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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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某星期六之下午，滚在人堆里搭汽车到四眼井，跟着一批杭州摩登士女一路行去。
当此之时，我满心以为那桂花厅前后左右一定是一片金栗世界，人艳于花，花香于人，两般儿氤氲得不分明，倒似乎也值得消磨它半天。问问行人，你们到哪里去赏桂？莫不回答曰：到桂花厅。我心中十分安慰，以为我的预料是十二分的靠得祝走到一处，离烟霞洞约摸还有一里路，恰在路旁，右边是几份人家，左边是十来座坟山。坟山间隙地上排满了卖茶的白木板桌，坟头上是一座桂树林子，东一株西一株的约摸有百把株桂树。已有许多人在那里吃茶，有的坐在条凳上，有的蹲在坟头上，有的躺在藤椅上——这大概是吃坑茶了，有的靠在墓碑上。吃茶之外，还吃栗子，吃豆腐干，吃梨儿，吃藕，吃沙地老菱。想不到荒凉凄寂的北邙山，却成为鬓影衣香的南京路。我心下想，大概桂花厅上已经挤满了人，所以这些人聚集于此，过屠门而大嚼，总算也快意了一常可是前面的人也不再往前走了。他们纷纷加入了这个坟山上赏桂的集团。招呼熟人的招呼熟人，找茶座的找茶座，我一个人却没了主意。我想既到了这里，总该到一到桂花厅，万一真挤得没有地方好坐，就巡行一周回去也好。但是到底桂花厅在哪里呢？这必须请问人家才行。
“喂，请问桂花厅在哪里？”我问一个卖豆腐干的。
“这里就是桂花厅！”他说。
我一呆！难道我瞎了眼？我抬起头来望望，明明是露天的坟山，怎说是什么厅！
“没有真的厅的，叫叫的！”那卖豆腐干的人懂了我这外路人的疑惑，给我解释了。
“叫叫的”云者，犹言“姑名之”云耳。
原来这里就是桂花厅，我不怪别的，我只怪那画刊为什么印得那样地模糊，若能印得清楚些，让我看明白其所谓桂花厅者，原本没有什么厅，则我对于它也不预存这样的奢望了。现在是，不必说，完全失望了。
但我不甘心回去，找了一个茶座，在一个条凳上坐了。不幸得很，天气还这样热，稀疏的桂叶遮不了阳光，于是我被晒在太阳里吃茶赏桂了。桂花并不比十五年前多些，茶也坏得很，生意忙了，水好像还未沸过。有卖菱的来兜卖菱，给两角法币只买得二十余只，旁边还有一位雅人在买桂花——不许你采，你要就得花钱买——一毛钱只得盆景黄杨那么的一小枝。我想，桂花当然是贵的，桂者，贵也，故中状元曰折桂。又俗曰“米珠薪桂”，足以与珠抗衡，宜乎其贵到如此地步了。
我四周闻闻，桂花香不及汗臭之甚，虽有小姐们之粉香，亦无补于万一。四周看看，也并无足以怡悦神智之处。反而是那些无辜的坟茔，都已被践踏得土崩瓦解。我想从此以后，杭州人弥留时，如果还顾惜到自己身后事，应该遗命子孙不得葬于满觉陇才好。
否则让坟亲（管坟人）也种上了十来株桂花树，就不免要佳城不靖了。
我招呼那临时茶店的老板兼堂倌，预备付他茶钱。他说：“先生，每壶大洋两角。”
我嘴里无话，心中有话，付了他两角法币就走。但那老板兼堂倌很懂得心理学，似乎看出了我满肚皮的不愿意，接着茶钱说道：“先生，一年一回，难得的。”
外乡人到过杭州，常说杭州人善“刨黄瓜儿”，但他们却不知道杭州乡下人还会得刨城里人的黄瓜儿如满觉陇桂花厅诸主人者也。可是被刨了黄瓜儿的外乡人，逢人便说，若惟恐人不知自己之被刨；而这些被杭州乡下人刨了黄瓜儿的杭州城里人却怡然自得，不以被刨之为被创也。所以我也懂了诀窍，搭汽车回到旗下，在湖滨碰到一个北方朋友，他问我：“到什么地方去玩儿啦？”
“上满觉陇去看了桂花啦！”我傲然地说。
“怎么样？”
“很好，很热闹，桂花真不错！”我说。
