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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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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逆臣录》不过是朱元璋仓促罗织出的一个幌子。
  第十四节 大屠杀的文化背景
  经常有人把朱元璋的大屠杀与刘邦诛杀功臣相提并论,其实二者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刘邦所诛杀的开国功臣,主要是异姓王。汉初一共封了七个异姓王,他们有土地,有人民,有甲兵,是汉帝国内的半独立王国。正如翦(jiǎn)伯赞所说:“这种封拜,不过是对于同盟军的占领,予以承认而已。实际上,上述诸人,封亦王,不封亦王也。”(《秦汉史》)这七人当中,被诛者五,幸存者一,长沙王吴芮后降为侯。对他们的诛杀,实际上是汉高祖统一全国斗争的继续。
  汉初所封列侯,一共一百三十七位,以谋反而诛杀者仅二人,一是阳夏侯陈稀,一是淮阴侯韩信。陈稀于汉高祖十年九月公开反叛,自立为大王。
  汉高祖十二年,为樊哙军追斩于灵丘。可见诛陈稀是平叛战争,不能算入诛杀功臣之列。列侯在汉高祖死前被诛者,实际上仅有韩信一人。加上刘邦死后因罪失爵的五人,第一代列侯被处理的一共六人,占汉高祖朝列侯总数的4。3%。即使加上被诛的异姓诸侯王,被诛和因罪失爵者也仅占汉高祖朝所封功臣的7。7%。而《明史》功臣世表所载明太祖朝功臣共六十九人,被明太祖诛戮赐死者共三十二人。若加上得罪贬死于戍所的开国公常茂,受朱元璋之命被胡惟庸毒死的诚意伯刘基,因明太祖赐蒸鹅而速亡的魏国公徐达,则达三十五人,占明初功臣的57。25%。
  朱元璋的大屠杀,当然是野蛮、下作和卑鄙的。然而奇怪的是,在传统正史中,对朱元璋此举进行严厉批判者并不多。
  这样残忍的大屠杀,在中国文化中自有其理路在。朱元璋兴此大狱,下此杀手,完全是基于中国政治中“过度防御”的策略传统。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猜忌的民族。难于合作是中国人一个源远流长的根性,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自发成立的自治城邦,这被学者们作为中国人不习惯于平等合作的一个有力证据。外国观察者一到中国,首先引起他们注意的就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高的城墙,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缺乏相互信任的表征。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中国人一定已经经历了无数代的相互欺骗、背叛、陷害和内争,过早成熟的智力和过于丰富的历史破坏了祖先们相互信任的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相互伤害的痛苦记忆。
  一代代积存在血液中的受骗记忆,使我们祖先的猜疑能力发展到极端,在汉语中出现了“斩草除根”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成语。一个王朝被灭掉之后,新皇帝的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追索前朝皇帝的后代,务必干净利落地全部杀掉。相互防范、相互猜疑的心理发展到极端,几乎已经成了这个民族的群体性心理障碍,因为总是用最坏的想法去推测对方心理,所以在心理上形成相互惊吓的共振效应,迫使人们以妄想狂的心态采取种种极端措施来消除自己给自己制造的恐惧。
  甚至在中国历史上最有人情味、最为宽容理性、最有人缘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同样的刽子手。在和自己的兄弟争夺王位胜利之后,为了确保自己王位的安全,他把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的那些无辜的孩子,一律杀掉。当然,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例行公事一般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几千万言的《资治通鉴》对这件事只用了这样一句轻轻带过:“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生诛,仍绝属籍。”