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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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区大地争芳斗艳，受到苏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它的发行量，1933 年仅在
中央苏区就达一万七千三百份，在苏区数十种报刊中，仅次于《红色中华》
和《青年生活》，名列第三。
1934 年9 月下旬的一天，正在编排第六十七期槁件的邓小平突然被告
知，《红星报》暂时停刊。
原来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军事“围剿”，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转移。
邓小平将随红军一起转移——长征。
长征开始后，苏区中央局决定将《红色中华》和《斗争》停刊。这样，
《红星报》实际上成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唯一的报
纸。身为主编的邓小平，感到担子更重了。
邓小平将来不及编发的稿件及一些必要的参考书和文房四宝，收拢整理
好，装入行军挎包。他准备在突围途中出版《红星》专号。他还专门准备了
蜡纸、油墨、纸张，以代替不能搬走的印刷设备。
10 月10 日，他跟随“红星”纵队，从云石山田村出发，踏上了漫长征
程。
在长征路上，邓小平不顾行军作战的劳累，边行军边编排《红星报》，
每期印刷七八百份，成为红军战士的主要精神食粮。红军进入贵州后，《红
星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红军连战连捷
的消息。邓小平职务变动后，《红星报》由陆定一继任主编。
这段办报生涯，令邓小平永生难忘。三十八年后，邓小平“文革”后复
出前夕，于1972 年重返赣南中央苏区。在瑞金，他专程前往当年《红星报》
社址——白屋子。。
第六章苏区“五老”和首脑的夫人们
掌管经济的林伯渠
1933 年初，中华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成立，刚从苏联回国进入苏区的
林伯渠被任命为国民经济部部长。不久，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原部长邓子恢受
王明路线打击改任副部长，林伯渠又兼任了财政部部长之职，担当起苏区财
政和经济建设的重任。
林伯渠原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当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他毅然参加
了南昌起义，并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林老
化装潜入香港，从日本到达海参崴，与徐特立、何叔衡、叶剑英等同志一道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留在苏联远东边疆中国苏维埃党校任教。
1933 年初，林老决定放弃在苏联安定的教学生活，回到国内参加第一线
的战斗。由于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为党的成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在党内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因此，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把他和先唇来
到苏区工作战斗的董必武、徐特立、何叔衡、谢觉哉尊称为苏区“五老”。
林老一上任，便制定了领导苏区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条原则，一是集中力
量保证战争的需要，二是适当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为此，他首先狠抓了粮
食问题。当时，中央苏区有三百多万人口，红军已扩大到十万，粮食需求量
很大。中央苏区虽然盛产粮食，但存在
时多时少、时贱时贵的现象，一些奸商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因此，
粮食问题成了苏区财政中头等重要的大事。林老一面采取得力措施，促进农
业生产的发展，一面布置开展粮食的收集调剂工作。1933 年5 月，国民经济
部相继发出第一、二号训令，布置各县国民经济部召开区、乡代表联席会议，
发动群众节省谷物卖给粮食调剂局，倡导筹办粮食合作社，制定《谷仓管理
委员会规则》，对粮食的运输、保管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措施对
根据地内粮食的收集和贮存起了重大作用。
其二，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为了推动苏区经济建设运动的迅速
开展，1933 年8 月，林老在瑞主叶坪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
设大会，林伯渠主持并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
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林伯渠作了《发行二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与发
展合作社》的报告。大会就发展合作社、推销公债、健全粮食调剂局、开展
对外（白区）贸易、筹款、培养干部、加强新区与边区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决
议。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对于促进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的经济建设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其三，组织群众熬硝盐，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林老在苏区主持财政经
济工作时期，经常深入群众，调查情况，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有一次，他
和国民经济部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群众中了解情况，来到一老百姓家，这家老
