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疯了-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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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渐次分化，终成人形而出生。
　　推之宇宙化生，即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是恍兮惚兮，窈兮冥兮，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其中有精。老子“小国寡民”的哲学贵柔守雌，也是这种生殖崇拜的反映。
　　不过，中国儒家相信“道之大原出于天”，这是价值的源头。它将性意识淡化，突出了宇宙的宏大与深邃。在这种思想的观照下，“道”足以照明“人伦日用”，赋予后者以意义。禅宗也是这样说的。未悟“道”前是砍柴担水，既悟“道”后仍然是砍柴担水，所不同者，悟后的砍柴担水才有意义，才显价值。
　　也就是说，“道”要靠自己去悟，悟了就有意义，就不是表面的事物，而是接近宇宙的核心。
　　儒家教人“深造自得”、“归而求之有余师”，道家要人“得意忘言”，禅师对求道者则不肯“说破”。重点显然都放在每一个的内心自觉，所以个人的修养或修持成为关键所在。
　　这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它将性意识打磨得十分斯文尔雅。它明确告诉人们，
　　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向上的，不是等待上帝来“启示”的。每个人都有尊严，都有欲望和要求，但个人的欲望要含蓄，否则便是“没修养”的表现。
　　实际上，儒家文化是很重视人的尊严的，这一点自孔夫子以来便巩固了。
　　孟子说，“人皆可以成为尧舜”，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佛教徒竺道生也说“一阐提可以成佛”，都肯定人有价值自觉的能力。
　　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人的尊严是遍及于一切人的。
　　陶渊明送一个仆人给他的儿子，却写信告诉他：“此亦人子也，当善遇之。”
　　唐代道州刺史阳城抗疏免道州贡“矮奴”，当时和后世传为佳话。
　　因此白居易有诗：“道州水土所水者，只有矮民无矮奴。”大学说，“知止而后是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当今社会的危机恰恰是“动”而不能“静”，“进”而不能“止”，“富”能不能“安”，“乱”而不能“定”。
　　为了使纲常序列排列清楚，孟子还特地提出五伦：“父子在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它的个人主义精神凸显了每个个人的道德价值；它又发展了从“人皆可以为尧舜”到“满街皆是圣人”的平等意识以及从“为仁由己”到讲学议政的自由传统。
　　中国人的内倾文化在自我存在的表现上，一方面是外在客观世界存在的保证，另一方面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也保证了自我存在的真实性。
　　庄子“因己之乐”即可推出鱼之“乐”，邵雍由“以我观物”即可推出“以物观物”，程明道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中国人相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所以翻来覆去地强调“自省”、“自反”、“反求诸己”以及“反身而诚”等“自我修养”功夫。
　　中国人不大重视灵魂的有无，但是积极肯定人生。
　　立功、立德、立言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三不朽信仰，也是中国人“永生”的保证。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文化的探源上，传递出“生殖崇拜”的话外之音。
　　总之，饮食男女不必害怕“性”，不必回避“性”，更不必重温“性禁忌”和“性封闭”之恶梦。
　　因为“性”不是洪水猛兽，不是精神鸦片；但“性”也不是青菜豆腐，不是像抽烟喝酒一样简单。它有自己的内在规律，我们只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从容面对，足矣。
　　因此，神说：“我又听见从天上另有声音说，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有分于她的罪，受她所受的灾害。”
　　第一章　白云下的聚会神秘之门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日。这个看似极平常的一天，却成了我打开一扇“神秘之门”的钥匙。
　　上午九点多钟，阳光像黄黄的橙汁倒满了我的窗口，十分亮丽。
　　一只苍蝇在唱歌。
