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军阀-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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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药材
本城就是百和堂、杨庆仁、新德生、田仁和、王普泰、黄裕兴、福春堂等七个药店。
百和堂是第一家，主人池某，潮州人。他本来是篁乡人，姓刘。小时因家穷，父母把他卖给潮州池姓药商。后来他到寻乌开药材店，本钱千元内外，就当起老板来。广东商人有句俗话：“不怕扯，只怕绝。”那些没有儿子的人，一定要买个儿子传代，就是为了“怕绝”呢。也有为了劳动力需要的理由而买儿子的。普通买了来，聪明能干的把他做儿；蠢笨的呢，就把他做“奴古”＇15。百和堂主人自己是买来的，他因生子不育，又买来一个儿子，随后他自己也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娃子，连他的老婆共七个人吃饭。又带三个徒弟。有些钱赚。药材生意是很有利的，用秤称了进来，用戥子戥了出去。分粗药嫩料两类，粗药（水药）是治病的，一般人都要吃；嫩料是补品，只土豪才买得起。嫩料有价钱讲，粗药听药商话价。七家药店中，只百和堂、杨庆仁、王普泰三家有嫩料。
杨庆仁，樟树人，过去有本五六百元，去年被他儿子赌掉几百块，现只二三百元了。
王普泰，也是樟树人，百元左右本钱，和寻乌劣绅何子贞及天主堂陈神父（梅县人）勾结。陈神父借给他四百元，此外还向土娼来凤子借了两百元，除药店外再开了一间洋货店。来凤子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她跟了赖世璜＇16部下一个连长，去年回到寻乌，带来了三百块造孽钱。王普泰想方法巴结来凤子借了这笔钱。钱借到了，王普泰送了许多礼物给来凤子，花露水呀，汗巾呀，等等。
新德生，主人姓杜，也是樟树人，四五百元本。田仁和、黄裕兴、福春堂都是樟树老表，都是一百元本。
每年药材生意，百和堂值三千元，庆仁堂八百元，新德生、田仁和各六百元，王普泰四百元，黄裕兴、福春堂各三百元，共六千元。
王普泰是参加反动组织的，反动派会议他必到场，虽然他表面上没有做什么官。杂货店的陈志成，水货店的宝华祥，火店的同来安，都是以商人干与政治。苏维埃势力进城，四家都被没收。
（10）黄烟
城里有两家制造黄烟的店子。一家叫黄裕丰，上杭人，在寻乌开店开了两代，先前有本三千元，兼卖纸张杂货，赚了万多块钱，拿回上杭买了田，现在本城店里还有本钱千多元。另一家叫做涌泉号，也是自己制黄烟，安远人，三五百元本，前年才开张。
黄裕丰请了两个工人，一个刨烟，一个打包。涌泉号请了一个工人。工人年薪六十元。吃老板的饭，这一点与杂货药材店的“先生”差不多。不同的是工人平日无肉吃、无酒喝，只初一、十五才打牙祭，先生则平日有吃，因此没有特别的打牙祭。吃饭也有些不同，先生经常地同老板共桌吃，工人则人少时和老板共桌，假如多了几个工人呢，老板便同先生做一桌，工人另外做一桌。这些都表示先生的身份比工人高。工人普通不唤工人，唤做“师父”。
杂货店、水货店的黄烟，多是从这种制黄烟的店子里买去的。
（11）裁缝
