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的葬礼-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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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事儿，”韩太太说，“就是新月有点儿发烧……”
“什么？”天星一惊，拔腿就往里面跑，陈淑彦也赶紧跟上去。
西厢房里，姑妈正坐在新月的床前，把水盆里的凉手巾轮番敷在新月的额头上，一边还擦着泪，唠叨着：“主啊，别叫我们新月受罪，这烧快退下来吧……”听见脚步声，回头见是天星和陈淑彦，“噢，你们可回来了！”
陈淑彦匆匆跑进来，伸手摸摸新月的额头，“呀！很烫！”赶紧拉开写字台的抽屉，取出温度计，插在新月的腋下，水银柱立即缓缓上升！
天星急得咆哮：“为什么不送医院？”
韩太太搓着手说：“可巧你们都不在家，我们两个老太太有什么主意啊？”
“急死人了！”姑妈哆嗦着说，“要人没人，要车没车……”
“车！”天星大吼一声，脑门上的青筋乱蹦，“车都在昨儿摆样子了，该用车的时候倒没车了！”
陈淑彦拔出温度计，“三十九度七！”她惊叫着，“大夫一再嘱咐：注意别感冒，别感冒……快，快走！”
“走吧，我背着她走！”天星说着，伸手扶起半昏迷中的新月，陈淑彦托着新月，让他背好了，天星不顾一切地往外跑去！
陈淑彦紧紧地跟在旁边，两手扶着新月，脚底下磕磕绊绊，也顾不得了……他们出胡同往北，街口就有十路公共汽车，可以一直坐到东单，从那儿到同仁医院就不远了。
这边儿，“博雅”宅门前，两个老太太心慌意乱地站在那儿，跟傻了似的。她们的头顶、门两旁、门媚上的大红“喜”字在夕阳下熠熠生辉，大喜事儿的喜味儿还没咂摸够，灾难却又早早地降临了！
韩太太站在青石台阶上还在愣神儿，不提防身旁的姑妈扑通摔倒了。
“大姐，大姐！”韩太大吃了一惊，转身来扶，却见姑妈身体蜷缩着靠在门旁的石鼓上，脸憋得紫红，闭着眼，咬着牙，左胳膊僵直地伸着，右胳膊弯在胸前，死死地捂着左边的胸口。
韩太太伸手去拉她，姑妈却像死了似的，拉也拉不动，韩太太顿时吓得脸色煞白：“主啊！……”
未名湖畔，紫红的枫叶在晚风中轻轻地飘落。
楚雁潮那间小小的书斋窗口，亮着灯光。
新的学年第一学期已经过了两个月，英语专业去年的新生，除韩新月之外都升入了二年级，更上一层楼了，谢秋思取代了新月的领先地位，成为同学们的竞争目标，连罗秀竹都想和她争个高下。楚雁潮还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兼英语教师，系领导和严教授都希望他管到底，他当然也责无旁贷。这是他任教以来接触的第一批学生，一年来，他和他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手，把他们都培养成材，五年之后，全部合格地送出学校，送上人生征途，那时候，他对国家、对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才能感到问心无愧。惟一让他遗憾的是，这个班本来有十六名学生，现在却只剩下十五名了，他们中间，少了一个韩新月，而且是最出色的一个！如果新月的病治疗顺利，她也得到明年的暑假之后才能复学，从一年级重新上起，而到那时，别的同学都已经升入三年级了，这个班将永远失去新月，是确定无疑的，她将比别人落后两年而不是一年，这也是无法改变的了。楚雁潮为了稳定她的情绪，曾经做出了难以兑现的许诺：等她复学，还当她的班主任。这也许促使新月下了决心休学，但楚雁潮却深深地感到不安，这明明白白的是欺骗。出于好心，他欺骗了自己的学生，欺骗一个对他十分信赖的姑娘！他知道，自己和新月的师生关系已经结束了，除非新月在康复之后能以优异的成绩连跳两班，追上那十五名同学。这样的情况，在北大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但他相信，发愤的新月有潜力创造这个奇迹，他盼望着！可是，这能取决于新月吗？能取决于他楚雁潮吗？明年，明年的一切都还是未知之数，世界上没有任何科学手段可以预测人的命运，人只有怀着希望往前走，哪怕那希望是渺茫的。如果没有希望在前面诱惑着人，人也许就没有前进的勇气了。正因为他心中怀着一种似乎十分清晰又似乎十分渺茫的希望，他在做着一名教师所应该做的、甚至超出了教师职责的一切。每隔不久，少则一周，多则半月，他就要去看看新月；每一个月的复查，他都尽可能地陪新月一起去，并且和卢大夫做一次交谈；他让郑晓京在宿舍中保留着新月的床位，这也是新月本人要求的，不要把她的行李全部搬回去，除了日用品以外，留一些东西在那里，占住那个床位，等到她复学的时候，还住那儿，而不管将来能不能同班。这样，就好像她还生活在同学们中间。她不愿意离开这些同学。也许，明年的秋天，一切都能像预想的那样，谁知道呢？
