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革家雍正-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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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除了朝中的加派之风后,雍正帝又把眼光盯在“部费”上。所谓“部费”就是指各衙门在向吏部陈奏各项事务时,如果不缴纳一定的礼金,吏部就不予批准实行。新设立的会考府,本是清理亏空的部门,但有一些人也暗中收取这种“部费”。针对这种情况,雍正帝于十二年(1734年)十月谕告各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严厉禁止贿赂京官。至此,官场送礼之风才被有效地扼制住。
以上破除陋规的行动,是在实行养廉银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可以看出,雍正帝的根本目的不是禁止官员发财,但他不允许官员损公肥私和额外发财。养廉银制度的实施从根本上肃杀了官场的陈规陋习,整顿了吏治。
滥设名目、强收杂费,这是历朝贪官污吏惯用的发财之道,这种事情在雍正帝即位前是很突出的。雍正帝很清楚滥设名目、强收杂费会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负担,而且会造成吏治不清。在进行各项改革的同时,雍正帝把严禁地方官员乱收杂费作为整顿吏治的内容之一,最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自古以来,行政性收费一直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又因为缺乏规范和有效的监督,乱收费、滥收费的现象便相伴而生,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痼疾。到明代,全国的苛捐杂税已不下千种,百姓怨声载道。即使在收费情况相对较好的康熙王朝,康熙帝也曾直言不讳:地方的“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
乱收杂费现象的制度成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财权与事权不统一。最典型的是明清时期,当时实行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管理体制,一方面中央要求地方政府按时足额完成朝廷下达的赋税任务,另一方面本应由中央财政包揽的事务却要地方政府负担支出,这就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税外收费来弥补。二是吏治腐败,官吏的行为无监督制约机制。典型例证是清朝初期一些特权部门以特殊需要为由,提出某些额外加征税费的要求,得到朝廷允许。口子一开,赋外之赋、差外之差、税外之税的现象越来越多,其中多数成为官员的生财之道。
针对以上两个原因,雍正帝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加强了对中央官员的约束,从而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赋税任务;二是整顿吏治。在这一方面,雍正帝可谓下足了功夫,同时也取得了鲜明的效果。
地方杂费有不少是相沿成习的。例如,有车辆出口,需要到奉天府衙门领取照票,出门时要验票,一辆小车收银两1。6钱,一辆大车收银两3。2钱,这样一年能收银子1700两左右,这些银两都被府尹、书吏和查验官员等分掉。另外,出口的猪牛羊按每口0。3钱收费,这一条陋规已经成为定例,没有人敢出来反抗。由于贪官污吏的勒索,商人们为了不做亏本买卖,不得不提高出口货物的物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巡察奉天的御史释迦保对这件事早有耳闻,他经过调查后,立即向雍正帝奏报,雍正帝下令严行查禁。最后,释迦保遵奉谕旨,立即将车辆及猪牛羊出口收费项目尽行革除,不许再索取分文,违者重罚。雍正帝对他的做法很满意,并给予了一定的奖励。
雍正二年(1724年),有人参奏直隶通州金盏河附近的真武庙和娘娘庙的僧人,对入庙进香的民人竟也“挂号取税”。雍正帝听后十分生气,立即命直隶巡抚李维钧查明处理。经过李维钧的详细调查,这些寺庙虽然没有“挂号取税”之事,但的确有僧人在庙内挂匾通名,为进庙之人料理礼拜事宜,然后收取高额香资酬谢,李维钧当即传令禁止。雍正帝对他的做法颇感满意,夸赞他处理得很及时。
为了彻底根除收费名目,雍正帝在各地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例如,江苏省扬州府仪征县,从明朝开始,凡是商人贩运盐引,都要用该县印信钉封,把它作为沿途稽查的凭证。到了清朝,商人在赴县衙钤印时,先按旧例每盐引交银3厘,此为归公引费,另外再加收2厘,为官役饭食费。盐商在县衙交银钤印后,还必须经过驻在仪征专司盐务的掣盐衙门验发盖印。商人们心里都清楚这是勒索,但因为怕拖延时间,耽误运送,不得不忍气吞声地交费。
在查清这件事后,雍正帝认为盐商赴县钤印封引,徒滋纷扰,无益稽查,如果免去这一周折,乱收费现象就会自动取消,商运也可避免阻滞。于是,雍正帝下令盐运归盐政衙门负责,没有必要用该县印信钉封,这就在根本上杜绝了对盐商乱收费的现象。
雍正帝的取缔规礼、严禁乱收杂费制度的出台,是对整顿吏治的细枝末节的修补,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完善了清朝的吏治,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第五章 重农务本,裕国安民
