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疯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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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酷”。
她想：也许这个人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花心”吧。
聊了不到几分种，仇玲就感到对方真是“情场高手”。
仇玲说，像她这样自视甚高的女人并非轻易就被俘虏的，但这个“花心男人”就有这种本领，让她“一见”就难以舍下。他一会儿英文，一会儿中文，字打得非常的快，而且特别幽默风趣。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每一字都可以让他拉扯到与“性”相关的联想上去。
仇玲真是服了他。骨子里来讲，她希望遇到的男人不是那种纯洁处男式的“愣头青”，但那也不能过于经验老道，让人想起与别的女人在一起也不舒服，她觉得“花心男人”就属于她希望的那种“中间状态”的“理想男人”。
交谈了没几回合，双方都觉得有劲，留下了真实的电话、地址，并火烧火燎得到了“非见面不可的地步”。
于是，一个周末，仇玲买了张机票，飞到“花心男人”所在的沈阳市。
有一个光头站在出站口朝她笑，直觉告诉仇玲：这个“酷”男人就是这次投奔的对象。
果然就是他。
仇玲问：“为什么对我笑，你怎么知道要接的人就是我？”
“花心男人”说：“这点本事都没有，你还会从广州飞到这里来吗？”
一见如故。
两人直接打了个的士，来到他的单身住宅。
没有更多的话语，“花心男人”直奔主题，简直是有些粗暴地“强奸她”，但是她喜欢。
而最令仇玲难过的是，她觉得自己竟真的爱上了这个“花心”的“杂种”！
然而，“花心男人”坦率地告诉她，当天晚上十二点，他要乘机去新加坡。如果有机会，他还会回来找她的。
气得仇玲当场真想给他一个耳光。但她忍住了。
毕竟她也不是小家子气的人。她从床上坐起来，说，“好吧，我们同时走吧。送了你后，我再回广州。”
这番大义之话，说得“花心男人”都很感动：“真不应该挑动你来。”
仇玲惨然一笑，说，“来了也好嘛。知道了什么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花心男人’！”
从沈阳回来后，仇玲再也不敢轻易上网了。
她可以放任自己，但怕的是不小心动了“真情”，那样就太伤身体了，也太让自己瞧不起自己了。
仇玲的同事中，不少人有性伴侣。有时在带队时，团里的男性会一再“放钩”。不少女导游就频频地与一个又一个男团员周旋，得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丰收”。
但仇玲觉得将“工作与性”搅在一起没意思，而且男团员花言巧语的背后，让人有一种“卖的感觉”，“那样的话，与妓女又有什么差别呢？”
仇玲也曾到外边去找过“一夜情”，一是为了刺激，二是为了体验——“生命就是在体验中丰富”，这是她的人生哲学。
没想到，那家伙竟是个地地道道的“劫匪”，他不但劫了她的“色”，而且劫了她的“财”，气得她找了一伙人将那个家伙“修理得半死。”
从此，仇玲再也不敢去招惹那些“来历不明的人”，一怕陷入“麻烦”，二怕染上什么病，而自己的朋友则比较可信，这是她参加“性派对”游戏的直接导因。
仇玲毫不掩饰地说：“在很孤独和空虚的时候，我常常放任自己的身体，但过后我得到的是更多的空虚，还有对人性的怀疑——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对谁动真情。”
“城市猎人”
有“城市猎人”之美名的项兵是属于那种一直想发财而机会不济的人。
项兵觉得自己总是比社会“慢半拍”。当年为了早日走上社会，他不听从老师的劝告，而轻松地上了一个中专。
可工作没过几年，昔日的中学同学一个个大学毕业了，分到了大城市，他不甘心在小城市守着一份不死不活的工作，就再次发愤，竟然又考上了大学。
读完本科，学校推荐他读研究生，他婉言谢绝，急急地到一个大一点的城市找了一份好一点的工作。
可是没过多久，风气又转了，本科生也不行了，研究生才吃香。加之单位效益越来越差，他眼看不妙，就再拼一回吧，好歹又考上了研究生。
毕业后，他在武汉一省直机关单位工作，就像刘震云写的《单位》里的那个小林一样，看起来好像也还不错，可是他看到昔日的同学们一个个“下海”，到广州、深圳等地“捞世界”，并个个“成了人物”，他也心动了，遂辞了职，来到惠州一家私营企业。
不久，他又辞了工作，自己搞了一个装潢公司，但生意一直不大如意，最多只能算是“吃喝不愁”罢了。
事业一再受挫，爱情像“垃圾股”一样总是提不起劲，心情的压抑无处发泄，甚至老是怀疑“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到最后，他竟然想用“性”来“救赎自己”。
可是，以游戏对游戏，让“性”成为口香糖一样的消费品，如此“救赎”，怎能“超渡”人世间的“欲海”！
项兵在谈到“性派对”的游戏时说，“我对爱情没有信心，但是我需要性伴侣——就像口渴了的两个人找水喝一样，喝完水就走了。就这么简单。”
随机抽样调查
“性派对”的发源地是在美国。但近年来，这类游戏正在亚洲国家，特别是在日本、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盛行成风。
香港、澳门等地也是当仁不让的“重灾区”。
