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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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任传仲等人紧急商讨对策后，决定抵抗还击，结果致使工宣队员王松林、张旭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被打死，七百三十一人受伤。
工宣队是毛泽东决定向清华派出的，红卫兵竟然敢打工宣队，这使他极为震怒。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五大学生领袖”谈话，谈话持续了五小时。谈话后北京市由大专院校红代会出面召集四十四个大专院校代表进行传达，各校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聂元梓、蒯大富等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到了八月底，工宣队进驻北京全部五十九所高等院校。
千字有头，万字有尾。
话说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预见到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倒台已成必然趋势，一月二日毛泽东又发出最高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批示道：“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後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提“走资派”，而是老调重弹“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他所指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其实指的是在文化革命中曾经为他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红卫兵、造反派。
上海一月夺权后，各地红卫兵、造反派夺权斗争风起云涌，满以为可以掌权了。却不料毛泽东另有如意算盘：全国实行军管，搞三支两军，他的意图很明显，支持红卫兵、造反派夺权，但不让他们真正掌权，让军队把权再夺走，于是军队堂而皇之把红卫兵、造反派拼死血战了半年才拿到手的大印“接收”了。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时说：“这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这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进一步升级，基于这个错误的判断促使他下决心要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发端。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法，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主、富农、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漏网右派、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
北京的红卫兵已经交枪，下面各省市的交枪势在必行。面对突变的政治形势，战校内部对于是否交枪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为此八月底沈冲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会上陈治军首先发言：“中央六七年有《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六八年又发布了《七三布告》和《七二四通令》，现在又开始搞清理阶级队伍，形势对我们很不利，蒯大富他们那样厉害的角色尚且顶不住，我们又能怎样？现在有人说我们是抢枪乱军，这个罪名谁担得了？”
王白毛也说：“交枪是迟早的事，晚交不如早交。听说县机械厂昨天把枪都上交了，‘县总司’也准备交枪。”
姜军则持反对意见：“谁抢枪乱军了？我们手里的枪是军分区发的，怎么现在变成抢枪了？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慌，别他妈死还没死先把腿伸起来，老子还就不信那个邪。交枪？交枪就是投降！《水浒》大家都看过吧，宋江投降后接受朝廷招安，结果怎么样？自己死球了不说，还连累了李逵、花荣这些忠心耿耿的弟兄们……”
陈治军打断他的话：“交枪是中央的命令，毛主席圈阅了，谁敢硬顶？而且我们也不是宋江那样的山大王，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这叫服从大局。”
姜军反唇相讥道：“武装左派是谁圈阅的？我们手里的枪是谁发的？我们帮他打倒了刘少奇，手上的印把子还没捂热就叫当兵的拿去了。去年上面叫武装左派，全国到处发枪，现在倒好又说我们抢枪乱军一句话就把枪收回去，我们手里的枪那一支是抢来的？我想不通。”
沈冲从内心也是反对交枪的，但他考虑问题比较细：“姜军我问你，如果不交枪你考虑到后果没有？我们不是军队，不可能长久掌握武器。古人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央三令五申交枪，北京的五大领袖都顶不住，我们一个小小的战校顶得住吗？说心里话我也不愿意交枪，可是我们手里有枪又能怎样？还有，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现在不是解放前可以武装割据，我们这几条枪又能顶多大事？搞得不好有人会借这个口实整我们，到头来大家都要遭殃，所以我同意交枪。”