重农务本,裕国安民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是历史上所有政治家都通晓的道理,而雍正帝则在此基础上又将农民的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雍正帝看来,农民对国家的贡献不仅工、商者不及,而且不贤良的士大夫也不及。为示奖掖,他授予勤劳俭朴且有能力的农民八品顶戴。这一改革举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它绝不显得荒谬。雍正帝借用此举不仅奖励了农民勤恳的作为,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倡导了淳朴的民风,维护了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利益,这在当时的社会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和革新精神。
四民之业, 农为最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的生产和发展,雍正帝也继承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农本思想,他将封建帝王对农业的重视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高度。雍正帝认为: “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农、工、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他十分清楚作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的重要作用性,同时也为当时出现的人口繁多、垦田有限、粮食不足等问题感到担忧。为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雍正帝采取了许多大胆的措施,其中有沿袭前人的,也有自己的创见。
雍正帝执政伊始就说:“稼穑为生命之所关,非此不能生活,而其它皆不足恃。”“农事者,帝王所以承天养人,久安长治之本也。”“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兼收倍获,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欲家室宁止,治不可得。”他这些话的意思是说:庄稼是生命的关键,农业是君主们按天意养活百姓、安邦定国的根本之所在,离开它人就不能生活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做帝王的人就是受上苍之命,指点老百姓种田养家,以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为此雍正帝提出了重农务本、裕国安民的重要治国方略,倡导“导民务农为第一要政”。一句话,就是把“农业”放在国家众多事务中的首位,高度肯定了农业是国家强盛根本之所在,指出了改革政治的基本问题是发展农业,只有发展农业才能裕民强国。
他谕令地方文武官员,凡有关农业问题,事无大小,都要随时奏报。以雍正六年(1728年)四月为例,该月全国各地官员共具呈206件奏折,其中有26件是关于雨水、粮价、年景收成、水旱蝗灾、垦田治河等农业方面内容的,对此雍正帝一一审阅批复。在雍正帝的指示下,苏州、杭州、江宁三地织造,将当地的阴晴、雨水、风向等情况逐日记录,月底汇集成该月“晴雨录”,于下月初一日呈报皇上,以便雍正帝了解地方详细的气象情况。三地织造官员虽迭有更换,但具报“晴雨录”这一法定的公务终雍正一朝也未间断。凡地方官员调补赴任,或钦差大员外出办案,沿途各地年成米价诸情,均须认真采访呈报,这在雍正朝已成定例。
雍正帝还常常根据农业生产时节,告诫官员进行防范。雍正九年(1731年)六月,雍正帝通过内阁大学士传谕山东巡抚岳涪,详谈了蝗虫的产生与预防问题,命他严防蝗灾。雍正十年(1732年)春,鉴于雨雪欠缺,雍正帝谕令各省督抚大员:“地方雨泽之有无,播种之迟早,务期悉心访察,先事图维料理,不使黎民有乏食之虞。倘有玩忽隐饰等弊,一经访闻,必当严处。”
雍正帝每当得到地方风调雨顺、灾除年丰的消息,总是欣悦不已,喜形于色,常在此类折子上留下“以手加额览焉”这样的批语。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山东巡抚黄炳奏称,山东济南等六府秋禾畅茂,官民鼓舞欢欣,谨采取双穗瑞谷,转达进呈。雍正帝高兴地批道:“今岁四省之丰收,实出望外,朕不胜庆幸之至。”
在有关农业奏折等方面,雍正帝反对官员笼统含糊乃至虚假不实的奏报。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颁谕:“向来各省督抚奏报年岁收成,皆云几分至几分不等,似此未曾分别清楚,未免蒙混,此后须细加分别,如一府之中,九分者居十之几,八分者居十之几,照此类推,据实奏报,使朕可以详悉收成分数。”雍正九年(1731年)六月,河北总兵范毓奇为邀皇上欢心,虚报地方“甘霖大沛,万姓欢腾”,雍正帝严厉斥责他:“似此粉饰捏奏,未知汝具何心?若如此不诚实,则汝为负朕之人矣。”雍正十年(1732年)闰五月,江西巡抚谢曼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地方雨水一直充足,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帝仔细看过批复道:“既然冬雪露足,春夏雨水亦甚均调,麦收分数何得薄减?二者必有一不实处,明白回奏。”从中可看出雍正帝实事求是的态度。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所以发展农业是国事的重中之重。而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在当政的十三年间,始终不渝地自觉坚持“”的重农方针,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而且雍正帝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只是沿袭前朝的农业方面的经验,而且还通过尝试做出了许多大胆的改良工作,其创新精神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这也可能是雍正时期农业之所以如此繁荣的原因吧。