“明儿我也得去一趟。”他说。
我心下想：“这才算是我赏了桂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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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一颗纽扣
“可惜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薛小姐从第二十五军医院服务了八个月，回到昆明来休息，她给我们讲了许多故事。
当她在昆明耽了一个多月之后，预备动身到重庆去的前夕，她在我们家里晚饭后喝茶之际，她开始给我们讲了最后一个故事。
“但是不要紧，我记得他是五百七十四号。我们从来不记得每一个伤兵的名字，我们所要记住的是他的病床号数。然而当他离院之后，不论是因为伤愈离院或身故离院，我们随即连他的病床号数也忘记了。不是，我不是说忘记了那病床号数，这是我被派定了要看护的床位，我无论如何忘记不掉，不过你知道，这时候这个号数又该属于另外一个伤兵了。在我手里经过的五百七十四号伤兵，也少不了三四十个，然而我只记得他这么一个。所以，我们就称他为五百七十四号罢。
“当他第一天被抬来移放在这个号数的病床上，不久，经我们的吴医官揭开那遮盖在他身上的灰毡察看伤势的时候，我在旁边吓了一跳。为什么？我并不是害怕那满身的血迹，那我已经看惯了。哪一个被抬送医院的伤兵不是带了满身血迹，甚至肢体破裂的呢？我所觉得可怕的倒是一个伤兵的反常情形。原来他在笑。他张开了嘴，从满嘴的血和污泥中间，我看出了他的确在笑。从来没有一个挂彩的伤兵会在没有动手医治之前就笑的。我立刻想到这一定是个伤害了神经的，所以他会不觉得痛苦，反而笑起来。这一定是一种严重的情形，即使他肉体上的伤势不重，也很难于治好的。因为我听说有一个伤兵就是这样的变成了疯人，永远的疯了。
“吴医生检视的结果，知道他并没有致命的创伤，虽然流了许多血。大腿上中了一弹，左手被炸掉了一个手掌，头面上有许多不重要的创伤。我们给他洗拭掉血污，用了药，包裹了那条腿和没有了手掌的手，他居然就睡熟了。他一声也没有痛楚的叫喊，像别个伤兵一样的。我们的领班赵小姐轻轻地告诉我，这个兵恐怕疯了，当心他醒过来的时候会发作。因为她从前看护到这样的伤兵过。我当时就觉得很怕，在给别个病床上的伤兵敷药或裹绷带的时候，我不时的注意那五百七十四号病床，只怕他醒了会跳下床来做出不知怎么样可怕的事情来。
“然而他睡得很好，很长久。他是在头一天上午十时左右进院的，一睡却睡到第二日天亮。当我在早晨八点钟去接班的时候，我看见他已经醒了。可是还在笑。我问那轮值夜班的陈小姐，他夜里怎么样？陈小姐说：‘一睏到大亮，才醒过来。’我觉得有点奇怪，大概他成了一个白痴。只会傻笑了，如果只是一个白痴，那倒没有什么可怕了。
“当我走近他床边前的时候，我发现他仿佛并没有损害了任何神经。因为他的两颗忍俊不禁的眼乌珠还会跟着我的走路而移动。并且，居然会很清楚地说：‘给一杯水喝。’“于是我给他一小茶壶水，并且帮助他侧着嘴喝完了。他好像很满足了似的行着深呼吸，渐渐地闭上眼睛。没几秒钟，又睁开了眼睛，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最后索性把眼睛盯着我，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似地呆看着。最后，结束了这个傻气的行动的，又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笑。但是，这回，我发现了这并不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的感官的人的痴笑。
