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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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在这样一种极为悬殊的阵地对抗中，红军无疑处于相当劣势的境地。毛
泽东竭力反对这种拚消耗的阵地战，并把它讽刺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
然而，毛泽东的忠告根本不可能更改李德、博古的决心。

盱江两岸，从建宁前线返回的红一、三、五军团和从龙岗调集的第二十
三师，协同原在广昌的守备部队红九军团，向陈诚所部发起一次又一次疲劳
已极但顽强无比的短促突击。

战役之初，敌河东纵队向大罗山、延福嶂阵地发起猛攻，红军拼死抵抗，
使敌进攻受阻。敌河西纵队乘红军主力集中抚河东岸作战之机，突破红军第
九军团防御阵地，于4　月14　日占领广昌外围要地甘竹。

19　日，东岸敌之河东纵队又占大罗山、延福嶂阵地。当日黄昏，红军向
大罗山之敌发起反击，多次冲杀，反复肉搏，但终未能阻止敌之进攻，被迫
撤退。

第二天黄昏，博古、李德到达广昌头陂。与博、李同时到达的，还有中
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顾
作霖等。

顾作霖原是闽赣省委书记，因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后长
期住院治疗，因此博古就让他代理王稼祥之职。此次上前线，还有个新头衔：
野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野战司令部司令员是朱德，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则
由博古亲自兼任。实际上，朱德已不能发挥多大作用，不过是一个陪衬而已，
李德实际上成为真正的总司令。

4　月21　日，即博、李抵达第二天，便以中共中央委员会博古、军委主席
朱德、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顾作霖的名义，发布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
昌之政治命令》。

《命令》指出：

（一）敌人已尽力采用一切方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

（二）我们的战斗任务，是以全力保卫广昌。为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一切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应有最大限度的紧张与努力，我们的坚
定的坚决的英勇的战斗，非但能够保卫赤色广昌且可能消灭大量的敌人及最
后粉碎第五次“围剿”。

（三）我支点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炮
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
敌人有生兵力。

（四）我突击力量应努力隐蔽地接近（爬行跑步利用死角等等），以便
避免在敌火之下不必要的伤亡而进行出于敌人意外的突然的攻击。在攻击
时，应不顾一切火力，奋勇前进，坚决无情地消灭敌人。

（五）战斗员、指挥员及政治工作人员应记着革命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
高形式，对于任何动摇犹豫胆怯更不必说，个别的混入的敌人奸细，在战斗


中之反革命行动应提高最大的警觉心消除之。在战斗中，谁都应该与最先进
的战士比。

（六）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应无例外在自己的部队中，不脱离自己的
队伍亦不落后自己的队伍。他们不仅应以个人的勇敢且特

别应以正确战术动作给战斗员以身作则。在他们及先前的战斗员领导之
下，我们的部队应继续并提高我中国工农红军之光荣传统，高举光荣的红旗
向着伟大的胜利前进。

胜利万岁！

当天，野战司令部又以“万万火急”电令，下达了两道《消灭敌向广昌
前进的布置》和《保卫广昌的部署》。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下达了《给
战地党和苏维埃的指示信》。《指示信》称：

反对第五次“围剿”的决战，已经进到更加剧烈的决定胜负的紧急关头，
全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在党与苏维埃的领导之下，热烈地参加反对帝国主义
国民党“围剿”的战争，中心区域正在积极动员模范少先队开到前线配合我
们英勇的红军作战。你们正处在这一剧烈的决战的最前线，与工农红军一样
地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的任务。你们的英勇的战斗是粉碎敌人第五次
“围剿”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一。为“保卫广昌”“保卫建宁”“保卫会昌”
“保卫和发展全苏区”而战的责任，正放在你们肩上。

中革军委《战斗报》，苏维埃中央政府《红色中华》发表社论，提出口
号：“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
亡”。。

蒋介石夺取广昌志在必得，李德保卫广昌孤注一掷。一场空前规模的殊
死血战拉开了帷幕。

历时十八天，兵刃十余次，朱德、彭德怀痛心

五千五百个热血男儿

到达广昌后，李德、博古并不是认真地总结以往失利的经验教训，而是
屡屡把责任归咎干部下，大搞“惩办主义”。第一位被李德撤职的红军高级
指挥员是唐天际。当时，他担任红九军团第十四师

师长兼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是最早坚守广昌的高级指挥员。

唐天际，湖南省安仁县人，1925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
校学习，1926　年转为中共党员。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1928
年3　月随朱德上井冈山。曾任红四军二十八团营党代表，红五十团团长，红
一军团第二十二军四十四师师长，红五军团第十一军第四十师政治委员，建
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唐天际对堡垒战术、短促突击持有异议。
罗荣桓作为总政的巡视员，也随野战司令部来到广昌前线。唐、罗是老相识
了，都是随朱、毛从井冈山下来的。老战友相逢，推心置腹地彻夜交谈。在
谈到广昌决战时，两人都对李德的战术打法很不以为然。

