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全传-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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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不想奢华，尤其是也想在任上留下一些痕迹，但每想到用度大，伤民财、劳民力，也就作罢了。他曾想在骊山建一座供宴游用的露台，找来工匠合计一下，需要“百金”，便说：“这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吾享用先帝的宫室，常常觉得过分，还建这样一座台干什么！”于是作罢。他常穿的是粗糙的黑色绸料衣；他宠幸慎夫人，但不让她穿拖到地面的长衣，帷帐不准用带有绣花的贵重丝织品，以免带起奢侈浮华的风气。
汉文帝时，刑罚大省。文帝曾与臣下两次讨论刑罚问题。汉文帝二年讨论废除收孥连坐法。文帝说：“我听说，法律公正，人民就会诚实；判罪恰当，人民就会服从。而且，管理人民，引导人民走正道不犯法的，是官吏。要是既不能引导人民走正道，又用不公正的法律去治罪，这种法反而要祸害人民，造成残暴行为，我看不出它的方便。应该再作考虑。”于是陈平、周勃宣布废除有关收孥连坐的一切法律条文，使有罪的按法律治罪，不收捕为官府奴婢，没有罪的不受牵连。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讨论废除肉刑。针对当时肉刑过滥的现实，文帝给御史大夫下令“废除肉刑，用别的办法代替；做到使罪人各按罪行轻重受到相应的刑罚，不逃亡，满了刑期，就解除刑罚当平民。制订出个法令来。”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有些想不通，但没有表示相反意见，根据这个诏令制订了一个取代肉刑的法令，经文帝批准于当年颁布。
关于臣下、庶民与皇帝的关系，过去的习惯总是错在下、功在上。即使皇上不好也不能说，否则就犯了“诽谤妖言罪”；如果碰上大的祸患，祭祀时就说皇上是英明的，都是臣下不好，这叫“秘祝”；老百姓诅天骂地，因天与天子、皇上连带，所以也就犯了“民诅上罪”。文帝统统废除了这些罪状，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在诏书中说：“古时治天下，朝廷设立进善旌、诽谤木，以此寻求好的治国方法，招徕进谏的人。现在法律中规定了诽谤妖言罪，这会使群臣不敢讲真话，使君主没法知道自己的过失，将用什么办法把远方的贤良之士招来呢？要废除掉。”“祸是由怨恨导致的，福是由做好事得来的。百官的错误，是由于我没有把他们引导好。现在秘祝官把过错推到臣下身上，这更使我的德行不好，我很不赞成。不准再搞秘祝。”
文帝刘恒为政清明，还表现在从谏如流。在诤谏面前他肯承认自己的过失并及时纠正。有一次刘恒走进郎署，与署长冯唐闲谈，知道冯唐祖上是赵国人，父亲时住代郡，而他自己曾为代王，就对冯唐说：“在当代王时，厨师上饭时说战国时赵国有个将军叫李齐，很能打仗，后来每吃饭时就想到这个李齐。”他问冯唐知否李齐其人；冯唐说：赵国的将军最著名的是廉颇和李牧，接着又讲了廉颇和李牧的许多事迹。刘恒越听越高兴，拍着大腿说：“唉呀！我要是有廉颇和李牧那样的将军，就不用担心匈奴了！”冯唐却说：“陛下就是得到廉颇和李牧，也是不能用的。”刘恒很生气，过了好大一会，又问冯唐：“你怎么知道我不能用廉颇、李牧呢？”冯唐说：“廉颇、李牧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赵国君主充分信任他们，给他们自主权力，不干涉他们的具体事务，只要求他们打胜仗。而现在魏尚当云中郡太守，优待士卒，打了很多胜仗，匈奴不敢接近云中，但却因上报战功时交的敌人首级比他报的数字差6个人头，陛下就把他罢官、削爵、判刑。立了大功不受赏，出了小错受重罚。所以说就是得到廉颇、李牧，也是不能用的。”刘恒听了很高兴，当天就派遣冯唐持节赦免魏尚，恢复他的云中太守职务，并任命冯为车骑都尉。