而以“追风逐浪”著称的中国大陆人对任何新生事物都有着“莫名的热情”，特别是广州、深圳和厦门等沿海城市的不少都市男女，他们正以“后进赶先进”的“斗志”，积极投身到这一“都市异类”的“性文化”热潮中来。
据连载《乐疯了——城市“遮阳部落”“性派对”大曝光》一书的香港某文化网站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台湾地区除外）共有各种类似“性派对活动小组”达二百六十多个，总人数最保守估计也在五千人以上，而且这个数字正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快速增加。
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其中年龄最小的竟是一个十四岁的初中女生）认同这种“性生活”方式，因此，参与者的平均年龄呈现大幅下降趋势。
在该网站随后进行的抽样调查中，虽然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认为“性派对”是“人类的堕落，是对文明的粗暴践踏”，但也有百分之十一的人认为，“对新生事物不能一锤子打死”，声称可以“走一步，看一步”，这些“温和派”还说“真理并非掌握在多数人手里”。
另外，有百分之十三的人说，“别人的事，只要不危及我们，随他们去闹吧”，还有百分之五的人竟然说，“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在治疗‘性病’的大小广告贴满城市的电线柱杆和街头巷尾的今天，如果‘性派对’能够取代嫖娼卖淫，那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最让人吃惊的是两个“极端态度”：有百分之二点六左右的人认为“性派对”是“人类的耻辱”，并急吁各地公安有责任将“这些社会败类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否则，“国无章法，民无宁日”。
而另有百之二点四左右的人则认为“性派对”对“解除人性的压抑”、“恢复健全的人性”起到了“治疗性的作用”，“一个开放的社会应该允许、甚至扶助他们的存在”，让他们从“地下”走向“公开”。
其中有三个网友还大大咧咧地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那就是，请阿东或其他当事人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或各省市地方台的名牌栏目去“现身说法”，以便使这一“群体性游戏”深入人心，普及得像“乒乓球‘国粹’一样”，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全民健身运动”。
然而，据网上坦承自己有过类似经历的男女在回答“每一次‘游戏’完成后的感受”这个问题时，竟有约八成女性和约半成男性承认在“放纵后并不能收获自己原先希望的快乐情绪”。
奇怪的是，这些人却无一例外不表示：“尽管如此，但仍然乐此不疲，甚至盼望着这类‘派对’能够更加经常地举行。因为每一次都是希望的开始。”
“锄奸团”的愤怒针对礼崩乐乱、世风日下的社会现状，特别是有关“性派对”的讨论在网络上传播得越来越炽热的时候，一个自称为“锄奸团”的组织在网络上“愤怒地”诞生了。
在连载《乐疯了——城市“遮阳部落”“性派对”大曝光》的香港文化网站上，日前贴出了这个组织的一纸“战斗檄文”，行文虽然有些偏激，但读来倒也痛快。不妨摘录如下——
《尚书大传》说，“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就是说，男女“乱交”或“滥交”就要受到“阉割”（对男的）和“幽闭”（对女的）的刑罚。
这当然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了。
因为，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父母给儿子一个健全的身体，身体“残破”就是对父母的不孝，割了生殖器更是最大的不孝。
俗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故此，自古以来，受过宫刑的人，总是把割下来的生殖器“用油炸透”，再用东西包好，放在器皿里，吊到偏远的房梁上，等到人死后再与尸体一起掩埋。
其寓意是：这辈子虽然六根不全，但来世可望修个全身。
参加“性派对”活动的人较之“乱交”或“滥交”者更为可恶，因为这些人缺乏起码的道德感和“人之所以为人”的羞耻感，这是对人类文明的公然挑衅，是全社会的公敌！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
“锄奸团”本是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眼看祖国沦陷，便纷纷起来，利用各种途征和方式，对“民族背叛者”进行无情地打击所形成的正义组织。
我们借用这个名称表明社会道德已败坏到了国家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因此，呼吁一切有识之士立即行动，将所有“性派对”参与者都视为“民族背叛者”，要对他们进行“阉割”和“幽闭”，把他们的生殖器割下来，“用油炸透”后，趋势喂狗，让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朋友们，常言道，无欲可以延年。和尚无欲，所以长寿。当爱滋病在每个人家门口探头探脑的时候，每个渴望生命的人，难道不应该警惕吗？