姜军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拍高声叫道：“老子把枪烧了也不交出去！我得不到他们也别想得到。”
大家伙本来心里就不痛快，只这一句话引发了许多人的强烈共鸣：“对，烧了也不交！”
“妈的，上面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要那样，老子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绝不交枪！你不是要我们没有武器吗，烧了枪就证明我们手里没有武器，我看他们还能怎么样？”
“要死屌朝天，不死万万年！把枪烧了，我得不到你也得不到。“
姜军对沈冲说：“沈哥，烧吧，只要我们没有枪，也算是执行了《七二四通令》。”
沈冲问陈治军、王白毛：“你们是怎么想的？”
陈治军幽幽地说道：“其实我也不想交枪，交枪真的是一种耻辱。”
王白毛无可奈何地说：“我看烧抢也是一种解决办法，反正大家都得不到，张飞杀岳飞——无飞（非）是无飞（非）。”
沈冲想了想毅然决然地说道：“烧抢！烧了也不交出去。出了问题我负责。”
陈治军却说：“不行，这是集体研究决定的，不能要你一个人负责，我们都有责任。”
姜军说道：“对，这事大家负责，大不了一死。活着紧跟毛主席，死了去见马克思。”
姜军出了会场拿起自己的冲锋枪对着天空扣动扳机，一梭子弹带着满腔怒火飞出枪膛，然后把枪狠狠地掼在地上。其他人也学着姜军的样子疯狂地朝天射击，院内校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他们在尽情地渲泄着心中的愤怒……
沈冲布置就在操场上烧抢，各种枪支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最上面是那具四零火箭筒。陈治军往上浇了一些汽油，王白毛点着一张报纸引火，只听轰的一声烈焰熊熊。人们静静地看着昔日心爱的武器任烈火肆虐，没有人说一句话。姜军从枪套里拿出他的勃朗宁手枪，举枪对天把弹夹里的子弹一发一发打光，然后把这支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伙伴扔进火里，背过脸去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在后来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王白毛因为点火烧抢被判刑七年，沈冲和陈治军则于六八年底当兵而侥幸逃脱牢狱之灾。
有分教：
张弓搭箭驾征舟，意气书生热泪流。
山雨欲来风乍起，黑云只欲摧城楼。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4。…第二十三回 空有其名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二十三回
空有其名竹篮打水一场空
虚衔何用司令辞官万事虚
话说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紧接着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说：“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此后又连篇累牍反复宣传毛泽东一九三九年发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所说的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并以此为据，把去不去农村看成判断一个青年革命与否的唯一标准。而且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把到不到农村去提到革命和反革命吓人的的高度，这样一来不管你是否愿意、真心还是假意，农村就成了知识青年唯一的归宿。
从此以后长达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拉开了序幕。
红卫兵，这个在特殊年代里涌现出来的特殊群体，在为毛泽东清理了当代中国政坛的门户，扫除了诸如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贺龙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以后，其本身也如同一块肮脏的不堪“政治抹布”。他们被吸尽了一腔豪气冲天的热血，换来了统治者稳固的江山，又被统治者毫不吝惜而且名正言顺的抛弃了。他们的青春被扔到广袤无垠的边疆、山川、平原、河谷的田间地头，极不情愿地“享受”着跟陶渊明一样的田园诗般的“惬意”生活，真是桃花源里可耕田了。
红卫兵们终于完成了最高领袖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此后十年陆续有一千六百多万知识青年加入到上山下乡运动中去，直到一九七八年这场令多少人终身铭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闹剧才终于“寿终正寝”，“知识青年”这一群人带着他们血泪的记忆和这个中性称呼，永远深深地埋入了历史烟云之中。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走上了上山下乡这条路。
沈冲、邰大庆和陈治军等人六八年底参军走了。
姜军、沈倩与何田田不是应届毕业生，又回到学校参加“复课闹革命”了。
封老大等一帮“知青革司”的人，本来就是六四年下放的知青，理所当然的又回到当初的出发地继续修理地球。