共有用机器的十三家，手工三家。刘芹英、黄嫂子、廖接芳、刘森河、刘师父、谢神保、范癞子、谢其龙、何祥古、谢师父、黄老五、黄上先都是用机器的，每家一架“车子”（即缝纫机）。每家的老板都同时是工人。每人带个徒弟，缝下子边，打下子扣绊。这种裁缝店的资本，就是买一架机器的本钱。机器第一等百二十多元，第二等七八十元，第三等三四十元（是别人用旧了的）。民国九年以前，寻乌没有缝纫机，一概手工做。民国九年有个兴宁人何师父，第一次弄来一架机器开店。他原先是在留车开店，民国九年搬到县城来。因他“剪刀很利”（寻乌人说裁缝偷布，不说他偷布，而说他剪刀很利），又好嫖，站不住，带着车子回兴宁去了。前年（一九二八）还只四架，去年增至十三架，内有几架是买了别人的旧车子。其中黄老五手艺顶好，生意顶大，勾结官厅及豪绅，包了好衣服做，因此赚钱买了田地。三二五暴动，他即表现反动，这次革命势力进城，他就跟反动派一路跑了。衣服式样，民国九年何师父创用机器，兴“上海装”（破胸、圆角、打边）。民国十二年，上海装不要了，行一种破胸、方角、大边装。去年起行“广州装”（七扣四袋而身很长），一小部分人喜欢穿这一种，但多数人还是大边装。从来的衣，一律是旧式的“大襟装”，从兴新学起，开始有破胸新装，到了民国七八年，新装渐渐多起来。但直到去年，拿全县人口说，还是旧装的多，新装的少。近两年来，尤其是土地革命胜利后，新装日渐加多，特别以青年为普遍。青年学生，不待说老早是新装，青年农民、青年工人，大多数也是新装了，除非是很穷无钱做衣服的才仍然是旧装。在青年群众中，特别是鞋子起了个显著的变化。去年夏季，南半县抗租得了胜利，冬季又分了田，农村中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十分之七以上都穿起胶底鞋和运动鞋来（这种鞋的底是从广州运到兴宁，兴宁做成鞋子，每双十毛左右）。赤卫队和苏维埃办事人，不但一概是新式衣和新式鞋，他们还要佩个电筒，系条围巾，有些还要穿薄毛羽的夹褂子裤。
城里手工缝衣店至今还剩三家。
手工与车子的比较是：手工做一件的时间，车子差不多可以做三件。工价的比较：每套短衣裤手工做七毛，机器做六毛。货色的比较：车子做的好于手工做的。机器哪得不驱逐手工？
全县重要圩场吉潭、澄江、石排下、车头、牛斗光、留车、篁乡（采用机器比任何一处早）、公平、荒塘肚、岑峰等十处，都有缝纫机，因此全县人口中已有百分之三十废除手工、采用机器做衣了，特别寻乌的南半县机器化的速度更发快。
（12）伞
彭万合、李祥仁两家造纸伞。彭万合是武平人，在寻乌城开伞店，开了三代一百多年了。初来寻乌时只有一二百元做本，做伞逐渐赚了钱，到前年（一九二八）三二五暴动前，连田产共有千多两千块钱资本了。民国到今，恰好？了一个方向：洋伞占去七成，纸伞只有三成。不论城乡，不论工农商学，凡属“后生家”和“嫩妇女子”，差不多一概打着洋伞了。洋伞是从梅县和兴宁来，因此彭盛祥时代南半县的留车、牛斗光要到县城彭店来买纸伞，现在却通通往梅县、兴宁买洋伞去了。从前彭万合每年要造出三千把纸伞发卖，现在每年不过只造得千二三百把了。从前（光绪年间）彭店雇工六七人，于今只雇两个人了。伞价从前每把二毛五，于今四毛五。
李祥仁是个南康老表，四十多岁，伞工出身，民国初年当了老板。四五十元本，每年出伞二千左右，请了两个工，一个削骨子，一个褙纸，他自己上油。
洋伞有羽绸伞、洋布伞两种。羽绸伞通是日本货，中国不能做。洋布伞的洋布和铁骨也是外国来的，中国人把它绷起来，加上一个伞把子。羽绸伞每把价一块大几（谓一块五毛以上），洋布伞每把一块二三。纸伞、洋布伞、羽绸伞的销行比例是：纸伞、洋布伞各百分之三十，羽绸伞百分之四十。
伞业现在没有人学徒弟了。拿寻乌城来说，不但现在，近十年来就没有人喜欢学做伞了。它的原因不外：一、伞业的前途是没有希望的；二、伞店的学徒比杂货店的学徒要辛苦，学做伞十三四岁才去学得，要煮一店人的饭，又要买菜，又要扫地，又要捡拾作坊里一切拉拉杂杂的东西。
（13）木器
从前只有一家，胡东林，赣州人，四五百元做生意，开了二十多年，制造各种木器出售，如台、凳、椅、桌、床铺、脚盆、衣架、水桶、柜子、面盆、尿桶、托盘、招牌、匾额（酬神、祝寿、颂德等用）、对联、书箱、衣箱、壁橱，学校用的黑板及其他用具，送礼用的扛盒和撑格，等等。