李德来第十四师防御阵地视察时，唐天际正在指挥部队修工事。唐见广
昌北面山上孤零零地修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碉堡，觉着不妥，遂命令在广昌南
河边修个工事，准备一旦顶不住敌人时，可掩护部队撤退过河。


这个工事竟惹来一场大祸。
晚上，李德视察归来，在第十四师师部召开会议。他拍着桌子问：“谁

让在河边修工事的？”
唐天际不知怎么回事，站起身答道：“是我。”
“你是什么人？”李德大动肝火。随行的参谋告诉李德，“他是广昌警

备区政治部主任，叫唐天际。”

李德毫不顾及唐天际的面子：“我说过要修这个工事吗？谁让你这么做
的？这不是准备退却，准备放弃广昌逃跑吗？都留了一条后路，还怎么誓死
保卫广昌？”

博古也参加了这个会。但对蛮横无理的李德，他没有任何反应。
李德对博古用英语说道：“这个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应该
撤职。”
第二天，来了一道命令，唐天际被“撸”了。
罗荣桓并不知道这件事。他见唐天际情绪不太高，以为他身体不舒服，

关切地询问。唐便一五一十说起来。罗荣桓听罢气愤地说：“太霸道了！”
无独有偶，几天后，罗荣桓也碰上了一桩类似的倒霉事。
这天，李德上前沿阵地视察，罗荣桓也陪他去。在阵地上，李德用望远

镜扫了一番，回过头来正好见到罗荣桓。他也不问罗荣桓是干什么的，便命
令罗带一个工兵排去埋地雷。
罗荣桓执行了命令，埋完雷回来报告。不料，李德又变了卦，命令罗荣
桓再去把地雷起出来。

这时，敌人离埋雷处已近在咫尺了。罗荣桓实在不理解李德为什么要下
这个命令，让战士们去做无谓的牺牲。因此，没有理他。李德见状大发雷霆，
跳着脚指着罗荣桓的鼻子喊道：“你不去，杀你的头！”

这时，敌人的前卫已经踩响了几个地雷，而敌人的炮弹也已打到李德所
在的工事周围。去起雷已经不可能了，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至于罗荣桓耳闻目睹的此类事，更是不胜枚举：轻则处分、撤职，重则

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运输队罚苦工。
李德身边工作人员对他的作风也颇有看法，也常受他的气。伍修权曾说：
“李德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进反对意

见。我们在他跟前的工作人员更是常受他的气。对于他这种太上皇的姿态，
凌驾于我党中央之上的架势，我们都很反感，实在不想和他共事。有几个同
志常闹情绪，多次要求调动工作。组织上总是做我们的工作，要我们安心留
下。其实我们个人受气是小事，他给我们党、红军和苏区造成的损失才是大
事。”

尽管李德、博古到了前线，甚至多次亲临前沿阵地，但也丝毫不能阻挡
敌军的推进。设在广昌三宫殿的博、李野战司令部，接二连三地收到外围阵
地失守的报告。至4　月23　日，红一、三、五、九军团相继退出了抚河东、西
两岸的甘竹、大罗山、延福嶂、饶家堡、苦竹坑、长生桥等防地。

坚守甘竹防线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飚回忆说：

“当时我们在甘竹‘守备’。敌人前进半里多一点，便开始修乌龟壳。
他们有炮火掩护，修好之后，李德便让我们‘短促突击’与敌人‘寸土必争’。
这点距离，对英勇善战的红军来说，本来不算什么。然而敌人有碉堡依托，
火力猛，我们的部队由于弹药匮乏，根本无法对射。等我们冲锋部队冲到双


方中间地带时，敌人的大炮便实施集火射击。由于敌人事先早已设计好了战
斗层次，炮火很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炮火压下来，除了增加一批伤员，
牺牲一些同志外，一无所获。

“4　月16　日，我团的当面之敌，在炮火掩护下，竟冲到了阵地前沿，包
围了我的团指挥所，当时电线已经炸断，我亲率两个连拼死抵抗，其他部队
撤往二线‘堡垒’。由于敌人脱离了乌龟壳，我们还可以顶住。战斗中，我
突然觉得右腿一软，几乎跪了下去，但立即又站住了，只是一个劲地指挥部
队射击。敌人的第一个冲击波被打退，二梯队又黑压压地涌了上来。我正想
利用这短暂的间隙，让部队撤下去，可是右腿怎么也不听使唤。低头一看，
只见裤管里、鞋子里全是血浆。开始，我以为是哪位同志牺牲在身边了，便
大喊警卫员杨力：‘快来看看，这是谁的血！’杨力见状大惊，背起我就跑。
我说：‘放下！放下！搞什么鬼？”杨力边跑边说：‘别动！你挂花了！’”
精锐军团的主力团团长带伤作战，战斗之残酷可想而之。