台灯下，《故事新编》的译文又中断了。这些日子，他非常繁忙，要学习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要贯彻《高教六十条》，有各式各样的会，都是必须参加的。从越来越浓、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神圣的政治空气中，可以感到郑晓京去年透露的信息正在被证实，中国已经和苏联分道扬镳，一切人都必须勒紧裤腰带斗志昂扬地经受考验；此外还有他本身的职责，二年级的教学，要花更多的时间备课。因为严教授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必须为恩师担当起一切。他的业余时间，能够用于译著的就更少了。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总是很难在宝贵的业余时间把心静下来，集中到稿子上去，常常是人在备斋中，心在“博雅”宅，愣愣地坐了半天，笔下竟不着一字。《铸剑》完成之后，《出关》就译得更慢，那位骑着青牛恓恓惶惶地西出函谷关的老子，就总也过不了这道关。外文出版社的编辑非常着急，一再催促说：这本集子本来计划在今年出书，现在不得不推迟到明年，但如果不能尽快脱稿，连明年能否出来也就很难保证了，所以请他快、快、快！这实际上给了楚雁潮一个喘息的机会，推迟到明年，总是来得及的吧？没有完成的稿子，只剩下三篇了，就是《出关》和《非攻》、《起死》，他无论如何也要抓紧时间把这三篇译完，否则，他就不仅让责任编辑失望，也让新月失望了。每次去看新月，她总是急着向他询问槁子的事儿，这个对翻译事业入迷的学生，把老师的事业也当成自己的事业，把这部稿子作为希望和情感的依托，只要他们一谈起译著，新月的情绪就格外的好，因病辍学的寂寞、痛苦就被冲淡了，仿佛她没有离开自己的跑道，还跟着老师往前奔呢。是的，楚雁潮决不能丢下这位小小的“同道”，未来的事业向他们展示着灿烂的前景，他一定要带着她往前闯，闯过横在面前的这道关口，新月就可以步入坦途，他瞩望她能取得比老师更好的成绩！
……他收住了时时纵逸的思绪，集中到面前的《出关》上。译文中断在开始的那个段落，孔子来见他的老师老子，老子给他讲“道”：“……性，是不能改的；命，是不能换的；时，是不能留的；道，是不能塞的……”
他拿起笔，译下面的文字：“只要得了道……”这时，房门“笃、笃、笃”响了三声。他烦躁地放下笔，用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覆盖住桌上的手稿，然后说了声：“请进！”不知是哪位不速之客前来打扰了。
“楚老师！”郑晓京精神抖擞地走进来，身上的那套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了，还不舍得换，胳膊肘上还显眼地打了一块补钉，好像刚从南泥湾回来似的，腕子上的手表却是崭新的“欧米加”。
“噢，郑晓京同学，请坐！”楚雁潮站起身来，习惯地把仅有的一把椅子让给客人。
郑晓京并不谦让，稳稳地坐在那把椅子上，双肘支着桌面，两手的十指对叉着拢在一起，支着下巴，望着她的老师。那神情，像是静等着聆听老师的教诲。而楚雁潮却看得出来，这恰恰表明她自己有话要说。
他在猜测着她的来意。是又要分配什么角色呢，还是来向他“汇报工作”？
都不是。郑晓京此行的目的，是他所不曾料到的。
“我想跟您随便聊聊，楚老师，”郑晓京开口了，一只手从下巴底下抽出来，抚弄着桌上的那张《人民日报》，大概是想做出“随便”的样子，“本来早就想跟您谈的，最近事儿太多，班里一摊儿，还有系总支一摊儿……”
楚雁潮从老子、孔子的会见中回到了现实生活。他知道，郑晓京前不久当选了系党总支的宣传委员，这位身兼两“摊儿”工作的女学生刚才的开场白决不只是为了“随便聊聊”，现在是中共北京大学西语系总支部的一位领导同志来找他谈话。这种谈话通常都是极其严肃的。
楚雁潮立即从心理上调整了师生之间的惯常位置，正襟危坐，等待下文。
“怎么样？”郑晓京微笑着，以一个问号开头，使人全然不知她所问的是什么“怎么样”、哪方面“怎么样”，因而也无从回答。其实这样的问话一般不必回答，仅仅是一种类似“叫板”的发语词而已，实质性的内容在后头。“最近，在咱们系的老师们中间，思想情绪怎么样？对党的工作，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啊？”
“哦，”楚雁潮简直无言以对，“我……不清楚，很少和别人谈论这方面的问题……”
郑晓京宽容地看了看他，并没有一定要问出点儿什么来的意思，而只管继续说下去：“对于积极靠拢组织的同志，党是很注意培养的，特别是像您这样工作能力很强的青年教师，如果能吸收到组织里边来，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楚老师，您对于组织问题……”
像一块巨石突然投进平静的湖水，楚雁潮心慌意乱了。尽管郑晓京极力摆出老练沉稳的架势，但她毕竟太年轻了，那近乎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的工作方法，那过于明显的“暗示”，已经让楚雁潮心领神会。这是党在向他召唤，在启动他心灵的门窗！对于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每一个中国青年人来说，这都是求之不得的，闻之足可以热血沸腾！
但是，楚雁潮胸中的波澜却很快地复归于平静，他迟疑地望着郑晓京，说：“我……并没写过入党申请书啊！”
“是吗？”郑晓京略略有些意外，在她所接触的人当中，组织上找上门来谈话而本人尚未提出申请的现象是少见的。但她很容易地便打消了这一点疑虑，“这有什么关系？随时可以写嘛，现在也为时不晚啊！写申请书、填表，只是个形式，更重要的是首先从思想上入党！鲁迅并没有在组织上入党，但他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入党比他的学生晚得多，但他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加入了党的队伍，这是最可贵的！楚老师，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为了心中的信仰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疾风知劲草’啊！”