百姓见他们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领导同志，便端出鸡汤请他们喝，林老尝了
一口，没有咸味，经询问，始知无盐可放。当时，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苏
区的食盐特别困难，广大的干部、群众经常吃不到食盐。林老知道后，心情
十分沉重。回到机关后，他在人民委员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解
决办法：一是成立对外贸易局，加强与白区的贸易工作，采取各种手段从白
区进口盐、布、药品等苏区急需品，进口的盐既供给红军部队也供给老百姓；
二是发动群众熬硝盐，打破敌人的封锁。毛泽东在
会上支持林老的意见，说：没有盐不好吃饭，就是有鸡汤也吃不下去。
不久，一个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在苏区开展起来。林老带头和群众一道动手
熬制，并把节省下来的食盐送给红军部队。
其四，抵制王明“左”倾领导者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错误路线。王明等
“左”倾领导者不但在军事上推行其“左”倾路线，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制定
了一套“左”倾政策。如认为战争年代无闲工夫搞经济建设，军事斗争占领
一切；反对和限制导白区的贸易往来，战争的保障和供给全靠向群众征粮和
发行公债；对稍大点资本的商店实行没收封门，老板当作资本家打倒，等等。
林老在理财实践中深深感到“左”倾领导者的一套做法不切实际，说：“吃
过洋面包的人的办法看来不行。”他对毛泽东提出的“以发展国民经济来增
加我们的财政收入”的财政工作方针十分赞赏。为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毛泽
东制定的一系列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林老一方面通过财政
部配合和协助有关部门，组织工农业生产，发展合作社，开展对外贸易，另
一方面抓了纸币的发行，建立金库，健全预算、决算、审计、调配、供给、
会计等一系列财政制度，开展“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的运动等。通过这一
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求，
并使前方部队、后方机关和群众生活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34 年1 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
开。林伯渠出席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经济建设》的报告。此后，
他根据全苏“二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领导财政经济部门，发动和
组织群众搞好工农业生产，开展对外（白区）贸易，打破敌人的封锁，为支
援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4 年10 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林伯集随着红军部队离开了
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之路。
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
董必武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苏区“五老”之一。他功高德重，
但从不摆老资格，总是虚怀若谷，严于律己。
1928 年夏，董必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
叶剑英等同班学习。这时，他已逾“不惑之年”，但学习很努力刻苦，深得
中国同志和外国同志的敬佩。学习期间，他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调查研究，
和工人、农民一起劳动、生活。他常对人说：
“要演好一场戏，主角固然重要，配角和跑龙套的也少不了。我好比一
块碎布，哪里有洞，党和人民要我去补，我就去补。轰轰烈烈的工作需要人
去做，补洞的工作也不可缺少啊！”
1932 年夏，董必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由上海中共临时中央
分派，经汕头、大埔、长汀，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一到瑞金，他
就找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请求分配工作。周恩来说：“红军大学有一个军以
上干部组成的高级班，班长是彭雪枫同志，你去担任该班的政治委员吧。”
董必武二话不说，携行李就去报到了。
红军大学坐落在瑞金城东北约十五华里的一片丛林中，学员们给红军大
学起了个雅号叫“森林大学”。一天中午，留着胡子，年近五十的董必武来
到学员中间，他风趣地说：“小伙子们，你们欢迎我这个长胡子的新兵吗？”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红军大学的办学条件相当艰苦，但董必武丝毫没有畏难情绪。每天一大
早，他总是早早地来到操场，皮带系得紧紧的，绑腿打得利索结实，穿着草
鞋，军容威武，精神抖擞，下巴上两撇八字胡随晨风飘舞着。学员们见了，
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敬佩之情。
在红军大学期间，董必武承担了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红军政治工作
和时事政治等七八门课程，他的讲课内容充实，别开生
面，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3 年3 月，中央党校（即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办了。校长任弼时
对董必武说：“你来这里工作吧。我已向中央局领导积极建议过，你来最合
适。”就这样，董必武调到了中央党校，先任教务长。不久，副校长杨尚昆
调到三军团任政委，董必武接任副校长。
中央党校是为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培养训练工农干部，提高广大
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创办的。学员有苏区和白区的工作人员，有党、团、苏
维埃和工会的工作人员，还有各省委、省苏领导干部，人员庞杂，文化素质