张释之是个严格执行法律的官吏，他以不阿附上意、敢在汉文帝面前据理争辩著名，文帝任命他为廷尉（负责刑法的最高官）。有一次，文帝出行到中渭桥，被一个行人惊了拉车的马。惊了皇帝的车马叫做“犯跸”，于是此人被抓来交由廷尉处理。张释之查清案情：此人听到车马声音，远避不及，而躲在桥下，过了好一会，以为车马已过，却不料出来恰巧碰上了皇帝的车马，撒腿逃跑，车马被惊。按法律规定，这种情况要“罚金四两”，张释之就这样判决了。文帝大为不满，说：“这人惊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温驯，要是别的马，不就伤了我吗？廷尉却只判了个罚款！”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要判重了，会使法律在人民中失去威信。当时要是就地把这人杀掉，也就罢了；现在既然交给廷尉处理，而廷尉是天下司法的标准，一有偏差就会使天下的司法官丢开法律随意处罚。因此只能严格按律判决，希望陛下体察。”过了好一会，文帝说：“廷尉是对的。”
又一次，有人偷汉高祖祠庙塑像座前的玉环被抓获，文帝很恼火，要廷尉治罪。张释之按有关偷盗宗庙器物的法律规定判处弃市（杀头示众）。文帝大怒，说：“这个人无法无天，竟敢偷先帝祠庙里的器物。我把他交给廷尉的意思是想判处族刑，而你却按法律的一般规定论处，这不符合我恭敬承奉宗庙的心意。”张释之见文帝大怒，就免冠叩头说：“法律并没有盗哪个庙罪重、盗哪个庙罪轻的规定。现在偷了高祖庙里的器物判族刑，万一有愚民在高祖的坟墓长陵上抓了一把土，陛下将按什么法来判罪呢？”文帝无话可说，与太后商量了一阵，最后还是认为廷尉是对的。
公元前157年夏季六月己亥日，汉文帝卒于长安未央宫，乙巳日葬灞陵（在今陕西西安市东），谥“孝文”，庙号“太宗”，年45岁。
第六章 景帝刘启
一、削藩平叛国泰民安
汉景帝刘启是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之孙，文帝刘恒之子。刘启在父亲为代王时生于代国（今河北蔚县一带），母亲窦姬。在代王刘恒入京做皇帝前后，代王王后及其所生四子相继病死，刘启成为文帝长子。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刘启立为太子，母窦姬为皇后。文帝在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病逝，32岁的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母为皇太后。
西汉开国之初，分封了一些同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的封地和权力都很大。他们拥有军队，自置官职，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不断增长，到文帝时济北、淮南二王相继谋反，屏藩汉室的诸侯王已经成为中央朝廷的严重威胁。当时，贾谊曾尖锐指出，藩王势力是汉朝的一大疾病，必须设法割除；晁错也提出相同的见解，主张削藩。但文帝没有彻底推行他们的主张。景帝即位之初首先面临的国家急务即是如何解除藩王势力对汉室的威胁问题。在此问题上，他充分采纳了晁错的主张。
晁错胸怀大志，博学多才，能言善辩，曾任太子家令。景帝即位以后，任命他为内史，旋又拜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对于藩王的情况，他颇为熟稔。他以为，藩王中势力强大而又最危险的是吴王刘濞。刘濞是刘邦之侄，当初刘邦封他为吴王以后，就预计他日后可能反叛，颇有后悔之心，但业已分封，也只好静以观之。刘濞至国以后，即收买人心，发展势力，企图有朝一日夺取帝位。景帝为太子时，吴王太子入京，与其争夺道路，被景帝误伤而死，刘濞怀恨在心，更加紧了准备叛乱的步伐。到景帝即位，刘濞已经准备了40年，成为威胁最大的诸侯王。
