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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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吴元年到洪武三年，整整四年当中，朱元璋都把礼仪工作当作中心工作来抓。经过数百位专家学者数年辛苦工作，终于制定出了诸如《大明集礼》、《孝慈录》、《洪武礼制》、《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制》、《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数量如山似海，规定细如牛毛，涵盖了大明王朝上自皇帝、下至细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因此明人这样高度评价朱元璋的礼治工作，认为他制定的礼仪“上之郊庙朝廷，次之侯王郡邑，下之间巷州党，洋洋优优，无大无细，隆礼曲礼……其间损益百王，超越千古，或以义起，或沿时革”。
　　那么，这套尽善尽美的礼仪，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第三节　禁止奇装异服
　　首先是规定了全国百姓如何穿衣。
　　朱元璋对上自天子、亲王、文武百官，下至老百姓的衣服样式，都做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从样式、颜色、花纹、料子，到衣袖的长度，开衩的高度，几乎无所不包。一一罗列几乎不可能，只能简单举几个例子：
　　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普通老百姓不管多有钱，也不能用这些材料来做衣服。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
　　绸、绢、素纱、布。一般来讲，商人经济实力比较强，偏偏规定商人低人一等，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敌国，也没权利穿绸子。农民家里只要有一人做生意，则全家不许穿绸穿纱。
　　除皇族外，官员百姓的衣服上不能绣飞鱼、大鹏、狮子等图案，不许用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不许使用黑、紫、绿、柳黄、姜黄、明黄等色。老百姓的首饰上不许使用黄金、白玉、珍珠、翠玉，只许用银子。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诏规定老百姓不许戴“四带巾”束发。他发明了一种网巾，四四方方，其形状与“四方平定”相谐，因此命名“四方平定巾”，颁行天下，全国百姓都要服用。洪武二十二年又规定农民可以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但非务农者则绝对不可戴用。至于官员，除洪武初年制定详细的官帽细则外，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又命令文武官员遇雨时可以戴雨帽，因公出差在外时也可以戴遮阳帽，入城后则不许戴。洪武末年，为体现皇帝对读书人的特别关照，特别开恩，允许读书人在天热时戴遮阳帽。
　　朱元璋对穿靴子特别重视，他规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即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装饰。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一次微服查访，发现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绣了花纹，勃然大怒，回宫后，“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
　　后来北方官员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过不了冬。朱元璋遂格外开恩，“惟北地寒苦，许用牛皮直缝靴”。就是说可以穿靴，但只许穿牛皮的，只许做成“直缝靴”这一种样式。
　　百官入朝时赶上下雨，都穿钉靴，踩在石板路上声音很大。朱元璋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洪武六年下令说：“古者入朝都穿履，自唐朝起始用靴。如今叫官员们带上软底皮鞋，进宫后就套在靴外，出朝则可以脱下来。”
　　朱元璋的服装政策中，除了对商人的歧视外，更明显的是对艺人、倡优、乐工的歧视。洪武元年，朱元璋命“乐妓不许与庶民妻同，乐工服冠皂青字顶，系红绿帛带”。又命妓院内“男子令戴绿巾，腰系红搭膊，足穿带毛猪皮靴，不许街道中走，止于道边左右行。令妓妇戴角冠，身穿皂褚子，出入不许穿华丽衣服”（刘辰《明朝国初事迹》）。“绿帽子”这个称呼，就是起源于此项规定。
　　朱元璋对这项工作兴趣极大，对每个细节都反复推敲，详细考究。为了保证他的指示严格贯彻，他还专门设置“礼房吏”，来检查全国人民的服装。不遵守规定，后果可能很严重。比如，如果官员庶民在衣服上绣了皇族才能用的龙凤花纹，那么就要挨一百大棍，罚做三年徒刑：“若僭用违禁龙凤纹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
　　朱元璋晚年曾经有一次微服私访，见一群军人和城市游民，将靴子的高帮截短，还用金线作装饰，聚在一起踢球玩耍。朱元璋遂命人将他们锁住带到五城兵马司，将他们均砍了脚。由于朱元璋的严刑峻法，服制规定在洪武年间贯彻得很好。正如明人所说：“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年间，人遵画一之法。”