原国民党将领杨伯涛，这样描绘广昌外围阵地争夺战的激烈

场面：

罗卓英的进攻部署是，先使用第十四师、六十七师、九十八师

为第一线攻击部队，九十四师、十一师为预备队。这里的地形是岗峦起
伏的小丘陵地带，其间遍布水田耕地，没有突出的高地可资双方利用。因而
胜败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火力的强弱。

蒋军的武器远比红军精良，拥有充分的弹药，以炽盛的火力对红军组成
弹幕射击。红军部队表现了惊人的英勇精神，一拨接一拔地前仆后继，向蒋
军猛冲。以稳健著称的国民党第十四师阵地，一部分被冲垮。红军冒炮火跟
踪追击，逼近该师师长霍揆彰的战斗指挥所，流弹击中在附近休息的预备队
多人。霍急令控制在附近的预备队增援反击，并亲自到迫击炮阵地，督促迫
击炮手猛烈射击。因发射速度过快，炮手一时慌乱，以致一门炮发生炸膛，
当场炸死十余人。霍此时刚离开这门炮位数十步，幸于苟免。战况的激烈于
此可见。

红军的战斗员无比英勇，但在炽盛的火网压制下，且又寡不敌众，伤亡
极为惨重。不到五百公尺的阵地正面上，阵亡红军的尸体纵横密布达数百具
之多，断头缺足，惨不忍睹。其中发现有佩手抢和望远镜者，乃为中上级指
挥员，亲自参加冲锋而牺牲者。红军由于伤亡过大，冲击力量遂以削弱，未
能乘势扩大战果，纵深直入击破蒋军。

罗卓英得有时间调动其预备队九十四师向十四师增援，形成兵为火力都
占绝对优势。红军遂被迫后退，转取守势，两军成对峙状态。入夜，红军全
部撤走。

广昌外围战士的拼命，红军遭受了重大伤亡。红军高级指挥员对李德的
瞎指挥十分不满，认为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回忆说：

“一军团在保卫广昌时打的一些战斗，如甘竹战斗等，伤亡消耗都比较
大。从甘竹到广昌，不过二十里，敌人越接近根据地腹地，越是更加谨慎小
心，每天只前进半里到一里，每进一步边修公路边筑碉堡。我们在‘死守广
昌’、‘寸土必争’的错误口号下，打了十八

天所谓‘守备战’。这就是说，我们在敌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下，死守阵
地。如果我们搞‘短促突击’，就是等敌人刚从工事里出来，推进到我们的


工事几十或几百米时，我们就像猛虎一样扑上去打击敌人。可是等敌人一缩
进碉堡，我们又得暴露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火网下战斗。”

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黄克诚回忆则激愤溢于笔端：开始，敌军发动
进攻，我军奋起反击，将敌击退。但在敌军后面一两千米处就是堡垒群，敌
人钻入堡垒里，我们就无计可施。就这样，敌军从堡垒群里轮番出来，并用
炮火轰击我军阵地，敌人的飞机也在空中投弹扫射。敌我双方反复拼杀，整
天炮声隆隆，枪声不断。同敌人搞堡垒对阵的结果，虽然也杀伤过一些敌人，
但红军总拼不过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我军伤亡日增，仗打
得越来越艰苦。我曾说过“短促突击，红军送死”一类的话，再三要彭德怀
同志出面讲话。

4　月24　日，彭德怀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亲自到了野战司令部，向李德建
议不要死守广昌。

彭德怀说：“广昌既无坚城可守，我军子弹又很少，仅靠土木构筑的工
事，是根本经不起敌人飞机、重炮轰击的。”

彭德怀再三对李德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
多则三天，红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李德、博古面面相觑。他们到达广昌前线也有三四天了，前线的战况要
比远在瑞金从无线电中了解得多，了解得全，也了解得更加真实。他们明白
彭德怀说的完全是真实情况，但就这么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又于心不甘，
无法向部下和苏区人民交待，真可谓骑虎难下也！

彭德怀见李德、博古默不作声，又建议道：

“我应采取机动防御，派一部分部队进占工事，吸引敌人进攻，

主力控制于城西南十里之山地，隐蔽集结，待敌进攻我守备阵地时，则
相机突击敌外侧一点，求得消灭敌人一部。”

第五次反“围剿”开战以来，彭德怀提了一次又一次建议，不是被置之
不理，就是遭到训斥，但这个建议总算被李德接受了。

广昌战役极为不利的严峻态势也日益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警觉。周恩来
没有随野战司令部上前线，被留在瑞金后方。广昌前线一个接一个失利的电
文，使周恩来预感到广昌血战的严重后果，他认为这种拼命主义的阵地战不
能再打下去了。

4　月22　日，周恩来致电前线的博古、朱德、李德，提出两项建议：

1。最紧急时须调第十三师主力加强广昌守备；
2。第一、三军团要能在一起突击敌人。
红军野战司令部判断：敌将于4　月27　日晨，从盱江两岸会攻广昌。敌第
五纵队共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