故此，晁错主张先削吴王的封地。他对景帝说：“过去吴王因太子死于陛下之手，对朝廷深怀怨恨，诈称有病，不来京朝拜天子，按照古法应当诛杀。文帝不忍加刑，赏赐几杖，允许他不来朝拜，恩德可谓宏厚。吴王不改过自新，反而越发放肆，开山铸钱，煮海制盐，招诱天下逃犯，谋图叛乱。现在削夺他的封地他会造反，不削夺也会造反。削夺，他仓促早反，祸会小些；不削，他准备充分再反，祸患更大。”
晁错的主张遭到了外戚窦婴的反对，削吴的事只好暂时搁了下来。不过，此外的楚、赵、胶西三国分别以罪被削，楚王削了东海郡，赵王削了常山郡，胶西王削了6县，晁错又修改有关律令30章，一时诸侯喧哗，反响强烈。各藩王自然把晁错视为眼中钉，恨不能食肉寝皮。晁错的父亲也感到儿子大祸临头，特意从家乡颍川赶到京城，劝说儿子。晁错不听，其父服毒自尽。晁错不为所动，仍然力主削夺吴王。最后，景帝决定削吴会稽、豫章二郡。
吴王刘濞见朝廷削藩，就开始举行叛乱。他首先派人勾通了楚王刘戊，随后又扮成使者亲自前往楚国面见刘戊，达成叛乱盟约；接着，又以诛晁错、安社稷的名义，联合各地诸侯王起兵。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削吴诏书一到，刘濞首先在广陵（今扬州）起兵，国内14岁至62岁的男子统统征发，共二十余万人，西渡淮水，与楚兵合一，奔梁地而来；接着胶东、胶西、济南、淄川四国起兵，包围齐都临淄；赵国则把队伍集结在封地西界，拟与吴兵汇合西进。如此以吴王为首，卷入叛乱的共有七个藩王，史称“吴楚七国之乱”。
当此之时，曾任吴相、与晁错有隙的袁盎在窦婴的引见之下，乘机以七国之乱“诛晁错，发稷社”的幌子为由，说动景帝杀晁错以息叛乱，称声如此则可以兵不血刃，叛乱自平。景帝为人仁慈，听后沉默未语。他想到晁错与自己交情深厚，又是朝廷得力的栋梁大臣，感到于心不忍；但又想到兵戈一起，将会杀人盈野，血流成河。权来衡去，最后说：“真的是这样，为了天下安定，我不爱惜一位大臣。”于是一面调兵遣将，一面诛杀晁错，并任袁盎为太常，派他与宗正刘通整装东行，去宣谕吴王息兵。
景帝杀晁错，自然让诸藩王快心如意，但他的停战诏谕却受到了吴王无情的嘲笑：“我已经是东方的皇帝了。还有谁配给我下诏？”此时，景帝方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他一方面后悔杀了晁错，一方面，抛弃幻想准备武力平叛。他派郦寄率领一支队伍击赵，派栾布率领一支队伍入齐，派太尉周亚夫率36将军计伐吴楚叛军，又召窦婴拜为大将军，屯兵荥阳，监视战局。
周亚夫率兵坚守昌邑，并派出一支奇兵出淮泗口，截断了叛军的粮道。叛军猛攻梁国，梁国向亚夫求救，亚夫拒不出兵。梁王又派使者请求景帝，景帝诏命亚夫出兵救梁，亚夫取孙子“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拒不奉诏。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形势变为对叛军不利。吴王打算西向，梁国守城，不敢冒进；进攻昌邑，亚夫高垒不战；叛军粮道断绝，士卒饥饿溃散。最后楚王自杀，吴王逃奔东越，后被东越人杀死。吴楚叛乱。3个月就被平定了。栾布率军至齐，很快就打破了胶东、胶西、济南、淄川四国的联兵，四王全部伏诛。接着栾布回兵助郦寄攻赵，引水灌城，赵王自杀。至此，七国之乱全部平定。
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把叛王封地做了一番调整，又乘平叛的余威，于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并裁减王国官吏，降黜他们的秩位，王国的独立地位被取消。从此，诸侯王只能衣食王国的租税，不能过问行政，成为只有爵位而无实权的贵族，藩王对朝廷的威胁基本上得以解除。
二、休养生息国安民泰
景帝即位后，继续奉行文帝的治国方针，保持安定局面，发展生产，休养生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对内采取重农、薄敛、轻刑和教化的措施，对外则采取了继续和亲匈奴的措施。