这时还是造反派和当权派的“蜜月期”，为了暂时安抚一下封老大，县里还任命他为白马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但封老大是个百折不回的犟种，他扔下一句话：“我才不图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这个虚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老子绝不学宋江让朝廷招安，最后还不是糊里糊涂的死球了！人，生而自由，岂能为一顶既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小小乌纱帽所累？我要的不是当官，我只要做人的尊严、温饱和自由，除此以外，夫复何求？”
于是乎他连县革委会常委、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一并扔了个干干净净，又回到红州去做小工、当苦力，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忧”的逍遥自在的快乐生活。
尽管物质生活十分清贫，但只要是原来“知青革司”的老部下有什么困难来找他，他都会倾其所有不遗余力地替朋友帮忙。哪怕是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下，就算拉债扯债也是一诺千金，所以他在红州城里的人缘和口碑极佳。当然一旦他遇到什么棘手的事，别人也会毫不犹豫的为他帮忙。因此他还是红州城里的老大，只不过又多了一顶司令的头衔而已。
刚开始回到红州时他最先干的还是到码头打起坡这个老行当，所谓打起坡就是把船上的货物搬到岸上以获取搬运费。
本来红州县的码头历来是搬运公司的一统天下，只能由公司的工人或家属装卸货物，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插手这些业务，就算是皇帝老子来了也不行。但封老大在红州的名声太大，而且红州搬运公司也是“县总司”旗下的成员，公司革委会一把手又是封老大的铁哥们，所以封老大总是能在码头上揽到一份苦力活。对此他毫不在意，只要能来钱就行。
这种苦力工钱是以承包方式进行的，比方说来了一船石子，总量是一百吨，几个人把这一船货包下来，讲好搬运费和卸货时间，干完活船老板就把工钱给你，绝不拖欠。
有时他会用这笔钱和几个割头换颈的好朋友到餐馆点几个菜，来上两瓶劣质白酒，算是潇洒一回。
那时到餐馆吃饭的人不多，整个红州城只有三家餐馆。封老大经常去的是一家名叫风味酒楼的餐馆，因为这家餐馆时常有人送来野鸡野兔、乌龟甲鱼之类的野味。而那时的猪肉是七毛八分钱一斤，野味倒要便宜很多，大约只要四五毛钱一斤，所以他经常点的就是这一类菜下酒。
当然菜钱通常是封老大掏，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别人掏钱他就急，时间长了谁也不和他争，都已经习惯了。所以下放知青这些哥们十分敬重他，只要封老大发话，弟兄们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过年那五天，他天天都在为生存而奔波。
如果到了过年这几天是他最风光的日子，各路朋友都会提着礼物来给他拜年，就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古学范、县革委会副主任肖国雄都要亲自登门恭贺。封老大和客人们在堂屋里神侃胡吹，好烟好茶招待来客，韩冬英则和封老二忙里忙外张罗酒菜。说白了他把尊严看得比命还重要，他这一辈子都是为了面子而活着，因为他曾经有过太多的不幸和屈辱，因此他有一句口头禅：“老子就是不认命！”
不能否认的是，正因为这个司令的头衔使如今的封老大和刚下放以及文革初期被抄家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毕竟曾是“知青革司”的司令，也曾是县革委会的常委，而且县里部、办、委、局这一级单位的领导们和他都很熟悉，所以县建筑公司革委会黄主任很照顾他，只要是建筑公司的工地封老大总有活干，而且还带着弟弟封百龄一起打工，兄弟俩每天都能挣到两块四毛钱。他的弟弟封老二也不再以钓黑鱼、逮黄鳝、摸甲鱼来养活老娘韩冬英。兄弟俩每个月一共有近七十元的工钱，这让韩冬英有一种生活在天堂般的感觉。相对于文革前的日子，她觉得现在已经是富得流油了，再也不用到菜市场捡拾人家不要的烂白菜帮子、烂土豆充饥了。
有分教：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忧。
弼马温官何所似？天宫总难容猕猴。
正是：无酒我何浇块垒？醉来赢得自由身。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5。…第二十四回 效名士都是清谈豪客
第二十四回
效名士都是清谈豪客
埋祸根齐聚文学沙龙
话说辛建是应届毕业生本来应该下放，但是他的父母都是地直单位的干部，已经在六八年十一月随地区五七干校一起到红州地区下面一个山区县去搞“斗批改”。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在上学需要照顾，因此他逃脱了下放的命运，却有了更充足的时间用来读书。
但凡能收集到的书他统统都读，美其名曰：开卷有益。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鲁迅的书以外，就连五十年代出版的《联共（布）党史》、黑格尔的《小逻辑》、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都是硬啃。
铁戈也成天泡在他家看书，不过他对哲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书不感兴趣，倒是对文学方面的书非常偏爱。
辛建家里本来就有不少藏书，加上从沈冲、姜军那里借来的书，使铁戈远离了他的那些小兄弟。
铁夫也和地直机关的干部到五七干校住学习班去了。
没有父亲管束的日子就是铁戈最幸福的日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看书，在书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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