　　我坐在房门口，在略带清冷的水泥地板上聚精会神地逗弄着三两只忙忙碌碌的蚂蚁。
　　一条影子朝我走来，说，“兄弟，得向你说个事儿。”
　　我一抬头，见是对门的钟国军，便又埋下头去逗弄我的蚂蚁，说：“你言语就是了。”
　　“今天我有一帮朋友来，晚上可能会有点闹。”钟国军说，“提前向你通个气儿。如果影响了你，就包涵点儿。”
　　钟国军是香港人，今年二十六岁。七岁那年随父母移民来到新西兰，一直住在奥克兰。他曾在南岛基督城的一所大学读了一个政治专业的学士，后在新西兰最大的华文报纸《自立快报》做了一两年的助理编辑。
　　因为薪水太低，他觉得意思不大，所以心血来潮，只身跑到汉密尔顿来，在怀卡多大学攻读法律，希望毕业后能有一份很体面的工作。
　　其时，我正在怀卡多大学东亚系做访问学者，在新西兰这个“白云升起的地方”，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
　　记得刚来找房的那一天，钟国军蓬头鬼脑，穿着百慕大短裤，说着生硬的普通话，问我住的这一带是不是很安静。
　　我还以为他是哪里“黑下来”的小瘪三呢。
　　没想到几天后，他竟然在我的对门将汉密尔顿东区一栋最好的房子租了下来。
　　他安顿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我过去喝咖啡。
　　看了他租了这么大的房子，我原想他会有一大家子人要来住的。
　　结果只是他一个人。
　　真是有钱人在这里摆谱“烧钱”！
　　在聊天过程中，他得知我曾在国内一家大报当了多年的编辑记者，现在又做了省作协的专业作家，似乎找到了“知音”，便一个劲地问这问那，那样子像个无知的小学生。有时深更半夜，他也“咚咚”地来敲我的门。
　　我以为他有什么急事。
　　其实，他只是想对我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我发现他有些神经质又有点神秘的味道。
　　不过，我必须承认，他并不是个坏人。他经常自告奋勇去做好事，比方，一只无家可归的猫来到他的门口，他精心侍候了半个月后，才恋恋不舍地将它送到动物保护协会去。
　　记得有一回，一连两个月我看不见他的人影，就跑到他的窗边去瞧，还敲他的门。
　　没想到，他房间竟然装了防盗报警器。
　　刺耳的警报器将我吓得回头便跑。
　　但他的房门还是静悄悄的，没有半点声响。
　　我在琢磨：这小子究竟是在读书还是干什么违法勾当？
　　直到他突然出现时，我发现他瘦兮兮的，就怀疑他是不是在吸毒。
　　他笑笑说，“兄弟，实不相瞒，我的一帮弟兄将我带到斐济‘消魂岛’上去了。我这一身肉全部掉在那里了。玩得真开心！”
　　后来，他告诉我，他其实租不起这么好的房子。“我是替朋友租的。”他一本正经地说。
　　到新西兰后，我多了个心眼，凡是别人的私事，如果人家不是主动说及，最好不要去问。
　　否则触及人家伤痛，反而闹得尴尬。
　　而且我也知道，这里的人，一旦有“群聚性”活动，往往提前通知一下左邻右舍，就像现在钟国军做的这样，说是征求意见，其实是求得原谅。
　　因为左邻右舍没有谁会说：“不行，你今晚不能在这儿搞活动，否则我要报警。”
　　新西兰人很温和，不是万不得已，不会不给你面子的。
　　但是作为当事人，你也要知趣，适可而止。
　　比方，晚上的活动一定不能搞得太晚。新西兰人一般过了晚上九点就不再接、打别人的电话，十点钟前基本上都会上床睡觉。
　　因此，如果你的活动搞得太晚，人家睡不着，心里烦，他们就会真的打电话给警察的。
　　警察来了后，虽然不会把你怎么样——如果你们是正常的聚会而不是“吸毒”或“群淫”等违法性活动的话，但警察会彬彬有礼地劝你立即停止活动，因为有人在告你了。
　　如果你连警察的话也不听，那就对不起，警察也不是白吃饭的。
　　电警棍、手铐和手枪等都带在身上。
　　当然没有谁愿意以身试法。
　　若是搞一个聚会，好好的活动不是自然终止而是因为警察来了后被迫终止，这显然是一件很扫兴的事儿。
　　钟国军来新西兰快二十年了，对这些情况当然很熟悉。
　　看来，他一大早就去拜访了左邻右舍。到我这儿已经是扫尾工作了。
　　第一章　白云下的聚会身体的革命
　　许是见我没有回答他的话，钟国军一脚将我手边的两只小蚂蚁踩死，说，“晚上你要是有兴趣，也可以来参加。”
　　“刽子手，两条生命就这么没了。”我拍拍手，站起来，说。
　　“别跟我玩浅薄的人道主义。”钟国军不以为然地说，“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我都会。可蚂蚁永远是蚂蚁，永远在地面上被人有意或无意地踩死。它并不因为你尊重它，它就变得高大起来。”
　　“可低贱的生命也是生命啊。”这是我的心里话，但我没有说出来。因为实在没必要为这种事跟他争执什么。
　　我的思维回到了他说的晚上活动的事。
　　“行了。”我摆摆手，说：“告诉我，晚上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钟国军笑了起来，说，“大陆的、香港的朋友都有。他们大多有很体面的工作，这次利用‘五一’放长假，他们就结队来新西兰来潇洒走一回啦。”
　　我突然想到了钟国军租住的大房子，便忍不住问道：“你曾经跟我说，你租住的这房子是帮朋友租的，是不是就是为了他们？”
　　钟国军点点头，说，“是的。这一回，他们要来这里玩一周，天天就住在这里。”
　　原来如此。
　　他们提前就叫朋友在这边租好了房子，准备妥当，来后可以不想事。