说起这些，郑晓京十分激动，使得任何人也无法怀疑她发自内心的虔诚。
楚雁潮不能不被她所感染。虔诚本身就具有感染力。任何一位真正的而不是伪装的宗教信徒，也不管他尊奉的是什么教义，当他心口如一而不是阳奉阴违地祈祷跪拜时，也足以使毫不相干的旁观者肃然起敬。何况，对于郑晓京不惜为之献身的信仰，楚雁潮并不是一个旁观者！自从红旗插上了上海城，他便和同龄的孩子们一起，毫无例外地接受了这一切。以后，他来到了北京，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大炼钢铁……一个刚刚跨入青年时代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和评判这一切，但他宁愿相信，这都是天经地义的、勿庸置疑的，一直到饭越来越吃不饱，革命越来越艰难……
“是啊，人不能没有信仰，不能没有追求，不能没有归宿。”他说，声音有些颤抖，“共产党员，是一个崇高的称号，我也曾经想……可是……”
郑晓京认真地倾听着，她希望这位年轻的教员畅所欲言，像在英语课堂上那样，而不必吞吞吐吐。
楚雁潮却又迟疑地停住了。虽然他是个“党外人士”，但凭着常识也知道，发展党员应该是组织委员的事儿，而郑晓京却是宣传委员，况且毕竟还是他的学生，有些话，他有必要在这个场合对她说吗？
“也许我不该问，”他嗫嚅着说，“是组织上委托你……”
郑晓京被问住了。今晚的游说，完全是她的自发行动而并非组织派遣。但是，这和组织原则并不矛盾啊，在教师和学生中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这是校党委和系总支都已经明确的任务，每个党员都有培养“发展对象”的义务和担任介绍人的权利，何况她本人还不仅是一个普通党员！她对楚雁潮的关心决不是盲无目的的心血来潮，她敬佩自己的老师，并且希望能亲手把他吸收到党组织里来，这样，无论对于系里还是班里的工作都是极为有利的。现在，楚老师却似乎有些不“领情”，是对她郑晓京不够信任吗？还是想讨得更大的“保险系数”？
她没有正面回答楚雁潮提出的问题。自尊心使她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煞有介事地“培养发展对象”之前并未讨得明确的令箭，而组织纪律又提醒她不可假传圣旨，便索性放着胆子做了一个大得没边儿而又不留把柄的许诺：“楚老师，您不要有任何顾虑，对每个有入党要求又符合条件的同志，党的大门都是敞开的！党，是我们的母亲啊！”
楚雁潮又是一阵激动。他确信，郑晓京是代表着党组织来关怀他这个徘徊在党的门外的青年；那么，他现在所面对就不是自己的学生而是“母亲”了。儿子对母亲有什么话不可以说呢？
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觉得要倾吐心中的疑虑是那么困难！
“组织上……审查过我的历史吗？”他试探地问。
“历史？”郑晓京觉得奇怪，“一个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还能有什么复杂的历史啊？”
“哦，我说的是……我的家庭。”
“您的家庭很简单嘛，职员出身，您的母亲是小学教员，还有一个姐姐在……在商店里做会计工作。就这些嘛！”
郑晓京回答得很准确，看来，她对班主任做过一番起码的调查研究。但这并不全面，以致楚雁潮不得不提醒她：“还有，我的父亲……”
郑晓京一愣：“我印象中好像您没有父亲？”
“一个人怎么能没有父亲！”楚雁潮这句话几乎是喊出来的，从童年时期起他就不能忍受邻家的小孩和同学们认为他“没有父亲”的侮辱。但不知为什么，他现在“喊”出来的这句话却声音非常低，而且显得沙哑，“我有父亲，但是他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在履历表上都填过的，组织上不了解吗？”
他的脸涨得紫红，期待地望着党的代表。他希望郑晓京再仔细回想一下，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这些情况，组织上都掌握，并不成为你入党的障碍。那么，他会毫无矫饰地立即流下热泪，而不管最终能否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为卸下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很遗憾，他等了一秒、两秒……一直等了很久，两眼直直地望着，却没有等到他所希望的回答。
权力虽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郑晓京并没有看过楚雁潮的档案——那种被某些人称之为“生死簿”的东西。现在，她为自己准备不足而贸然采取的行动感到隐隐的恐慌，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又促使她想探究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