言传身教,行耕礼
雍正帝知道身教胜于言教,榜样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领导的模范带头作用是最能带动群众,影响部下的,它能胜过世界上任何最动听最美丽的说教。雍正帝就曾亲自扶犁耕地,亲自割禾播种———这就是雍正帝推行的耕耤礼。行耕耤礼,是以农为邦本的观念和政策的表现形式,它起源于农本思想,同时也是对传说中的虞舜躬耕于历山的效仿。行耕耤礼始于周朝,当时非常隆重,但到周宣王时则不再举行耕耤礼,曾引起很多大臣的反对与苦劝,认为这会使“国将不国”。汉文帝刘恒是历史上贤明的一代君王,他也很重视耕耤礼,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其开耤田,朕躬耕以给宗庙粢盛。”意思是农业是天下的本业,朕要亲自耕种,以给宗庙祖宗奉上丰盛的五谷。雍正帝在春耕伊始,亲自下锄开犁,以显示他对农业的重视。
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国事必然一朝多于一朝。尤其是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以后,政务繁杂的帝王不可能再像传说中当年的虞舜那样亲自垦田。尽管如此,雍正帝仍然在京设有耤田,春耕伊始亲自开犁,以示注重农功,劝率百姓力田务本。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农事惟邦本,先民履亩东。翠华临广陌,彩轭驾春风。礼备明神路,年期率土丰。劝耕时廑虑,何敢惜劳躬。”这是雍正帝亲耕耤田有感而作,诗中继承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农为邦本”的思想,表明了他对农业作为本业的重视。
耤田和先农坛原来设于首都,雍正帝于四年(1726年)下令命各府州县设立先农坛,也就是开出一块耕地,准备一切耕田器具,每年仲春亥日地方官举行耕耤礼,意思是让他们知道“敬天勤民”,学习注重农功的精神,使官员“存重农课稼之心”,农民“无苟安怠惰之习”。他这样做,不但是为了让地方官吏通过劳动了解种田人的辛苦,以培养他们敬天爱民的精神,同时也是为了使他们了解农事,少犯些盲目指挥的错误。他的命令很快就得到了贯彻执行,五年(1727年)春天各地开始举行耕耤礼。州县的耤田只有四亩九分,但要种好这点田,必须了解天时气节、土地肥瘠、农业生产等其他一些情况,可以以此指导全州县的生产,所以仍然有一定意义。在实行得较好的地方如河南等地,就明显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河南松江府有这样的民谣:“雨过番湾滑大堤,先农坛下看扶犁。争传野老荣冠带,到处撑献早罱泥。”这表明推行耕耤礼和老农顶戴政策后,农民的生产热情有了很大的提高。
尽管皇帝的命令是金口玉言,但天高皇帝远,地方上还是有些封建官僚阳奉阴违,表面上响应雍正帝“行耕耤礼”的号召,背地里却对此大不以为然。针对这一状况,雍正帝保持和发扬了他改革中既有的“较真”劲儿,行铁腕政治,力挫愚顽。
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广西巡抚韩良辅奏称临桂县知县杨询朋将耤田荒芜,致使颗粒无收。雍正帝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令革除杨询朋的职务,并罚他在该县耕田十年。这一做法堪称高绝:你不是不肯耕种耤田吗?你不是总想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吗?那好,就罚你老老实实做十年农夫,看你还舍不舍得把你的官老爷架子放下来。雍正六年六月,又有浙江总督李卫参奏永康知县陈桂搞的“耤田典礼”草率了事而不合规定,为此,雍正帝也将陈桂革职查办。也就是说,就算你耕种耤田了,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也不行,也同样要受到处罚。
表面上看,雍正帝对这些官员的处罚有些过分,但实际上他这样做却有其高明之处。俗话说,一室之不治,何以治天下?一个地方官吏,如果连几亩耤田都不好好侍弄,又如何能很好地治理一方百姓呢? 既然如此,干脆就免其官职,以防因一人无能而连累一方百姓的情况出现。
雍正帝的这一做法,使地方上出现了许多懂得如何指导农业生产,以田为本,下力气抓农业生产的勤政官吏。在这些官员的带动下,地方各层次的人都把农业摆在第一位,当时的农业发展出现了良好的势头。国力日渐昌隆,步入了一个政治清明、百姓乐业的太平盛世。
改革创新,老农顶戴
广大的农民是支撑封建帝国的基础,只有他们的辛苦劳作,才能保证举国上下人民的丰衣足食,永享太平。可他们却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直饱受上层社会的层层剥削和压迫,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一直延续了几千年。雍正帝在执政期间,为改善农民的这种状况采取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做法。他抓农业有许多措施,其中创造性的措施是鼓励农民勤劳耕作,奖励农民中的劳动模范,授予老农顶戴则是颇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历史趣闻。
雍正帝曾说:“农人辛苦劳作以供租赋,不仅工商不及,不肖士大夫亦不及也。”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农民的作用和地位。在这句话里,他把农民高高抬了起来,认为农民把辛勤劳动的成果供给政府税赋,支持国家,这样巨大的贡献非但工商业者无法比拟,就是那些不贤能的官僚也无法跟农民的贡献相比。雍正帝认为:官员能配朝廷的顶戴,农民为什么就不能有顶戴?因此雍正帝下令各州县官员,每年必须在各乡中选择一两个勤劳俭朴又没有过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