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迷墙-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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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迷墙》
作者：佚名
第1节：序
体制与人，人与体制
……读熊丙奇《体制迷墙》
陈丹青
熊丙奇先生的这本书，连同他上一本专著《大学有问题》，给我们的大学教育算了一笔清清楚楚的糊涂账。
说它清楚，是因为其中搜罗列举了当今大学几乎所有层面的问题，简直是一部“百科全书”，凡在职在校大学师生日常熟知的种种弊端、恶迹、丑行、怪现象，书中都有翔实的交代与评析。卷首那张妙不可言的《大学利益结构图》，更是当代教育研究的珍贵资料。
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辩护？谁承担责任？最后，谁能够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在议论者口口声声的教育“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
我并非是在苛求本书的作者，相反，书中有那么一位真名真姓的人，便是熊丙奇。尽管十六位发表意见的人士同样有名有姓，然而要不是熊丙奇在茫茫体制中站出来、找同道、做采访、发议论，又将纷杂的议论煞费苦心作出梳理、分类、注释、评点，便不可能呈现出书中令我们触目惊心的“体制迷墙”。
大家都在议论体制。有待追问的是：人与体制，体制与人，本来应该是什么关系？如今又是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不论这体制被称为是“行政”的、“管理”的、还是“教育”的，总之，它成功地致使“人”在其中处于空前暧昧的位置：作为制定者，“人”被隐去面目，难以指认；作为接受者……也就是千千万万希望被教育体制接纳的人……都明白：必须解读体制，进而占有它、利用它。因此，我们受制于体制的模式大致相似：既受惠，也受困；既受用，也受罪。要之，现存体制是所有教师存活的饭碗（而不见得是志业），也是万千学子追求的饭票（而不见得是教育）。按理说，“人”进入体制原本是为了实现自己，结果人人发现自己被实现为体制。
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非人化”的体制。当我们翘首回顾……不论是试图推诿抑或奋起责问……我们都撞在体制这堵墙面上，找不到一位能够求助或与之说理的“人”。于是我们以不同的心态指着那看不见的墙面叫道：一切都因为“体制”！
而那墙面上密密麻麻的砖块，显然就是我们自己……众所周知，在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体制格局中，人人必须“找人”。你找了人么？你找对了人么？不然，你如何有效对付高考、毕业、留任、评职、晋升、提拔等等等等一连串游戏规则？看来，这非人的体制并非不通人性，以至人性紧紧依赖并牵制着体制……十多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体制以教育的名义成功劫持了人性，又以这被劫持的人性，成功地劫持了教育……如果我们难以找到为此负责的“人”，岂不意味着人人都有责任？倘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今日大学教育的种种问题，便是“活该”！
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从未面临的奇境。
教育家办教育的时代，也随风而逝。北大校长好几位，我们说来说去还是首倡“学术自由”的蔡孑民蔡先生，他以校长的权位开一代办学新风，这风气虽则早已荡然，毕竟还是遥远的美谈：此亦“人治”也。而西南联大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大人物相与办学，实亦“人治”，不然西南联大艰苦卓绝而人才迭出，又何从谈起。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辉煌与短命，先是王国维、梁启超相继谢世，其后烽火离乱，毕竟还有陈寅恪与吴宓在……
政治强人的人治，或是历史与国情的不得不然；教育精英的人治，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幸。最近《南方周末》公布当今学子评选百年杰出大学校长的名单，前数名便是以上几位早已作古的民国教育家，还加上20世纪40年代短期出掌北大的胡适之。参与评选的年轻人谁曾亲身蒙受以上校长的恩德？况且昔年的大学实行哪种“体制”，我们未必清楚、未必记得……然而教育史清清楚楚记得那几位卓越的“人”。
现在呢，现在的教育局面弄成这般繁荣而荒凉，倘若以上教育家活转来，谅必也是一筹莫展，便是再强的强人怕也无计可施。历史的进退，诚哉此一时也彼一时：在健全制度的过程中，“人”的效能被刻意消解，我们又走到历史的另一极端……平心而论，“人治”的独断早经抑制，然而我们也不再拥有卓越的“人”。“人”的集体平庸、被迫平庸，是现行体制的前提与后果，可是体制总得假手于“人”，怎么办呢，妙得很：它将昔日独断分明的“人治”拆卸为无数隐形的“人”，又将“人”的性能一概设置为体制的零部件，尔后冠之以体制之名，治理大学。这治理的统一模式，便是有权利而没担当，有政策而没主张，有计划而没理想。其过程，是人性持续地被磨损、被扭曲、被抵消，教育的主体及其主事者终于全盘“体制化”，至此，体制不再体现为教育，而是教育体现为体制。
