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疯了-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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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杀子”与“子女为父母作牺牲”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在艰苦的环境下，子女就更不能让父母因为自己而受苦。子女应该为父母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将外在的文化要求内化为自觉的行动。
　　在民间传说中，有许多这种故事，情节越残酷，自毁性越大，越受到称赞。
　　罗武越说越激动。
　　比方，在《二十四孝》中，一个八岁的孩子为了防止蚊子咬他的父母，甘愿让蚊子咬他自己。又比方，孝子王祥受后母虐待，但当后母想吃鱼时，他却“卧冰求鱼”。
　　再比方，一个孝子听从医生的指示，尝父亲的粪便，以判断父亲的病情，当得知老父病危时，他祈求上天让他去替死。
　　等等，等等。
　　罗武断然道：行孝意味着维护父亲的权威地位。舜得不到家人善意的理解而是敌意的拒绝。可正是敌意的拒绝突出了孝行的伟大。
　　行孝意味着子女的一切行动都要为父母的幸福着想。
　　一方面，子女应该努力争取生活上的成功，以给家庭带来荣耀。
　　另一方面，在特定条件下，孝子要违背父母的意愿，如果这种不违背就会造成对父母不好的后果的话。
　　比方，舜的父亲想杀他，但他一次次逃走，因为如果不这样，他就会使他的父亲更不配当父亲。
　　罗武又引用孔子的话说，当父亲发怒要打人时，孝子应该保证自己的身体少受伤害。
　　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
　　如果父亲对子女体罚太厉害，也有违父慈的伦理，所以，躲开父亲的体罚是有利于父亲的形象的。
　　由此可见，孝道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行孝的结果有时并非天伦之乐，而是人间悲剧。“孝道”是以权威主义道德观为特征的社会化模式的主要基础，其负面的结果是造成个人情感与角色行为相分离而可能造成父子关系中出现情感疏远、紧张和敌对等问题。
　　绝对的父母权威造成中国儿童情感上暴戾、与父亲疏远，害怕权威人物，面对权威指示采取沉默、否定或消极抵抗的行为。
　　肉体上的“杀子”表现在各种激烈的“自毁”行为，而内在的思想控制因为扼杀了创造力，这样，又导致了精神上的“杀子”……
　　“行了，我的大学者！”女方有时听不耐烦了，就打断罗武的话，“你的大道理像是在跟我上课似的。可我们今晚的课不是讲‘孝道’问题吧？”
　　罗武立即说，“正是因为我讲清了上面的原因，所以，我就可以轻松在面对你。可以使我们的行为变得合理而有意义，不然的话……”
　　但罗武的嘴巴已经被女人的手封住了：“行了，我不要听那些了。我要的是你……”
　　灯也熄了下来。
　　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嫉妒：一柄带毒的暗箭
　　罗武未参加“性派对”活动前，曾在南方《镜城早报》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讲的是人的内心之阴暗面的问题，标题就叫《嫉妒，一柄带毒的暗箭》。
　　这篇不大起眼的文章恰巧被到深圳来搞“性派对”的阿东看见了——他当时正坐在宾馆的大厅里一边等人，一边无聊地翻阅着报纸。
　　当他读了这篇文章时，感到像六月天喝了一杯冰镇啤酒似的，很解渴，就毫不犹豫地将登有这篇文章的报纸从报夹上取了下来。
　　阿东将文章给同伴们欣赏。结果传来传去，最后传到了阿升的手上。