参差不齐。为了搞好教学，帮助学员们实实在在地提高马列主义水平，董必
武费尽脑筋，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设置了一系列适合苏区革命战争和工
作实际需要的课程；同时，他还很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经常把有着丰富
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中央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陈云、朱德、任弼
时等请到学校来上课。这种现身说法的教学方法，给学员们以巨大的鼓舞和
教育。
不久，校长任弼时调往湘赣苏区，校长由博古兼任，党校的实际工作全
部落到了董必武一人身上。
博古来党校后，要求改变教学内容，要以苏联共产党党史为中心，将中
共党史、中国苏维埃革命史压缩下去。董必武反对说，中国人不研究中国的
革命史，不研究本国的具体实际，怎么能搞好中国革命？
董必武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刚正不阿。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执
行的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受到排斥。当有的学
生受人煽动准备攻击毛泽东军事路线时，他教育学员要明辨事非，不可盲从，
从而使一些学员避免了因思想幼稚而可能产生的偏向。
对受“左”倾领导者排挤、打击的干部，董必武总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去对待，从不人云亦云。原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因拥护毛
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受“左”倾领导的打击，被撤掉了职务，调任党校
教务长。董必武没有歧视他，多次同他亲切交谈，耐心开导，鼓励他大胆工
作。罗明为难地说：“我这个犯有路线错误的人当教务长恐怕不合适，我的
水平也不胜任。”董必武说，遇到困难不干，就是战场上的逃兵。共产党员
干革命，越是困难越要干。我们当干部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沉得住气，要
有“三顶”精神，即要顶得住表扬，顶得住批评，顶得住困难。董必武的话
言辞恳切，充满着共产党人的革命乐观主义，使罗明肃然起敬。从此，他放
下思想包袱，积极协助董必武工作。
董必武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抵制，引起了临时中央“左”倾领导人的
不满和忌恨，诬蔑他“图谋不轨”，让他作检查。董必武义正辞严地驳斥了
这些不实之词，说：“我图的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我宁愿不做党校校长，
也要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他那崇高的风范，赢得了苏区党员干部的
敬仰。
董必武身为党校校长，又是德高望重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受到党
校学员和教学工作人员的普遍敬重，但他从不以此摆老资格，居功自傲，相
反，他时时处处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兢兢业业地为党的事业忘我工
作。有一次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党小组组长李宽和考虑董必武工作忙，没有
通知他参加。第二天他知道了，就找到党小组长说：“宽和同志，昨天过组
织生活怎么没有通知我？我也是咱们小组的一个党员呀！”党小组长解释说：
“您的工作那么忙，又常到中央开会，我就没有通知您。”董必武听了，十
分严肃地说：“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首先是个党员，工作再忙也要过组织生
活。不参加党的活动，那算什么党员。”在下一次党小组会上，他对上次没
有参加组织生活的事，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并恳请大家对他的工作提出批评
意见。
1934 年1 月，董必武出席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
大会，被选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和苏维埃政府中央
执行委员。同年2 月，被任命为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长。
1934 年10 月，年已半百的董必武离开瑞金，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征途。
毛泽东的先生徐特立
徐特立进入中央苏区时，已有50 多岁。他中等偏矮的个子，头发斑白，
有点秃顶，门牙脱落，戴一副老式眼镜，走起路来有些摇摇晃晃。观到毛泽
东时，毛泽东仔细地打量着自己年轻时的老师，用亲切的湖南口音爽朗地说：
“徐老呀，我们又碰到一块来了！”徐特立风趣地说：“润芝，我虽然头发
白了，但我还是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新战士，你可要让我多为革命做点工作
哟。”
当时，恰逢第一次反“围剿”战役取得胜利，红军俘虏了许多敌军官兵，
毛泽东和朱德就请徐特立去担负教育俘虏的工作。
这给从事教育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经验的徐特立出了一个新课题。但他
并没有畏难。为了摸清这些俘虏兵的情况，以便对症下药地进行引导教育，
徐特立来到俘虏兵中间，逐一调查询问。他态度和蔼，耐心细致，很快赢得
俘虏们的信任，有什么话都愿跟他说。几天下来，徐特立发现，这些人大部
出身贫苦，为国民党当兵打仗或出于谋生考虑，或出于强迫无奈，被俘后有
的气恼，有的悲观，情绪相当低落。
徐特立当即把负责看守这些俘虏的同志都找来，告诉他们说：“这些俘
虏兵原来都是穷苦人，只不过被国民党欺骗愚弄了。对他们的教育不能简单
粗暴，要采取交朋友、谈心和民主讨论的方式，真诚坦率，平等相待，通过
我们的热情诚意去开导、启发他们，使他们了解共产党，信任共产党。”
徐特立的教育方法很快取得了成效。不少俘虏兵原来沉默寡言，士气消
沉，经过一番和风细雨式的开导、启发后，他们纷纷主动
找徐特立和看守的同志谈心，吐露自己的想法、认识，而徐特立总是笑
咪咪地听着，从来不厌烦。他抓住每一个机会一点一点地加以启发、开导。
后来，这批俘虏大都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