木器店算这一家大，他的木器不但销在城区，而且销往各区各县。但他店里的那些木器主要不是供给工农贫民，而是供给地主阶级、中等商人和富农的，因为他的那些东西工农贫民要不了，除非为了嫁女才向他买些小衣箱、小柜子之类。他家很苦，在赣州。二十年前他从赣州来寻乌帮人家做木工，积了点子钱开个小木店，慢慢发展，盛时请过四五个工，赚了千把块钱，付了一半去赣州，剩下四五百元做生意。一九二八年起始没有好多生意了，只留了一个工人，他自己做，儿子帮一点，仅仅敷口。衰败下来的原因，完全在于土地革命。北半县没有革命，也受了革命的影响。地主阶级和其他有钱人也不做寿了，也不做热闹喜事了，酬神和歌颂功德也停止了，学校也大半关门了，他的生意哪能不衰败下来呢？
他的木器的样式，凡供给封建地主的一概是旧式，但也有一部分是采取进步样范的，那就是学校和教堂的用具。他和福音堂的包牧师有来往。南门外福音堂和教会医院的建筑，木材部分和木器，是由他承包做的。
他的亲戚薛某，去年邀了十个人打了一个“月月标”的会，每人五块钱，共五十元起本，开个小小木货店在城隍庙侧边，不请工，两父子做，一年蚀了本，奄奄无生气了。
工农贫民要用的木器乃是圩场上供给的。每逢一、四、七圩期，便板子呀，提桶呀，水桶呀，脚盆呀，饭甑呀，饭盆呀，饭勺呀，水勺呀，锅盖呀，倾盆呀（覆菜碗、覆锅头的盆子），砧头呀，菜板呀（切菜用，圆的叫砧头，方的叫菜板），洗碗盆呀，禾篮呀（盛了割下来的禾挑往禾坪里去打的），谷斗呀（打禾用），砻盘呀（推子），楼梯呀，等等东西，都由那些住在山肚里“做圆木的”匠人们挑了来卖。并不是每次圩期都有那一切东西，是依了时节和需要而向圩场上供给的。砻盘一种要定做。风车要上杭师父才能造。全县有十来个上杭师父，每年由上杭来一二次。水车一门，本县农民百家中只有一具，因本县陂圳多，很少遇到干旱，用不着水车这种东西。
南门外还有两家棺材店，每家都只有四十元本，造的都是贫民用的“火料子”（又叫“火板子”）。地主、资本家乃至稍微有几个钱的佃农和工人，普通都是自己请木匠做棺材。只有极穷人家，或是“抖紧”时候（急用时候），才会买这种火料子。失了东西或被人损坏了东西的人，常常是这样破口大骂：“爱割爱绝的！爱绝人毛的！火板子夹的！火料子装的！”（“爱割”的“割”，消灭的意思。）这就是形容火料子这种棺材是不名誉的人才用它的。有钱人家自己请木匠做棺材，这种木匠除本地人外，一部分是上杭人，就是那些造风车的师父们，他们兼着造棺材。
（14）火店
有刘万利、合昌隆、刘鸿兴、温得利、潘发利、潘金利、汤日恒、同来安、曾记涛、九嫂子、大只四嫂子、古流芳、刘？二（兼卖白酒）、古裕昌等十多家。火店里的客人以挑担子的为最多，占去百分之八十。卖牛的，背包袱子的（背着包袱子向着别地找生活去），四乡到城里来打官司的，往赣州读书的，变把戏的，卖膏药的，算八字的，和尚化缘的，行医的，看风水的，唱叫化歌的（即唱莲花落的），共占百分之二十。那百分之八十的挑担子客人中，大多数是鸡鸭客子，少数是挑烟皮客子（烟皮即烟叶）。
开火店不要多的资本，只须几条旧被窝，几床粗席子，买点米买点柴火，就可开张。店屋租钱要在几个月后才交付。
开火店赚钱，靠赚那些撑伞子的和穿长衫子的。他们来了，把点好东西给他们吃，把点好床铺给他们睡，要走了给他们重重地敲一下子。挑担子的及其他穷人来了，火钱（即歇钱）饭钱都要轻些。吃饭照碗数算，比长衫客子照餐数算，便宜得多，每碗半毛（会吃的一碗又一个零碗就够，不会吃的半碗也够）。吃酒的一壶水酒等于一碗饭价。火钱每夜三个铜壳子（即铜板），因为要点一盏灯火，还要烧水洗身，故要火钱。冷天盖被窝，另拿被窝钱，每人两个铜壳子。火店卖酒饭的利润，每十毛本赚四毛。真的讲起来，开火店的赚钱，还是靠畜猪子，因为火店的糠、饭汤和零饭，是经常有的。
