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亡唐兴七十年 作者:蔡磊-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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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大功告成后认为裴寂有“佐命之功”；视萧瑀为“真社稷臣也”，并为其题字赐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还在正式登基前就任命其为左仆射；陈叔达更是早在原太子与秦王还没有公开摊牌前就不断在皇上面前为秦王说好话，使李世民不止一次逃过了“贬责”，李世民对此很是感激，封他为礼部尚书时还有说法：“武德时，危难潜构，知公有谠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　
　　
怪不得大家都想说话算话，原来顺昌逆亡的感觉就是爽，爽得很！　　　
陈叔达的官甚至都没能当到第二年新皇改元建号，就因为政见不一，与萧瑀在朝堂争辩而被免官。那一次两人都是声色俱厉，萧瑀也“坐不敬，免官”。贞观元年（627），萧瑀又以太子少师为左仆射，但半年后“左仆射萧瑀坐事免”。　
　　
这当然只是表面上的说辞，真正的理由应该不难理解，那就是这些老臣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了。当然，这几个人毕竟大有功于新皇，所以能始终得到皇上的礼遇，萧瑀其人更是屡落屡起，在让贞观天子过足了予取予求福祸由朕的天子之瘾后，最后还是得以善终，与裴寂的结局不好同日而语。　
　　　
稳定了朝廷，还要稳定地方，尤其是山东与河北一带。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当年窦建德战败投降后，还有部属五万余人，其时的秦王李世民将那些人“即日遣散之，使还乡里”，但对大战之后的河北、山东地区并未作出妥善安置，也就没能有效地控制那一带。尤其是窦建德被杀，散居各地的部属动辄被“唐官吏以法绳之，或加捶挞，建德部将皆惊惧不安”，很快又导致窦建德的少年好友、军中部将刘黑闼设坛祭祀窦建德，自称大将军，要为窦建德“报仇”，一时间窦之旧部纷纷归附。　
　　
刘黑闼很快就闹出了动静，居然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并且还有了自己的首都。其法律制度和政权体制都是窦建德当年的模式，俨然“窦建德第二”。　　　
二次出征的李世民心中的恼恨可想而知。为了平定刘黑闼，他竟然先派人堰塞河水，待刘部渡水布阵，再决堰放水，深达丈余的河水淹死刘部士卒数千，后又斩首万余。乱局好像是又被镇压下去了，李世民再次班师。但未及两月，刘黑闼又重新起兵，形象地演绎了一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活剧。　
　　
再后出面平叛的是当时的皇太子李建成。当时还是太子幕僚的魏徵终于明白地说出刘黑闼屡败屡反的真情：“黑闼虽败，杀伤太甚，其魁党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他同时还建议：“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离散！”　
　　
后来的事实果然如魏徵所料，虽然刘黑闼其时部众犹盛，但在李建成的安抚政策的感召下，“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被俘的刘黑闼被判处死刑，临刑之前，曾在家中种菜度日的刘黑闼也开始怀念起当初自由自在当个草民百姓的安然恬静。　
　　
肯定的，当年的统一事业不会也不可能是一曲温情脉脉的田园诗，金戈铁马铁血交织应该而且必定是其中的主旋律。站在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立场上，就是在今天，这也是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确。但是，拿当初的大唐王朝秦王和大隋王朝的晋王相比，我们还是不难发现，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大隋晋王远比看不上他的大唐秦王高明得多。　
　　
同样面对统一大业，当年的杨广文武兼备，尤其是在坐镇江都时期，杨广更是将重点放在人心教化上，并为此做了许多既高明又不露声色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以至于长达数百年的分裂之后，南方的局面很快就稳定了不说，又很快就成了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　
　　
和杨广相比，李世民似乎更像个赳赳武夫，马背上打来的天下也在马背上治理。孰优孰劣，原本已经很清楚了，但就因为最终坐稳江山的是李世民，所以，明明是李世民手段太辣，才使得刘黑闼屡逼屡反，但《新唐书·太宗本纪》里却不露声色将这些全算在唐高祖李渊名下，说是刘黑闼二次造反，李渊大发雷霆，下令“命太子建成取山东男子十五以上悉坑之，驱其小弱妇女以实关中。太宗切谏，以为不可，遂已”。　
　　　
瞧瞧，当初史官为了美化他们心中的圣皇明君，连皇帝的老子都敢拿来说事儿，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说的？大唐王朝的开国之君在他们笔下都如此不堪，身为亡国之君的前朝帝王在他们笔下不就更是狗屎不如。　
　　