昆德拉说，“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字的浩瀚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今天，连做爱都追求“派对”，追求数量，追求次数，而不讲质量和效果。人们夸耀和衡量的标准是数字而不是质量。如果说你一夜有五六次甚至更多的“性行为”，人们便认为你精力充沛，技术过硬。
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可悲的呢？
君不见：当你在“享乐”的喧嚣嘈杂中放任欲望的时候，你的灵魂则失却了宁静的精神栖居和归依之所；当“虚无”战胜了“理想”并侵入人们心灵的时候，所有传统的价值信念都将进入末日的审判。
“如果你不想下地狱，你就洁身自好吧！”
“如果你希望社会安宁，你就起来战斗吧！”
裸露的灵魂：“我们还有什么？”
这是一次撕裂，撕裂者将伤痛和血液隐藏在内心。
这是一种背叛，背叛者将欢乐和眼泪一同吞下。
“性派对”的行为者们看似开放，实则封闭。
开放的是他们的肉体，封闭的则是心灵。
他们不愿意与社会对话，也不愿接受社会规范，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被他们像撕手纸一样轻巧地撕掉了。
他们生活在假相中，以为他们的小群体就是比天空、河流和阳光更为辽阔的世界。
他们裸露着灵魂，裸露在自己虚构的梦中。
正如有人指出的：这些人的灵魂分成了两半，一半是尼采式的“超人意志”，一半是卡夫卡式的“弱的天才”。
这种分裂的灵魂是“遮阳部落”的集体病症，它使意志失去涌动的力量，而个人的性格更显得乖张而飘浮。
这些人关注自己的钱包和自身的肉体，对神圣美好的东西不再信任，那种虔诚之心和美好情怀为狂妄之心和低俗之性所取代。
因为，灵魂本来最是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现在却裸露出来了。这是无根的人所特有的表征。
无根也就是无信仰。这些人很少问一问自己“从何而来”、“要到哪去”和“为什么活着”。
大家只是匆匆地挣钱，花钱，寻求各种刺激。
用刺激的方式将麻木的大脑一遍又一遍地捶打。
越是这样，越是将本来应有“根蒂”都磨掉了。
然后，人就变得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害怕死亡，害怕宁静，用匆匆的行为掩饰内心的恐慌。
“性派对”就是这种生活的写真。
这一群人总是在行动，用一个又一个行动来验证自己的存在。
他们原想用“性”来解放或救赎自己，没想到，有了形而下的“性爱”，反而迷失了形而上的“性灵”。
他们真的如自己所说的那样风流潇洒，没有顾虑吗？
他们是否扪心自问：“我们还有什么？”老子、庄子：“性派对”的膜拜祖宗
尽管老子、庄子的人生哲学与“性派对”行为乃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拜祖宗、写族谱”流行的今天，“遮阳部落”的事主们也不能免俗，他们竟然嫁桃移李，断章取义，挖空心思地将自己的老祖宗“认”到了老子、庄子头上。
他们振振有辞：老祖宗们不是说：“戚戚以至久生，百争、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吗？
就是说，与其过上百年、千年、万年的清心寡欲的日子，还不如充分地享受它十年二十年的快活时光呢。
因此，人根本没有必要去树立什么理想，追求什么道德、功业，人生唯一值得追求的就是享受感官肉体之乐，这才是最好的超越死亡的办法。
他们又列举：老祖宗们还说：“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
也就是说，人生何求？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玩得好。有了这四样东西，人生就足够了。
因此，他们坚决反对以身殉情、殉义、殉名、殉利，更不用说殉国和殉天下了。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们漂流身体，任诞狂放，不受社会规范约束，一切以“自我”为本位，呈现一种任性率真的镜像。
“任性率真”本是个体与社会相对立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既可以是人格的违众脱俗，矫矫不群，也可以是言行的不遵礼法，极端放纵。
最典型的是竹林名士和魏晋风度。
基于此种认识，“性派对”中的智囊们竟又将族谱下移到汉末戴良、孔融们的头上，说“任性率真”经过了这一拨前辈们的“点润”，至竹林名士旗下，已是盛极一时；而两晋士林更是推波助澜，将人生快活推至极臻。
然而，即使“遮阳部落”的族谱一直写下来，直到认王朔这些“玩主们”为“拜把子兄弟”，认卫慧这些“宝贝们”为“露乳房姐妹”，他们的行为仍然只是“地下式”的，他们的快乐也终究有一点“发霉的”气味。
没有阳光的生命能不苍白吗？
精神卫生：“性派对”的动态走势“性派对”的动态走势由每个行为者的精神卫生决定的。
而精神卫生的表层恰与道德价值相接壤。
吊诡的是，这些“都市异类”口口声声要将“意义”、“道德”、“历史”和“价值”等大写名字从他们的字典里无情地“清理”出去，可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