火店的对头是警察和衙门口的差人，因为警察、差人要盘查，常常借了盘查为难客子，弄客子的东西，如像借了查烟土，一转眼把客子的银钱偷去了。若当戒严时候，还要因对答不妥当受那无妄的飞灾。以此客子怕上城里的火店，天还没黑，就在黄？、河岭、长举、新寨等离城三里到十里的地方歇下来，火店的生意大受影响。
火店中，同来安店是反动的。店主陈登祺，出身却是贫农，家在留车，穷得没饭吃，因为他会两手打，便在留车一带乡下教打。民国七八年他到县城当法警，民国十四年就开了同来安店，兼做油行。他因与官厅勾结，又跟留车劣绅陈吐凤要好，三二五暴动时保护县长谢寅出险，为谢所赏识，政权恢复，被提拔为靖卫队长。他率领队兵到双桥一带掳人勒款，焚烧革命群众房屋。谢县长走了，他回到火店里。这回苏维埃没收了他的房屋。
（15）豆腐
以不满三千人的寻乌城，却有豆腐店三十多家。寻乌城里吃饭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原因，一是价廉，二是方便。寻乌的农村中也是很喜欢吃豆腐的，不如寻乌城这样厉害，却也占了食品的一半。
两升半豆子做一桌豆腐，豆子两升半的价钱是五毛，豆腐一桌的价钱是六毛半，赚一毛半。所谓“一桌豆腐”，就是大豆腐干四十六块，零卖每毛子七块，三个铜壳一块。若是小豆腐干，则每桌九十二块，每毛十四块，三个铜壳两块。豆腐有水豆腐、煎豆腐、豆腐干、薄干子四种。水豆腐销最多，次煎豆腐，次豆腐干；薄干子最少，因为只有人家做好事才用它。开豆腐店赚钱，主要还是拿豆腐渣畜猪子。因为每天普通只能销一桌豆腐，特别情况才能销两桌，每天只能赚毛半子到三毛子。畜猪子每年可畜两道“猪妈带子”，每道可出三四十元。若畜肉猪，每店每年可畜四个，约四百斤，出得一百元。但畜肉猪供米要多，还不如畜猪子划得来。
豆腐生意都是“居家生意”，就是一边磨豆腐，一边又耕田。
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学难精。”又云：“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
（16）理发
全城理发店八家。民国元年以前器具都是旧式的，装式则一律是辫子。民国元年起，开始用洋剪（挥剪和毛剪），样式一概和尚头，没有别的。民国二年开始兴“东洋装”，器具还没有大镜子，也没有化学梳和轻铁梳子。民国六七年，兴“平头装”、“陆军装”，还是没有大镜子等。民国十年加上赣州来的“博士装”，寻乌学生到赣州读书传来这种新样。民国十二年开始有了宽**寸、长尺二三的大镜子，又将一尺长四个脚的“单凳子”换了有靠背的藤椅子，并且开始输入了轻铁梳。这些新式器具都是从梅县来的。民国十五六年大革命时，开始输入化学梳。东洋装的名目消灭了，博士装也差不多没有了，但原来在学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头装和陆军装，却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普遍地盛行起来。“文装”、“花旗装”、“圆头装”（梅县人讥笑这种装叫“暹罗柚”）这三种，却是新添的花样，盛行于小资产学生群众（这个群众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地主文化的）之中。文装亦名“西装”，花旗装就是美国装，它的来源是从南洋传到梅县，由梅县传到寻乌的。现在县城及别的大市镇中，剃光头的可以说完全没有了。乡村农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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