“‘怎么样？辛苦呢，朋友。什么地方痛？’“他并不回答，但也不笑，似乎完全在想自己的事情。
“一天，两天，我给他敷药，换绷带，送水喝，从来没有听见他叫嚷一声或说一句什么话。他随时在笑，随时在想，此外的行为就是睡眠了。大概是个乐观而缄默的人，我终于这样断定了他的性格。一天，当他的伤口差不多已有七分好了的时候，当他又在莞尔而笑的时候，我禁不住要表示我对他所发生的兴趣了。我就问：‘喂，朋友，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老是笑？有什么好笑的？’“‘不死，不该笑笑吗？’这是他进院后，除了要茶水之外的第一句话。
“我不知怎样回答他才好。他的话不是很对吗？当一个伤兵发现他自己毕竟死不了的时候，不很高兴吗？然而没有一个伤兵曾经像他这样坦白而热烈地表示过这个心理。
我觉得不应该放过他这个高兴说话的机会，然而又苦于想不出一句接续上去的话，便看着他那似乎想要说什么话似的脸。终于，是他先开口了：‘小姐，你姓什么？’我告诉他我姓薛。他就鼻子里哼了一下，说：‘薛小姐，你想我多么怕死。’我说：‘那没有什么，谁都怕死，不过……’“‘不过要死得有意思，是不是？’他抢着我说了。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了。
“但是他摇摇头。‘这些话我都听够了。全不对。死就是死。没有什么意思不意思的。我们当兵的谁都得等着死。怕死的也不当兵啦。哪儿有不死人的打仗？你说我怕死吗？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也从来没怕过死。这会儿我就抵准死完了，可是活过来一看，死不了。算定是死掉的，可是不死，这才够高兴。我高兴就笑。哎，人生在世，高兴了干吗不笑？可不是怕真是死，死了我也不哭。……’“他这话引得旁边一个病床上的伤兵也笑起来了，‘死了你还能哭吗？当然谁也不哭。’“‘你别说，哭哭嚷嚷讨命的死鬼有的是。要是我死了呀，做鬼也不哼声儿。’他辩论了。
“‘谁知道，那个时候？’旁边那个伤兵冷冷地说。
“‘你听着，那个时候你听着，谁在晚上荒村野地里哭？总不是我。回头再说，反正我已经死不了啦。我不会再上前线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出了院我就得先算一道命，到底还有些什么福享的。’说了他又非常快乐地笑了。
“谁看到他那样天真地笑，谁都会觉得高兴，所以我也笑了。这时候，刚有一个慰劳队进来，挨着每一个病床送东西。这位高兴的战士也得到了一块手巾，一块肥皂，一包点心，两本画报，还有一个信封，里面封着五块钱。他一边笑一边检视着这些东西。
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重要事情似的，敛尽了笑容，抬起头来向左右看了一眼，仿佛要招呼什么人似的。
于是我又走到他床边去。
“‘我想起来了！’他说，‘我还没有告诉你呢？唔，你姓什么呀？我又忘了，不好称呼。’当我再把我的姓名告诉他以后，他接着说：‘是了，薛小姐，你去告诉他们，下回送东西给前线的弟兄，千万不要忘了针线和纽扣！喂，纽扣最要紧，可是为什么没有人送纽扣来？’“‘纽扣，为什么？’我觉得太奇怪了。我问。