第2节：体制与人
在熊先生与十六位受访者剀切痛陈的“大学问题”中，纠缠交错着人与体制、体制与人的复杂关系和深刻矛盾。它的能量以失控与纵容兼而有之的方式，渗透到大学教育的每一层面、每一环节，以至触及人的问题，便归结为体制的弊病；触及体制的弊病，便发现终究是人的问题……在人治与精英的时代，“人”的作用能够左右、塑造，以至颠覆体制，使之改道易辙；在体制主宰一切的今天，则体制有效地把持、控制、及至百般支配“人”，使之就范而合作。今日教育告别了人治的是非与独断，换来精英的缺席与真空，其代价，其效应，是面对庞大的体制，人人怨责，而人人无能为力……除非是那些利用体制、舞弄权谋并堂堂隐匿的人。在这本书中，众多议论者虽然怀揣种种好办法，但我发现，正因为众人明知没办法，即便有办法，也明知谁也没办法实施那些好办法，于是嘤嘤求友，徒托空论。
我们愿意默认这大尴尬么？在被议论一方，情状恐怕尴尬尤甚：在本书后记中，熊先生说他特意约请了六位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参与议论，结果无一例外被婉拒……这一层，我不同情熊先生，而宁愿同情校长们：他们又忙又累，哪里顾得上谈教育？要知道，不是他们在办教育，而是教育体制在“办”他们；他们虽则是执行体制的人，其实每走一步无非被体制所“执行”。或曰：今日校长的权力不是很大么？不，那是受制于行政机器的小权利，不是教育的大权力，不然，为什么贵为校长，都不便为教育本职说几句真心话？
夏初，我在香山宾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研讨会”中斗胆描述：“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有大学，没有大师；有教育官员，没有教育家；有教育政策，没有教育思想；有教学大纲，没有教育的灵魂；有教育的地位，没有教育的尊严。”言过其实么？我但愿自己大错特错：假如大学校长们愿意出面为体制作辩护，我们洗耳恭听。
而体制恢恢，仍竟有零零星星不甘于无能为力“人”。眼下这本书明目张胆戳穿大学教育这张纸，而且将要付印了。我不敢说这是教育的希望，仅止审慎地看作“人”的希望：半年来，我因辞呈而被渲染的媒体闹剧并非全然虚空，不少有名有姓的“人”迅速给予清晰的回应，如徐友渔、杨东平、顾海兵……还有一位深圳市高级中学科研处的刘伟特意跑来北京对我说：大学还算好啊，有人敢说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教育其实更糟糕、更畸形、更可怕。书中的议论者多半无权无势，即或曾经有权，今也身退，退为发议论的人。他们个个耿介认真，显然无法根除人性深处的倔强和愚蠢……请恕我使用“愚蠢”这个词……其中尤为倔强者，便是本书作者熊丙奇。
我至今不曾见过熊先生。今年4月间，他打来电话，自报名姓，随即寄来他所写成的《大学有问题》，详细读过：原来大学这笔烂账早就有人在算，算得很到家。不久收到他的新书稿，并嘱作序，我不禁感奋而惭愧：我之议论教育，最是资格浅；我之提出辞呈，其实是自私；我之所以仍在议论仍在写，盖因写作的快感与深深的沮丧。熊丙奇多年来不依不饶地追究大学教育无数令人沮丧的事：瞧这架势，他心里从来不沮丧。
教育需要批评，批评不需要如我这般沮丧而退却的人。本书指证的渊深“黑洞”或足令人更沮丧，而这书之能够编成功，我承认，适足令我们有理由免于无谓的沮丧，并隐然闪烁着顽强的希望……这希望，不在书中的议论，而在抬头议论的“人”。这些议论处处宣泄着对教育体制的失望，同时宣告，有那么一小撮人不肯对教育失去希望。
是的，我们毕竟难以弃绝对教育的希望。教育的希望，终究在人。倘若对“人”不再抱有希望，我们还剩什么希望？
2005年7月29日
目录
第一章权力至上，一种官僚化的教育机制
我们正面临一种缺乏人文气息、机械化、官本位和急功近利的教育机制
教育问题，并不重要
国情的塑造力
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
大学，一级行政机构
一切行动听“命令”
建一流大学的热情
“大楼”路线
躲不开的历史
第二章行政导向，一个等级森严的学术环境
在一个行政化、等级化、权力至上的生存环境里，只适用丛林法则。政绩思维抹杀学术思维，所谓自由和兼容的学术精神被扼杀
特权的民主逻辑
滥用的学术标准
教授，被行政等级化
指标学术
评估经济
第三章利益驱动，一场挑战道德底线的诚信危机
第3节：权力至上
所谓丛林法则的最高和唯一的道德标准是生存。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我们甚至无法要求大学教授们去坚持“做人”、“做学问”的底线
多栖教授
做好分内事也难
遭遇严重的诚信危机
课堂，学不到东西
说谎的教育者
“杀鸡给猴看”的管理模式
永远不败的研究
学术成为赚钱的绝妙载体
第四章工具理性，一种断送所有层面教育的思维方式
教学环境如此不堪，以至于“教育”二字己沦为教师与学生的谋生和竞争的工具。以标准化考试为重要表征的“非人”教育方式正在破坏我们所有层面的教育。更严重的是，这种方式将永久割断一个民族人文关怀的传递