　　在朱元璋去世之后，这些规定又成了明朝的祖制，被历代皇帝严格遵守。比如万历年间，有的读书人倚恃皇朝重视知识分子，得意忘形，冬天居然戴起了暖耳。万历皇帝勃然大怒，专门下诏禁读书人戴暖耳，违者“五城御史送问”。
　　第四节　不许随地吐痰
　　第二是规定了全国人民日常生活中如何行礼。
　　礼仪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君臣之礼。
　　朱元璋刚当皇帝那两年，朝廷礼仪比较粗略，“虽小官亦得上殿，至有逾越班序者”。到洪武三年，礼治规定正式颁布，大明王朝的上朝仪式才明确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洪武三年之后，大臣们入宫拜见朱元璋时需要遵守些什么规定：
　　凡入午门，勿相跑拜、拱揖。入朝官坐立，毋越其等，毋谈笑喧哗，指画窥望；行则容止端庄，步武相连；立则拱手正身，毋辄穿越。
　　就是说，官员们进了午门之后，就不许乱走乱跑乱动，四处窥视，相互之间也不许行礼寒喧，甚至不许指指点点。要走路，就要一个接一个整整齐齐地走，要站着，就要立正拱手而立。
　　那么，在皇帝面前，又应该怎么样呢：
　　凡近侍御前，勿咳嗽、吐唾……如赐坐即坐，不许推让；既坐之后，或被顾问，最先一次起立，奏对毕即坐，若复有所问不必更起；同列侍坐或被顾问，一人奏对，余皆静听，毋搀言剿说；如各有所见，侯其人言毕，方许前陈；凡诸儒官于御前奏事或进呈文字，恐有口气，体气，须退立二三步，毋辄进御案。
　　就是说，在皇帝面前，不许咳嗽，也不许随地吐痰（看来洪武三年以前大明君臣有可能一边聊天一边随地吐痰）。皇帝赐你坐你就坐，不许假装客气。皇帝问你话，第一次你要站起来回答，答完了坐下。第二次再问你，就不用站起来了。说话要一个一个说，一个说完了，那个再说，不许胡乱插话。见皇帝前要漱好口，洗好澡，站得离皇帝不能太近，怕的是有口臭或者体臭薰着皇帝……这是御前召对，如果跟着皇帝在宫内走路，还有规定：
　　凡大小官员随上位行丹墀，身常朝北，不许南向，或左右环转随侍。
　　也就是说，跟皇帝走路，身子要朝北，不许朝南。因为“面南”是天子的特权。你要是往南走，就得倒退着走。要是往东西两侧走，就要学螃蟹横行。
　　除了君臣之礼繁复庞杂外，官员相见，礼仪也相当繁杂，因为每一级别官员之间的礼仪都有区别：
　　“凡揖拜、序立、行走、回避”，都“禁然各有仪节，凡公、侯、驸马相见，各行两拜礼。一品官见公、侯、驸马，一品官居右，行两拜礼，公、侯、驸马居左答礼。二品见一品，亦如之。三品以下仿此。若三品见一品，四品见二品，行两拜礼。一品、二品答受从宜，余品仿此。如有亲戚尊卑之分，从行私礼。”
　　也就是说，公、侯、驸马见面，相互两拜。一品大官见了公、侯、驸马，要站在右边先两拜。公、侯、驸马站在左边答礼。以此类推。
　　洪武三十年，经过反复推敲，朱元璋又对上述规定进行了微调。他规定官员相见，如果官阶相差在二等以内，则大官站东边，小官站西边，相互行礼。如果官阶差超过二等，则小官在下，大官在上。品级超过四等，则小官拜见，大官坐受。
　　甚至对行礼的姿势，也有详细规定：“其揖礼，凡下见上躬身举手齐眼为敬，上官随坐随立无答；其次，下官举手齐口，上官举手齐心答之。”
　　也就是说，小官见大官，如果品级差别大，小官要鞠躬，同时将手举到眼睛高度，大官不用回礼。如果品级差不多，小官把手举到嘴的位置，大官举到心脏位置。
　　至于官民之间，当然礼仪禁严。百姓见官，跪在何处，如何磕头，都有明确要求。而且一日为官，终生为民父母，与百姓必须永远保持区别。官员退休回老家，老百姓对他们必须与对在职官员一样行礼。退休官员到谁家吃饭，要为他们另设专席，不许坐在普通百姓的下位。
　　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惟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礼，于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
　　对于老百姓相互之间如何行礼，当然也有详细规定：洪武四年，诏定官民揖拜礼。
　　民间拜礼，子孙、弟侄、甥婿见尊长，生徒见师范，婢仆见本使，行顿首四拜礼；其余长幼亲戚，各以序行顿首再拜礼。平交，行控首再拜礼。揖礼则长幼随宜行之。
　　也就是说，老百姓之间，晚辈见长辈，学生见老师，仆人见主人，要行顿首四拜礼。同辈朋友之间，行控首再拜礼。
　　对于老百姓家庭之内的礼仪，规定得更为详尽：
　　凡子孙之于祖父母每旦必诣前肃揖；若远出隔旬日而见及节序庆贺，皆四拜。余尊长亦然。若尊长疏远者行肃揖礼，远出隔旬日而见及节序庆贺止行两拜礼。凡民间平交者亦如之。其不如仪者，以违制论。
　　也就是说，孙子们每天早上都要到祖父母前请安行肃揖礼。如果因出门等原因隔十天没见着面，或者节日，都要给祖父母四拜。其他尊长，比如叔公，也要这样。如果是远房叔公，那么两拜就行了。
　　第五节　管理妇女发型
　　除了服装和礼仪，朱元璋还专门规定了全国各级别人士的居住面积。
　　皇帝规定，公侯级别的人，可以住七间，九架（量词，两柱之间为一架）的房子。一品、二品，即部长级，可以五间，九架。司长级，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即处长和科长级，三间，七架。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饰彩色。
　　官员出门时坐什么交通工具也有规定：三品以上乘轿，四品以下乘马，“在外自大使以下皆乘马，武官勋戚亦如之，惟年老公侯及拜三公者，赐轿然后得乘”。
　　甚至对不同级别的官员，皇帝所赐坐墩，都有细微差别：