　　阿升一看作者，嘿，竟是罗武这小子！于是，一口气将文章读完了——
　　嫉妒像一个偷窥者，永远躲在阴郁的窗帷后面，用忿忿不平的牙齿咬破舌头，以展示心灵的出血过程。
　　嫉妒是孤寂的，它找不到一位可供剪烛西窗的倾诉伙伴，注定与自身形影相吊；它无助的双手只能拥抱孤独，使灵魂更加哆嗦。
　　嫉妒像一场吴刚伐树般的苦役，具有无法自娱、无力终止的属性，当它成为一种自爱，又恰恰生出刺式的窘境，即嫉妒者对自己的安慰性摩挲几乎会同时构成自虐性伤害。
　　嫉妒是邪恶的，它长着一双刺客的眼睛，蛰伏在人性的渊底。虽然嫉妒本身意味着某种不甘雌伏的弱者意识，但它又明显氤氲着若干同归于尽的气氛，迫使我们“战战兢兢，日谨一日”，体会它的可怕和阴冷。
　　嫉妒者常常像一位披发跣足的女巫，在我们背后划出道道圆孤。
　　发生在两个远古同胞间的谋杀，除了告诉我们嫉妒的荼毒如何惨烈外，还表明了它的古老：一种原欲，它在人类第一个儿子身上就得到了昭彰的显现。西谚“嫉妒永不休假”，也恰切地说明了嫉妒像一个饕餮食客，为了伺候自己的贪婪，它往往置脾胃的康泰于不顾，甚至会在并无必要的时候峥嵘出世。
　　奥斯曼帝国的真正奠基者穆罕默德二世曾经为了求得心理平衡而用匕首刺死自己的爱妃。尼采看到有些老人“并不想要孩童，他嫉妒他们，只是因为他已无法再成为孩童”。
　　大凡强烈的欲望都长着四只蹄子而不是两只脚，带有相当的躁狂性和盲目性。
　　作为一种情感菌体，嫉妒最易在兄弟姐妹邻里同事间得到繁殖和播衍。
　　嫉妒者的格言是：“上帝总是用闪电击中最大的动物，最大的建筑，最高的树木。”
　　任何独标高格的行为都得冒在毒日下被睽瞪众目轮番拷打的危险。
　　“枪打出头鸟”和“锤敲出头钉”就是这种处境的最好注释。
　　嫉妒，它是文明的刺客，除非我们首先把它刺伤。
　　“‘性派对’就是这种挑战‘嫉妒’的榜样行为。”阿升一读完，就大放劂词地自言自语地说“因为行为者不嫉妒他人对情感的贪婪与占领。有一种大爱而不是泛爱的情感在倾注。”
　　阿升说着，立即给《镜城早报》的朋友打电话，要他查一下罗武是不是他大学里的号称“笔杆子”的那个罗武，并问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他的联系电话之类的。
　　很快就查证了，此罗武正是彼罗武，而且他就住在深圳。
　　结果，当天，罗武就被老同学阿升给叫过来了。
　　阿东见了罗武后，竟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而罗武居然当晚就没有回到家里去，而是入了“性派对”的“贼道”，成为这一“遮阳部落”的幕后鼓噪者。
　　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弑母的“大和”文化与“骷髅墙”的启示
　　罗武加入这个“圈子”后，阿东喜欢找他讨论中国的“孝道”文化问题，两人还常常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或日本的“大和”文化进行对比，试图从中找出某种“不对劲”的地方。阿东给罗武讲述了一个他在美国读书时碰到的一起尴尬事情：他的一位女同学，与当地一个美国佬结了婚后，女同学很有“孝心”，她见她先生的父母年事已高，且又分开住，就好心好意建议搬过去住在一起，这样也好照顾些。
　　没想到这两位老人很恼怒，认为这是侵犯他们的私人空间，并怀疑是图谋他们的房子。
　　气得这位女同学大骂自己“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这件事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阿东说。
　　罗武为此分析道：中国人的所谓“孝心”，在美国人看来则成了这样子了——它是父母在子女还没出生前就已把他们的用途计算好了，并将一个人能如此“利用”另一个人制度化，还不断地对后者进行“洗脑”。