这没办法，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按上世纪某个外国大人物的话说，享有一切特权的胜利者是不应该受到任何责怪的。　　　
其实当时也没有人想要责怪谁。只是已经成了贞观天子的李世民自己发现，由于自己的残酷镇压，山东、河北之地的人们对李建成颇有好感，在李建成和李元吉被杀之后，“河北州县素事隐、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如那年九月，幽州都督王君廓之叛即为一例。再加上玄武门之变后太子党羽逃至关东，倘若他们再与地方势力相勾结，危害将不言自明。　
　　
既是山东人，同时又是故太子手下谋士的魏徵，因为与当地各种社会势力有密切联系，便成了代表新皇前往宣慰的不二人选。他的新身份是谏议大夫，并且有新皇亲授的“便宜从事”之权。　
　　
魏徵果然堪当大任。刚到磁州，就碰见州县官把曾是东宫、齐王府属官的李志安、李思行等人五花大绑，准备解送京师请功。魏徵不避嫌疑，认为朝廷已经有了大赦的意见，如今却又将李思行等人逮捕，怎么能不让人起疑呢？“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今若释遣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远不臻。”他就这样自说自话自作主张地把人给放了。得知魏徵能如此活学活用，替自己树立信义，新皇上当然高兴万分，对他也更加信任了。　
　　
还是那年八月，还是为了争取人心，新皇下诏免关东赋税一年，不久却又不知听了什么人的意见变了卦，要求关东照常纳贡，“明年总为准折”，也就是第二年再说的意思。新皇也许是真有难处，广大的山东地区既是人才荟萃之地，同时也是当时中央财政的命脉所在，所以才有了这样朝令夕改之事。刚刚还且歌且舞老幼尽欢的百姓自然是大失所望，发牢骚说怪话在所难免。正在宣慰山东的魏徵当即上书，以为不可，理由当然极其充分，陛下刚刚上台，天下的百姓可全都眼巴巴、情切切地看着您呐——　
　　
始发大号，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时之大信。纵国家有倒悬之急，犹必不可。况以泰山之安，而辄行此事！为陛下为此计者，于财利小益，于德义大损。臣诚智识浅短，窃为陛下惜之。　
　　
魏徵果然见识不凡，所虑者既深且远，由他来宣慰两地，还愁不能抓住主要矛盾，妥善地解决其他可能滋生的问题？　　　
彻底解决并清除当初玄武门事件留下的隐患阴影，仅仅靠魏徵的宣慰当然远远不够，就在那一年，青州又发生了谋反事件。这一次新皇派去处理此事的还是山东人——时任殿中侍御史的崔仁师。崔御史依然是采用宽慰的方法，很快就平息了动乱。从史料记载看，此后那里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众所周知，李唐皇室出于关陇，以往用人也是既看地域又挑门第，完全承袭了南北朝时期小国寡君的小家子气。执政初期的李世民一改弊端，被他拔擢任用的山东人氏当然不只魏徵与崔仁师两位，其他如张行成、张亮、戴胄、马周等都是山东才俊，而且包括魏、崔在内，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出自普通寒门。对山东人才的量才任用，并且不计较出身与来历，不仅表明李世民的眼光和手段，也反映出他的胸怀与气度。　
　　
有这样的君王与臣下，别说是安抚局部之地的山东、河北，就是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尽管一切才刚开始。　　　
“黄河安，天下安；黄河怨，天下怨；黄河反，天下反。”这样的民谣反映的当然是山东之地对整个国家的决定作用，既然稳定了那里，全国局势的稳定也就指日可待了。　　　
鱼肚白般的亮色已然出现在大唐帝国的东方天际线上，贞观天子的贞观之治已经是呼之欲出！　

贞观之辩与贞观之变　　　
很早很早以前，“贞观之治”的说法就作为唐太宗李世民的标志性符号与其如影随形密不可分了。那是后人对一个特定时代的肯定，也是对一位一心想当好皇帝也确实当好了皇帝的天子的肯定。　
　　
在此之前好像只有汉初的文景之治可以和它相媲美。但即使是这样，两相比较，结论依然是贞观“恭俭不若孝文，而功烈过之矣”。　　　
还记得我们在上一章是如何评价大业天子杨广的么？用亲身参与创造了贞观之治盛景的名臣魏徵的话说，被他们称作隋炀帝的杨广的功业可是“威加八荒，过于秦汉远矣”！　　　

比较之后，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清，大业和贞观两个时代的分水岭究竟何在。　　　
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前者靠的主要是一个耀武扬威威加八荒的“威”字，突出的是天子的皇权皇威；而后者，凭借的主要是一个扎扎实实不事张扬的“治”字。尽管与恨不能事事亲力亲为、总在大张旗鼓大干快上的大业天子相比，贞观天子李世民几乎可以说是无为而治，也尽管作为皇帝，李世民总爱不失时机地自我表扬，但贞观时期皇帝求谏纳言、君臣群策群力却也是有目共睹。　
　　
贞观之年确实是大治之年。皇帝政绩卓着，百姓安居乐业，用贞观天子李世民自己最爱用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比喻，当年该是这样一幅君民相安其乐融融的景象——　　　

一片波澜不兴平滑如镜的水面，岸边垂柳成行花飞蝶舞，有白羊吃草黄牛反刍；水面上，叶叶轻舟随风而荡互不相妨，有渔夫撒网官爷吃酒，还有公子吟诗仕女簪花……　　　