“他又笑起来，好像炫耀一些没有人看见过的宝物一般。‘就是纽扣，衣裳上的纽扣。我就是为了一颗纽扣，差一点死了。你说，一件军衣上那一颗纽扣最要紧？喉咙底下第一颗。我说的是冬天，夏天可就不同啦。前几天那么冷，今年发下来的棉衣没有一个纽扣安牢的。松松的一股细线，把五个纽扣挂上就完事。我的那一件，头天穿上身，第一个纽扣就给我扯掉。我把它揣在口袋里，想找一根针线来缝上去，可是等了七八天没法儿找到一个针一股线。每天我蹲在壕沟里，或是放步哨，北风从敞开的领口里吹进来，吹进来，吹得满肚子冷，那可真难受。好容易有那么一天碰到一个弟兄在缝破衣，他倒随身带得有针线，要不是个娘儿们脾气，就是个老吃粮的。我就借来使一使，谁知道一摸口袋里，找不到那个纽扣了。翻转口袋来也还是没有。多糟！’“‘从此我就天天等纽扣，什么地方去找一颗纽扣来缝上这个漏风洞呢？谁会给我送一颗纽扣来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从来没有人给前方送纽扣来的。谁知道前方有一个作战的士兵，不缺少饼干面包，不缺少香烟，单单缺少一颗纽扣？’“‘我就为了一颗纽扣打仗啦。有个东洋兵正在爬过来，爬过来，一个弟兄就开了枪。一枪就把他打翻了。我一想，不错，他衣裳上不是也有纽扣吗？我就跳出壕沟去。
我不管人家怎么嚷着劝，为了要得一颗纽扣，我就算冒一下险。不一定冒险就会死，就算死了也没有什么的，反正早就知道了。我才走到那死鬼旁边，才蹲下去想摘下那纽扣来，就听见耳朵边一缕风，一个嘘声，我知道来啦。我赶忙往地下爬。可是迟了。我觉得那么的一震。完啦。我心里一下子想，这回就死啦。’“‘谁知道死不了，我给送到这里来了。当我醒回来一看。想一摸，手呢？才知道单单丢了一个手。我才笑起来，你说这不该笑吗？可是，现在我那件棉衣呢？他们会不会给我换一件新的？要是换，请你告诉他们，第一个纽扣要缝紧，别马虎。’“这高兴的战士一口气的讲了他的故事，使旁边床上的那些弟兄们都觉得兴奋起来。
其中有一个伤了一只眼的就在半脸的绷带里说：‘真是，这第一颗纽扣可少不得。而且要做得好，不能让领口太大了，太大了还是有风吹进去，那就冷得譬如没有穿一样。’“‘可是，我一醒过来就想到我这个手牺牲得太冤了。我何必一定要在那死鬼身上找纽扣？我把自己衣裳上最底下那一颗扯下来，缝在上边不就成了吗？脑袋给想糊涂了，老是想不到，你说这不傻吗？我现在就成天笑自己太傻了，想不通，就差一点送了命。
你说，我要是为了这颗纽扣送了命，那不是更冤吗？’“这就是一个永远很高兴的伤兵的幽默故事。”薛小姐说：“你想到过一个纽扣对于前方士兵的意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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驮马
我第一次看见驮马队是在贵州，但熟悉驮马的生活则在云南。那据说是所谓“果下马”的矮小的马，成为一长行列地逶迤于山谷里，就是西南诸省在公路完成以前唯一的交通和运输工具了。当我乘着汽车，从贵州公路上行过，第一次看见这些驮马队在一个山谷里行进的时候，我想，公路网的完成，将使这古老的运输队不久就消灭了罢。但是，在抗战三年后的今日，因为液体燃料供应不足，这古老的运输工具还得建立它的最后的功业，这是料想不到的。
西北有二万匹骆驼，西南有十万匹驮马，我们试设想，我们的抗战乃是用这样古旧的牲口运输法去抵抗人家的飞机汽车快艇，然而还能支持到今日的局面，这场面能说不是伟大的吗？因此，当我们看见一队驮马，负着他们的重荷，在一个峻坡上翻过山岭去的时候，不能不沉默地有所感动了。
一队驮马，通常是八匹十匹或十二匹，虽然有多到十六或二十匹的，但那是很少的。
每一队的第一匹马，是一个领袖。它是比较高大的一匹。它额上有一个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