　　阿东接过话茬说，你分析得很对。可是，在以“每个人都是一个目的，而不是工具”为基本原则的西方（美国只是其中的代表），“利用”人和真情是不相容的。他们尤其对中国人孝道中出现的各类“杀子”或“自毁”式的故事极度反感，认为这是一个人还没诞生前，他/她的人生和命运就“失去控制”了。
　　“这种‘孝文化’将整个东方都窒息了。”阿东总结性地说。
　　“但日本除外。”罗武笑着说，他认为日本的“大和”民族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指向。
　　“愿闻其详。”阿东也笑道说。
　　于是，罗武就举例说，日本有一部电影叫《樽山节考》，讲述一个古老悲壮的故事。
　　樽山的风俗是老人到了七十岁就要被儿孙背到山去，在山上“坐化”，以便空出家庭的位置和口粮，好让晚辈娶亲生子，增丁添口。“背母上山”就表现为一种神圣的仪式。
　　电影中女主公阿令婆是一个年满七十却还相当健康的老妪，它被儿子背到山上，平静而安祥地坐在山顶上，等待上帝来接她。
　　（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是否与这种牺牲精神有关呢？——阿东插话道。）
　　一场大雪落了下来，老人转眼间成了一尊塑像。
　　罗武说，天人合一的传统母题在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并有了超越现实的感染力。在这个仪式中，责任和人性的冲突，族规和亲情的矛盾，通过“背母”、“弃母”、“救母”、“别母”等细节描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同样是东方文化，日本的这部电影却是反中国的“孝道”文化而行——“弑母”。而在中国，只有牺牲晚辈，才算是崇高和伟大。
　　“这是否说明了中国的老人都很自私？”阿东问。
　　罗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曾经在一家杂志封二看到一幅照片，是一爿“骷髅墙”的近镜头聚焦。这墙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一片骷髅。
　　摄影者撰文说，许多年以前，在这荒寒的高原，有一位高僧临死前留下遗言，说他死后，希望把他的头放在高高的山坡上。他要永远看着这里的山川日月，留恋着人世间美好的一切。
　　“他清贫地过了一辈子，还认为活得不够，还不希望死去。”罗武耸耸肩说。
　　阿东若有所悟：哦，原来中国老人的“自私”是因为他们“怕死”，即使死后，也要对人间有所管理和看护，他们对晚辈总是处于一种“不放心”的状态。得“道”的高僧尚且如此，而况俗人乎？
　　罗武又接着“骷髅墙”的故事说：后来，这一带人都学这个高僧的样，留下遗嘱，死后，留下头颅看这里的蓝天白云。
　　然而，有一天，当摄影家带着女友想再去寻找这个地点时，却发现变了样——“骷髅墙”被推掉了。这里成了一个什么生产基地。
　　那一刻，他失望极了。可是女友却十分高兴，她原本就不想来看什么破墙的。
　　回去的路上，他跟女友一句话也不说。女友想跟他说话，他竟不愿开口。
　　就这点小事，他们竟然分手了。
　　脆弱的生命，更脆弱的爱情啊。
　　摄影家写下这段文字并不是为一段爱情的结束而惋惜，而是为女友当时不理解他难受的心情并最终导致分手而难过。
　　罗武说，这其实也是一种嫉妒的感情，因为，在摄影家女友看来，摄影家对骷髅墙的感情比她还深。她嫉妒，但这种嫉妒又不是吃醋的那种对爱的占有，而是一种对爱的蔑视。那女孩子一定会想，既然自己在他眼里连一堵骷髅墙都不如，那跟他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呢？
　　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冷漠：都市人的精神商标
　　作为一个职业写手，罗武除了写作各类大特写、大纪实文章赚些“肥款”外，也写一些“小东西”。实际上，而他最受读者欢迎的反而这是些“小东西”。