　　住宾馆太贵，重要的是，住宾馆哪有“自己租住的房子方便”！这些“玩主们”，真是用心良苦啊。
　　我说，“可你也只有六个房间啊。”
　　钟国军说，“是啊，足够了嘛。他们这回只来五对。有五个房间就够了。”
　　“五对？他们是成双成对地来的？是来度第一次蜜月还是第二次或第几次？”
　　因为我知道，如今的人动不动就讲度蜜月，结婚、离婚就像穿衣、吃饭一样，很轻易的。不结婚，两人住到一起，也是度蜜月，它与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蜜月”很不一样了。
　　钟国军哈哈大笑，说，“他们在国内常常一两周就度一次这样的蜜月，因此，他们究竟有多少次了，我也不知道。”
　　真是越说越玄乎。
　　钟国军见我发愣，就极具诱惑地说，“晚上你来我们家吧。包你大开眼界。”
　　我有些心动了，说，“能不能提前透露一点晚会活动的内容？”
　　“这个嘛……”钟国军停了停，似乎想找一个更合适的字眼。但想了想，可能没有找到，就拍拍脑袋，大大咧咧地一挥手，说，“其实也没什么啦，他们进行‘身体的革命’！”
　　“请说具体一点，行吗？”我越发迷糊了。
　　“不就是换妻，搞性派对嘛！”钟国军可能觉得我的表情有点小题大做的味道。
　　我的脑袋仿佛被人重重的击了一下。
　　“换妻”，“性派对”！
　　这样的字眼从钟国军嘴里像吐口水一样轻巧地吐了出来，对我来说却不啻于如晴天打雷！
　　我一下子想到了“道德”、“责任”、“价值”、“家庭”等沉甸甸的字眼。
　　如果这一泼潮水在国内泛滥开来，那么，这将不仅仅是一场“身体的革命”，更是一场对传统文化价值全面颠覆的叛离行径，其潜在的社会冲击力绝不可小觑！
　　钟国军用手肘捅捅我，说，“兄弟，别显得像乡巴佬一样。要知道你现在可是生活在一个自由世界里。”临走，他又大声说，“无论你来还是不来。我的大门都是对你敞开的！”
　　说完，他打着响指，松松跨跨地走了。
　　我看见他的阴影被桔黄的阳光拖在地上，很长很长。
　　第一章　白云下的聚会奥克兰街上的“泰国灵媒”
　　晚上八点多钟，当我走进钟国军房里时，所有的灯都亮着。
　　一个额头上有块光疤的高个子男人很有礼貌地用英文问我：“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笑笑说，“我是钟国军的邻居，就住在对面。他在吗？”
　　高个子男人连忙笑着说，“我只怕你是日本人或韩国人，既然是同胞，还是普通话来得痛快。”
　　躺在地毯上看报的一个长发女人站起来对高个子说，“阿东，钟国军出门前不是跟大伙说了吗？住在他对门的这个先生姓朱……”
　　我说，“我姓屈，就叫我屈乡楠吧。”
　　长发女人歉意地一笑说，“对，就是这个名字。好像还是个作家。对不起，我将‘屈’听成了‘朱’。”
　　说罢，她伸出白晰的手，自我介绍道：“我叫温尼。”
　　高个子阿东说，“我老婆。”
　　温尼嗔怪地白了阿东一眼，俏皮地说，“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这时，在另外几个房间里聊天的，喝咖啡的，唱歌的，弹钢琴的等一个一个走了出来，并都十分友好地作了自我介绍：周山岭、阿升、罗武、谢双依、马平、陈思佳和高春凤。这些人的名字过了好些天我才完全记住。
　　我当时很纳闷，这群号称“身体的革命”的先锋派，并没有一点与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啊。他们既不疯狂地吼唱，也不举止怪诞；衣着虽然十分讲究，却没有半点花里胡哨的味道。男人没有一个留艺术家式的长发的，女人也没有一个剃光头的，更看不到一个人故意将好端端的牛仔裤剪几个破洞，穿着特制的大短裤和上面印有“我为什么还不死”或者“别理我”等流行语之类的文化衫。
　　我正在发愣，一杯浓热的咖啡送了上来。我本能地接过，抬头看着送咖啡的人，她嫣然一笑，道，“叫我桂妞吧。我在国内读过你的作品。”
　　真是个美丽女人。我想。
　　桂妞说，“钟国军出去买啤酒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这里你比我们还熟悉，就请自便吧。”
　　我回头看阿东和温妮时，他俩已进了另一间大屋子。那里有人在唱卡拉OK。
　　我说，“头一回来新西兰？”
　　桂妮说，“是的。这地方真安静。比农村还农村。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说，“这是个养老和读书的地方。”
　　桂妮说，“可谁都得读书，谁都会变老啊。”
　　桂妮一边说，一边随意地坐在地上，盘着长长的腿，对我笑笑说，“我在美国读书那几年，觉得那里的人都在赶杀场，哪里像新西兰人这么悠闲！”
　　我说，“人家可发展得快啊。新西兰人要是总这么悠闲，很快就会‘悠’到第三世界去的。”
　　“第三世界也没有什么不好嘛。”桂妞冲我妩媚地一笑。
　　她告诉我，他们一行十人是当天上午十时半准时抵达奥克兰机场的。
　　一出机场，他们就像一群欢乐的鸭子，又唱又闹，真想拥抱这个美丽洁净的城市。到处是花，是花的香，是香的飘逸。那些蛋清一样柔软的白云在高高的蓝天上轻轻地移动，与地面上深蓝色的海水、碧绿的草坪和一群群像白云一样的绵羊形成默契。走在奥克兰这个国际大都市里，你看到的是五彩缤纷的脸孔、脸孔上的笑容和笑容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