景帝即位的次年正月，了解到了各地农牧资源不平衡，有的郡县缺乏农牧条件，有的郡县却地广人稀，利于农牧，而当时政府不许人民迁徙，他于是宣布允许人民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发展生产。为了鼓励农人田作，同年又宣布减免一半田租。田租是国家征收的土地税。汉代田租常制是“什伍税一”，即立纳收成的十五分之一；景帝改为“三十税一”，即交纳三十分之一。景帝一直重视农业生产，直到晚年，还不断地强调农桑之本的重要。为了与民休息和发展生产，景帝颇慎使用民力。他在位期间，除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规模不大的阳陵外，基本上没有兴建其他土木工程。
轻刑也是景帝比较重视的一项安民措施。文帝曾减轻刑罚，废除了历代相传的肉刑，把肉刑改为笞刑，如当割鼻者改为笞打三百，当断左趾者笞打五百，景帝看到笞刑多把犯人打成残废甚至打死，所以一即位就开始继续减轻刑罚。笞刑经景帝几番更改，这才避免了犯人死于刑下。磔刑是当时一种分裂尸体的酷刑，景帝把磔刑改为弃市。景帝还数次大赦天下。为了避免枉屈无辜，景帝三令五申，强调决狱务必先宽，即使不当，也不为过，并提醒法官不可“以苛为察，以刻为明”，要求判案时尽管依据律文应该治罪，但若罪犯不服，必须重新评议，一切都要体现宽厚仁慈。
在思想领域，景帝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学术上则对诸子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允许各家争鸣。处士王生是黄老道学大师，常被召居宫内，成为景帝的座上客。景帝在崇尚黄老道学的同时，也很注重儒家的教化作用。当时为儒家设立了不少博士官，《诗》、》、《春秋》等均立博士，景帝起用《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胡毋生为博士，这种活跃局面大大推动了儒家的教化和影响。地处西南的蜀郡，各族杂居，文化、风俗都很落后，郡守文翁选郡中小吏张叔等十余人入京拜博士官求学，数年后返回郡中，文翁在成都市内盖起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成都学馆，使蜀郡教化大行，文化一跃而与齐鲁等地并驾齐驱。后来普及全国的郡国学校就是以蜀郡学馆为楷模建立起来的。
外交上，景帝继续采取汉初以来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景帝在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派御史大夫陶青到代郡边塞与匈奴商谈和亲之事。次年秋天，又与匈奴举行和谈。到景帝前元五年，汉朝遣送公主嫁与了匈奴单于。尽管汉匈和亲，但匈奴一方还是时常小规模地入侵汉境。对于匈奴的入侵掠夺，景帝从维护汉匈和好的大局出发，从未进行出兵反击，最多只是增调部分骑步兵屯守防御。为了维护汉匈和睦关系，景帝还在汉匈边界设置关市，互通有无，大大促进和便利了汉匈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宽厚的对匈政策，保证了汉朝社会的安定局面，对人民的休养生息起了很大作用。
景帝在位期间，奉行文帝的治国方针，维护安定，与民休息，使当时社会经济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段时期与文帝时期在历史上合称为“文景之治”，是西汉王朝的升平时代。
三、择贤任能是非分明
汉景帝所以能创下“文景之治”的政绩，除了推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外交政策以外，和他的知人善任，是非分明有关，也和他温柔敦厚、穆静仁慈的性格不无关联。
对于一位君主来说，能够识才择贤，固然不易，而能够不以好恶定去就，是非分明，就更不容易了。这两方面，汉景帝都做得不错。
郅都是执法不避权贵的严酷官吏。济南有大豪强氏族，历任郡守无人敢制，景帝拜郅都为济南太守，郅都诛杀该族首恶，一年之后，济南郡成了道不拾遗的清明境界。后来景帝又任郅都为雁门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