　　其制，皇太子以下青为质，绣蟠龙云花为饰；亲王亦如之。宰相及一品以赤为质，饰止云花；二品以下蒲墩，无饰。凡大朝会赐宴，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赐坐墩。
　　就是说，皇太子可以坐青色墩，上面绣蟠龙云花纹。宰相坐红色的，上面只绣云纹。二品以下只许坐蒲墩。
　　甚至连官民们喝酒时使用的酒具，也有严格的等级限制。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公侯及一二品官员，喝酒时可以用金子做的酒壶，其余的用银器。
　　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银器，酒盏用金器。六品至九品，酒注及酒盏用银器，其余的皆用瓷器、漆器。没有级别的普通百姓，酒盏用银器，酒注只能用锡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
　　其中最有意思的规定，是朱元璋对妇女们发型的严格要求。洪武五年，皇帝下令，民间没出嫁的姑娘“作三小髻，金钗”，而丫环们“高顶髻，绢布狭领长袄，长裙”，小丫环“双髻，长袖短衣，长裙”。
　　不遵守这些规定，下场同样很严重：“凡官民房舍、车服、器用之类，各有等第。若违式僭用，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笞五百，罪坐家长。”
　　也就是说，突破规定住房用车，有官的，就得丢官，还要挨一百大棍。
　　没官的，打五百下，还要罚他的族长。
　　第六节　为什么要管穿衣戴帽
　　今天的读者看到朱元璋如此专注于人们的穿衣戴帽，多会感到可笑和不解。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谚语：“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而朱元璋偏偏就像要和这句话叫板。他像一个严厉而认真的中学校长，真的把老百姓的自由剥夺到只剩下“拉屎放屁”的程度。
　　在朱元璋看来，这是无比严肃的、关乎帝国兴亡的重大问题。
　　朱元璋从蒙古人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广大而残破的帝国。战争初息，满目疮痍，“十室九虚，民困食尽”。然而，这些尚不足以让朱元璋心忧。所谓“有土斯有人，有人斯有财”，只要政治安定，不愁经济不迅速恢复。最令他忧心的，是天下百姓的思想混乱，这是他从蒙古人手中继承的最大一笔不良资产。
　　从草原上征杀过来的蒙古人，没能精确掌握汉人那一套经千年积淀而成的精致深刻的治心术。“胡元以宽而失”，“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在朱元璋看来，明初社会，思想混乱突出地表现在奇装异服上面，即“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
　　他总结历史说：“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奢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所以失政也。”过去那些伟大的帝王治理天下，必然首先定下礼仪制度，用来辨贵贱、明国威，让人们知道大小上下。元末以来，风俗相承，流于奢侈，富有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居然与公卿无异，这还了得！贵贱没有区别，此元之所以失败也！
　　禁止奇装异服是中国汉族政权的一个传统。周礼中就规定，国家对老百姓穿衣，要“正其服，禁其奇邪”，甚至“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也就是说，奇装异服罪可致死。这可不仅仅是用来吓唬人的。春秋时期，郑国人子臧就因为“着异服”被杀。《左传》对此还评论道：“服之不中，身之灾也。”因此历代相沿，中国形成了一套关于服装的禁忌。比如明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这就是唐代定下来的。唐高祖以“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
　　不过，历代关于服装的规定，到朱元璋才登峰造极，详尽到无以复加。
　　裤脚做得小一点，皮靴上绣上花样，初看起来，不过是个人爱好问题，但仔细一想，却不然。因为透过衣服、皮靴等等，也可以看到“顺民”与“乱民”两种思想倾向的激烈斗争。所以，朱元璋将让人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当成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来抓。朱元璋说：“礼仪明确了，上下之分才定。这样天下才能安定。”管你的发型，管你的长短，管你冷天能不能戴暖耳，是为了通过这些细节，让你从小事做起，习惯于屈从不合理的现实。
　　《左传》云：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专制统治要求泯灭人的自尊、独立、平等意识，使人认不清自身的独立价值。而作为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等级制度的最大作用是把全国人民都纳入一种从属关系，使每个社会成员都附属于一个权力结构，强调人的不平等，强化每个人的身份意识，使屈服、顺从、奴性成为被统治者的突出性格，让每个阶级的人都有充足的机会来培养奴性。正如朱元璋在《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