应当承认，这段文字其实是对东晋陶渊明先生《桃花源记》的拙劣模仿，身逢乱世，欲语难言，陶老先生只能以笔下乌托邦聊以自慰，但这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所有渴望正常生活的人们的共同理想！大业末年的情况实在是一次对刚刚结束的战乱不止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克隆，贞观年间人心思静人心思安已是大势所趋，想起陶渊明也是在所难免。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是曹操笔下三国时期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的苍生图。　　　
“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敝之后，饥寒重切。”　　　
这是见于《隋书》和《全唐文》的对隋末社会现状的描绘。　　　
唐高祖李渊在位期间，大唐王朝的主要任务还在于统一国家、“削平区宇”，即使到了贞观初年，按《贞观政要》的说法，国家依然是：“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这就是贞观天子李世民即位后面临的异常严峻的社会现状。　　　
何必再从前朝典籍里寻找蛛丝马迹，单单就是根据人同此心情同此理的一般逻辑，笔者也敢断定，尽管贞观天子在大业天子死后颇为不屑地将其称之为“隋炀帝”，但在内心深处，对于那个刚刚灰飞烟灭的朝代，尤其是对那个将天子意志尽情挥洒到淋漓尽致无以复加地步的大业天子，贞观天子私下里的感情要复杂得多。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拐弯抹角的亲戚，而是因为他们都是代天牧民的天子。还因为他们都雄心勃勃，都想成为独领风骚的千古一帝。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布衣出身、以小小的泗水亭长起家的流民刘老三都能在当了皇上后如此意气扬扬气吞山河，何况杨广和李世民都是天生贵胄，其起点与刘邦之流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更何况不管是杨广还是李世民，他们登上至高无上的皇位的手段都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所以还有一个向天下人证明自己的资格与能力的问题。　　　
杨广用来证明自己的方法我们已经说过了。　　　
史料记载确凿无疑，当年秦始皇威风凛凛的巡幸场面曾经让刘邦、项羽艳羡不已，分别发出“大丈夫当如是乎”和“彼可取而代也”的感慨。那么同样的，一年四季总是奔波在外，其天子仪仗更是皇皇赫赫的大业天子的排场李世民也不可能没有见过，也就不可能没有想法与感慨。尤其是大业天子治下那种国力强盛四夷宾服贡使来朝的场面，更是无法不让年轻的李世民叹为观止。　
　　
他真正想做的，正是这样对民族国家有大想法大贡献的大唐天子！　　　
但他没有这样的条件。隋末战乱，不仅耗光了曾经很充裕的各项国家储备，同时狼烟四起，群雄割据，国家重又四分五裂。而父皇在位连头带尾只有短短的九年，这就逼使着他不得不谨慎从事，尤其在执政之初的贞观初年。　
　　
承认并且尊重现实，承认并且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哪怕是贵为天子，一个人的能力也毕竟有限，鼓励臣下直言进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是贞观天子高于大业天子的地方。就是这点点滴滴的小小不同，导致的却是判若云泥的差别。　

贞观天子就这样成全了贞观之治，也将自己成全为青史留名的唐太宗。　　　
早在改元贞观之前的武德九年（626）十月，刚登基两个月的李世民就召集并亲自主持了一场有关“自古理政得失”的讨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　　　
那其实是一次讨论国策、决定大唐向何处去的高层辩论。所有的参与者都直言不讳，大家脸红脖子粗地互相辩论乃至争吵，气氛可以说是相当激烈。在李世民看来，这样的争吵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　
　　
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见于《贞观政要》的这段李世民语录表明，贞观天子的执政方式已经有些近现代欧洲国家决策之前充分讨论的议会政治的端倪了，就是现在是不是也值得学习呢？　　　
由于大乱刚过，百废待兴百端待举，以乱求治难度颇大，以至于皇帝自己也发出了“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参加廷议的大臣们更是七嘴八舌，“人皆异论”。　　　
皇帝当时提出的论点是：“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理。”造次者，急遽之谓也，也就是皇帝以为大乱之后人心大坏，光以仁厚宽和的儒道行秩，只怕急忙间不好收拾。　　　
魏徵以为不然：乱后人心容易教化，就像饥饿的人不挑食，很容易就会吃饱一样。　　　
皇帝依然并不乐观，以“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为例，再次强调“致理”不易。　　　
魏徵侃侃而谈：“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可言，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魏徵在这里用的是孔老夫子的典。当年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老先生也曾信誓旦旦：“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魏徵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