。”我在卡门耳边轻声说，她哼了一声。这个穿橙色衣服孩子的母亲不会认为我们很风趣的。
　　“很好，不是吗？”我问，将卢娜抱到我的肩膀上坐着，穿过巷子走向公车站。
　　卡门吻我脸颊，眨了眨眼睛。
　　那个可爱的夏天已经远去了那个始于五月的夏天你以为它永远不会结束但不知不觉间夏天又已远去了Gerard　Cox；from　Het　is　weer　voorbij　die　mooie　zomer（Het　beste　van　Gerard　Cox；1973）14再过三个月，夏天就结束了，化疗也会结束了。那时卡门头发已经掉光了。开车带卡门去医院做第一次化疗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夏天有很多事我基本上可以不用想了。周日布鲁明岱尔海边之旅？不，如果卡门没有头发了，她几乎不会想去。如果化疗对她身体产生极大影响，那我们也可以打消去纽约过复活节的计划了。星期二下午在公园踢足球？算了吧。我必须待在家给卢娜喂吃的，哄她睡觉，因为卡门正在楼上躺着，不停呕吐。当然我可以经常给弗兰克或穆德打电话，让他们来替一会儿，然后自己去踢足球——
　　我甚至还没有考虑这个夏天、这次化疗以后的生活。我甚至不敢开始去想接下来的几个月将会发生什么——我不敢往后想。
　　我们开车到环形路时，开始下小雨。好。就我来说，这个夏天结冰都可以。我关掉收音机，今天上午DJ埃德温？艾维斯对我来说过于快活了，我打开CD，迈克尔？斯戴普唱道：“不管日子多么艰苦都要撑下去，就算所有的事都是错误，就算明明知道生命无法继续都要努力。”我们俩都沉默地坐着，卡门也在听。她擦去一滴眼泪，我把手放在她的腿上。“不，不，不，你不是单独一人。坚持，坚持。”卡门把手放在我手上。“坚持，坚持。”“嗳。”歌曲结束时卡门叹了口气。
　　我们朝走廊尽头谢特玛的办公室走去，首先是抽血样，不记得是验什么了，大概跟白细胞有关，不然就是红细胞。他们给卡门扎针抽血，然后给她一块棉签压住扎针处，再然后我们又回到走廊上。等。在医院的这几个星期我明白了一点，等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他们给你的预约时间只是准备阶段。一刻钟以后，我已经看完了在医院商店买的《人民报》。刚才我在走廊上看见女性杂志中有《荷兰国际足球》，还有《故事》和《玛格丽特》，《国际足球》里面介绍的比赛结果，我大部分都已经知道了。终于，我们被叫进去见谢特玛医生，这次她看起来甚至兴致很好。
　　“那么，今天我们是要治疗了，不是吗？”她说，就像个童子军领队带着一群小童子军在阿登山脚下。
　　卡门的血液没问题，治疗可以继续。她说，我们要去三楼的化疗室。
　　我从来没有做过，但隐隐觉得看化疗不会是一个灾难。我答应卡门每次我都陪她一起去，她放了心，说我真好，想陪她。嗯，是，“想陪她？”我暗想。我只是不想卡门一个人去面对这些罢了。我无法想象会有人真想陪着去做化疗。
　　我没有错。大部分化疗病人的爱人都在家、在上班、或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哪也罢，反正不是在化疗室。
　　我们走进去时，一个新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医院病房，远远不是，有人是花了心思把这个地方弄得看起来很温馨。靠近窗户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两个咖啡壶，一些咖啡杯，还有一碟姜味面包片，一半涂了黄油，另一半光秃秃的，符合化疗主题。有两个空的圆桌，铺有桌布，其中一张桌上放着一盆小植物（不要问我那是什么植物），已经干枯了。两张桌子边都有低椅。这里的一切布置都给人感觉像普通家庭的普通房间。但是，很可惜，这里的病人多少破坏了这里的基调。他们手上有大块胶布，胶布下连着透明管子，管子另一头连着挂在推车上一包包红色透明液体。现在可以看到，液体通过导管滴下来，然后消失在胶布后面，恐怕，再然后就是进入身体内了。这看起来并不健康，肯定也不会令人愉快。
　　四个病人中有三个都推着吊挂点滴的推车。一个看起来是很开朗的男人，身上有大块已经消褪的文身，他没有吊点滴，这意味着他和我一样，不是病人，或者只是我这么认为。他肯定是和坐在他身边的那个年龄较大的胖女人一起的，他紧紧握住她的手。他的妻子在吊点滴。她头发很少，染成深红色，透过头发可以看见她的头皮。坐在她旁边低椅上的是一个约五十岁的男人，他和意大利裁判科里纳一样秃，他的眼睛也很奇怪。仔细看过他之后我发现，不是眼睛使他显得很怪，而是因为他没有眉毛和睫毛。
　　另外一个是一个时髦的年轻人的，他戴着一顶盖茨比帽。我想他大概二十岁。我记得，上星期他也来了，在谢特玛医生的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那时他和他的女朋友一起，一个小女孩，看起来像意大利人，齐肩黑色卷发。她是个漂亮的小美人。我记得那时我觉得高兴，因为我们不是与癌症有关的唯一年轻人。那么今天他的女朋友去哪了呢？我想她已经离开他了，因为他可能有睾丸癌或其他什么癌。如果她还没有离开他，那么她更是个胆小鬼，她的男朋友在做化疗她去哪了？不，我没有那么糟糕，我有些自得。
　　“早上好，我是珍妮。”一个斜眼的护士说道。
　　“嗨，我是卡门。”卡门语气充满同情。
　　“嗨——我是丹。”我说，一边和珍妮握手。
　　斜眼护士指着旁边一个二十几岁穿着白色护士服，看起来有点笨手笨脚的小女生说：“这是优兰达，我们的实习生。”
　　实习生？实习生？一个二十来岁的黄毛丫头就有机会列席我们的化疗洗礼，我内心认为这肯定是一个充满泪水的过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