　　如果说，《嫉妒，一柄带毒的暗箭》揭露了人心之阴暗的一面的话，那么，他写的《冷漠，都市人的精神商标》则简直带有鲁迅先生之“匕首”的锋利了。这篇文章全国至少有上十家报刊转载，网上转摘的就更多了。
　　据阿升在《镜城晚报》的朋友说，这篇文章发表后，编辑部至少收到三百多封信，和无数的电话及电子邮件。
　　对此，罗武并不认为值得高兴：“它说明我戮到了大家的痛处。”
　　不妨再将这篇大作转录如下——
　　老听人说“冷漠的都市人”。对于这样的封号，我，一个土生土长的都市人，不仅不以为忤，而且欣然接受。
　　说都市人冷漠，自然是批评的意思，但我宁愿把这“冷漠”当成都市人的精神商标，或一枚识别的家徽——即使不是光荣的印记。
　　冷漠流淌在都市人的血液里，但没有一个都市人敢于反驳这样的指责，于是，“冷漠”始终只是一枚负面的标签，没有人去探究它的内涵。
　　冷漠也有内涵？
　　当然。有哪一个人是简单到没有内涵的？
　　现在，我就来说一件今天遭遇到的事。从某方面来说，这件事很骇人，但在我们都市人看来，也很稀松平常。
　　早上，可能六点多吧，我在公园跑步，去上厕所。
　　通往厕所的那条小径上，躺着一个人。他光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横躺在水泥铺成的小径上，身体和路径的方向恰好成直角。
　　我心知有异，但并不惊骇，多望了几眼，从另一个方向上厕所去了。
　　他在睡觉吧，我想。而我是来上厕所的。
　　我宁愿他是在睡觉，虽然这样的睡法未免奇怪了一点。
　　从厕所出来，脑筋经过一、两分钟的安定，已经能从容审视当前的状况。
　　我在附近徘徊，而且，依据都市法则，不能显得太好奇，要假装视而不见，与己无涉，实则暗中留心。
　　那是个外国人，年约三十，身材不高大，肌肉结实，皮肤黝黑，不是白种人，也不像黑种人，我猜想可能是外籍。嘴角好像有一点血迹。
　　厕所旁边是网球练习场，好几个人在练网球。我不相信他们不知道隔壁躺着一个人。但他们若无其事，兀自对着墙壁挥动手上的球拍，身体随着弹回来的球不断移位。
　　公园里人来人往，这里也不是什么偏僻的角落，我不相信没有人看到这个人。但他旁边并没有聚集人群，相反的，他像有一股隐隐的离心力，使他周围的区域变得人迹较往常稀少。
　　即使有人走过，也若无其事。
　　有个走过的人向他的同伴说：“好可怜！”语气里听得出一丝同情，但并没有往那个方向多望一眼，也没有停下来做点什么，好像谈的是电视里的情节。
　　迎面走过来的一位老太太，手指着那个方位，对我说：“那边躺个人，还流血。”
　　我除了“哦”了一声之外，没有任何反应。
　　“不反应”是最安全的做法。老太太的告知对我是个小小的打击，我再也不能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不能假装那个人在睡觉。
　　但我坚强的都市性格是与生俱来的，不是那么容易被击跨，也不会觉得内疚。
　　于是，我走开。
　　我懂得老太太的意思。她其实心有不忍，但自以为年纪大了，力有未逮，不能做什么。
　　而我是三十多岁的青年男子，于是她把自己的内疚转抛给我，心底希望我处理这个状况。
　　想得倒美。但我也是聪明人，知道限制老太太的，其实并非年纪，而是她的都市性格。她的年纪只是为冷漠提供了借口。仗着某种借口豁免了自己的内疚，却将之转嫁给没有借口的人，这算是道德的行径么？要是地上躺的那个人是她的亲人，她会觉得自己年龄大吗？
　　内疚，我当然有一点，虽然不很多。那个人也许受伤，也许生病，如不送去医院诊治，也许会成为异国的孤魂野鬼；即使做了鬼，恐怕也飞不回家乡，形单影只，本地鬼都不理他。
　　想到这里，不禁可怜起他来。
　　我其实是很有同情心的人，并非如表面上那样冷漠无情。我不杀生，连蚊子、蚂蚁都不杀，热心响应各种捐款，争做各类模范。凡此种种，都显示我是个仁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