教育，成为生存竞争的工具
上大学，人生的唯一出路
考试断送教育
补不回来的人文情怀
浪费精力的教育要求
教育是“出口”
学费如谜
拔高的就业期望
第五章形式主义，一次叶公好龙的病态改革
大学必须进行改革和自救！但是这种改革必须是实质性的、触到痛处的改革。换句话说，改革的实质应该是教育机制的创新而不是教育形式的翻新
怕出乱子
讲究排场
排名的“利好”
方案这样出笼
洋人的权威判断
谁向自己“开刀”
第一章
权力至上，一种官僚化的教育机制
我们正面临一种缺乏人文气息、机械化、官本位和急功近利的教育机制。体制迷墙第一章权力至上，一个官僚化的教育机制
原因1：教育问题，并不重要
中国问题太多了，教育问题、文化问题、艺术问题，其实都是很次要的问题，没有人顾得过来，出问题就出问题吧。
这几年的教育界，新闻不断。就是圈外人，提起大学，也不由想起好多“事件”：被公安部列为A级通缉犯全国大追捕的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事件（专题：马加爵杀人案追踪，搜狐新闻；百度搜索“马加爵”相关网页308000篇。）；笔试总分在法理学考生中列第一，却在复试中被淘汰的甘德怀北大考博风波（透视甘德怀北大考博事件，新浪教育；百度搜索“甘德怀”相关网页12800篇。）和奥运冠军刘翔免试硕博连读（《特殊人才特殊对待？透视刘翔“硕博连读”事件》，张嫣，《外滩画报》，2004年11月6日。）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大学招生公平事件；广西考生被索要10万元换北航录取通知书，以及与之呼应的兰州理工大学、西安财经学院、西安科技大学等高校的招生丑闻事件（北航广西高考招生丑闻，新浪网；百度搜索“北航招生丑闻”相关网页36500篇。）；南京师范大学学生陪舞事件（《南京师大女生停课陪舞事件调查》，《新周报》，2004年10月26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嫖娼事件”（《复旦大学教授知名经济学家陆德明嫖娼事件始末》，《外滩画报》，2004年11月8日。）；年复一年的高考作弊事件；国家四六级考试“枪手”事件……
每当一个事件被媒体曝光，都会引起全国网民们的积极参与，讨论今日大学之种种弊端，指点今日社会之种种龌龊。这也成了一种习惯：先是某家媒体报道，接着是一批媒体加入，然后是专家、学者、大众讨论，最后，时间成了平息问题的最好武器，只剩下网上留着的成千上万条帖子还提醒大家这件事曾经发生过。过一段时间，又一个具有“炒作”意义的事件又被某媒体发现……如果留心一下，大家会发现，对于不同的“事件”，讨论的语气、内容，几乎就是拷贝，2005、2004、2003、2002，只是换了时间，换了地点，换了主角，主题却是一样的，这也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2005年3月，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请辞清华大学教授一事被《中国青年报》报道（《教授自白……我不想在清华呆下去了》，包丽敏，《中国青年报》，2005年3月23日。），这又成为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教育新闻事件。而用陈丹青先生的话说，这其实不是新闻事件，而是教育问题。
对话观点：
媒体成功地使教育问题变成新闻事件，然后被新闻蒸发掉。可是如果没有媒体，就发不出声音，教育问题就闷在学校里。
二十年来，一种看不见的势力构成今天这种状况：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教育的所有弊端，所有问题，显得那么“活泼健康”，它照常运行，不受社会制约。
我们批评某个教育问题，哪怕只是局部问题，但这一问题往往体现为全国所有学校的问题。
对话人：陈丹青
第4节：教育问题并不重要
熊丙奇最近陈丹青先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原因在于请辞清华大学的教授。这件事从2005年3月被媒体报道之后，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想知道陈先生这一期间的感受。
陈丹青这件事变成了新闻。新闻过去了，就是旧闻。可是教育问题不是新闻。媒体成功地使教育问题变成新闻事件，然后被新闻蒸发掉。可是如果没有媒体，就发不出声音，教育问题就闷在学校里。
熊丙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教育事件出来后，媒体非常热闹，网民也十分踊跃，可过了一段时间，媒体对这件事的关注度下降，大家也以为这件事成了“旧闻”，于是不再关心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就是几乎每年出现的“教育事件”，都给人似曾相识之感。问题其实在“周而复始”地出现。有一种感觉是，媒体的报道和社会民众的关注，与教育问题的解决好像并没有关系。
陈丹青教育的现实，教育的批评，现在变成平行的事物，两者不交叉。二十年来，我想一直有人在批评教育问题，可是教育的现实不理会教育批评，现实不会因此发生改变。二十年来，一种看不见的势力构成今天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