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强大的统一传统,正是中国人不善合作的结果。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强力确立尊卑秩序,也就是说,要通过暴力在群体之内形成的是压制与服从的关系。一个超大群体的构成,首要的条件是出现一个超级强硬的权威。而维持群体的稳定,则必须有效地消灭对权威的挑战。所以,朱元璋的诛戮功臣,被认为是中国的权威型政治体系自我保护的一种反应,虽然血腥,虽然下作,但是并未受到传统史观的苛责,也不影响在传统史家眼中朱元璋一代雄主的地位,甚至正相反,它成了朱元璋雄图大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稳定做为最高政治目标的话,这一举动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保险系数最大的手段。
  因此面对这样疯狂的大屠杀,整个大明王朝如同一潭死水,只能逆来顺受。面对朱元璋荒诞无稽不堪一击的指控,被屠杀者们保持着令人难以理解的沉默。几乎没有人上书抗议,没有人采取什么激烈的反抗措施。被牵连进去的就安安分分地受死,侥幸逃脱的则暗自庆幸白捡了一条命。
  第十四章 衣锦还乡:对凤阳乡亲的特殊照顾
  第一节 一个重大消息,两个特殊人物
  朱元璋的故乡古称钟离,元代升为濠州,明代改称凤阳。它是淮河流域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除了淮河两岸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时在史籍中偶尔露一下面外,很少有人提到它。但朱元璋的发迹使凤阳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三月,一个重大消息传到了南京:朱元璋的故乡濠州被朱军攻占。
  朱元璋的心情异常激动。从军之后,他只有至正十三年回钟离招过一次兵,此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如今屈指算来,已经整整十三年了。
  十几年戎马倥偬,日日夜夜精神高度紧张,他似乎已经忘了故乡的存在。然而消息传来之际,朱元璋才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其实无时无刻不挂念着那片贫瘠的土地,毕竟,他二十五岁以前的所有记忆都存放在那里。
  生存斗争的压力抑制了他对故乡的热念,如今全国大势已经初步明朗,三分天下,他已有其二,可以喘一口气了。接到故乡收复的消息,朱元璋发现自己的思乡之情如同洪水决堤,居然一发不可收拾。故乡记忆在脑海中一下子全面复活,一片片一刻不停地闪过。他感慨道:“濠,吾家也。济如此,我有国无家可乎!”攻下濠州这一天,正好是朱元璋大哥病死的忌日,距他父亲病故的忌日刚过三天,距他母亲病逝的忌日尚有十三天。此时,攻灭东吴的第一个作战计划即将完成,第二个作战计划尚未开始,他决定利用短暂的间歇时间,回濠州省墓。
  至正二十六年四月,朱元璋从南京起身。随从的还有两个特殊人物,一个叫刘大,一个叫曹秀。
  第二节 父母坟前
  刘大就是慨然送地,使自己得以安葬父母的刘继祖的儿子,曹秀则是当年拿出自己所有家底置办礼品送他入皇觉寺为僧的汪大娘的儿子。他们是朱元璋终身难忘的两大恩人。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已经成为红巾军镇抚大将,这年年底,他在濠州城意外地见到了前来投奔的刘大和曹秀,惊喜非常,说“吾故人至矣”,忙问刘继祖夫妇和汪大娘的情形。原来汪大娘在朱元璋投军不久就去世了。到至正十三年初,刘继祖也病故了,家里只剩刘大一人,年小力薄,遂和曹秀一起来投奔。朱元璋闻听,“惨怛动容”(《凤阳新书》,《刘继祖传》),留下他们作了自己的贴身护卫。虽然二人才能平庸,不堪大用,朱元璋对他们却一直另眼相看。两人屡次请缨到前线作战,朱元璋都没有同意,说,我不会让你们冒生命危险,那样对不起你们的父母!
  这次回乡,朱元璋特意带上这两个人。除此之外,他还特意带上一名博士官(许存仁)和一名起居注官(王祎),来记录他这次必将载入史册的“太祖还乡”。原来的流浪和尚现在已经成了即将登上帝位的“吴王”,这种巨大的身份变化使这次回乡一定比普通的衣锦还乡更具戏剧性。
  刚刚上路之际,他还想摆设全套吴王仪仗,可一出南京城,他已经心如归鸟,把仪仗甩在身后,命令士兵日行百里,仅用三天,就奔到了故乡。
  跨过村边那条小河,村头那棵老白杨还在,可其他都已经面目全非:村边那座规模不小的皇觉寺,而今只剩几条低矮的残墙和数堆瓦砾。村中一座座房屋倾坍破败,原本一百多家的村庄,而今只有二十多户还有人烟。自己家的老院子里,荒草已经近人高,三间草房,早已塌了顶落了架,朱元璋一行人的接近,只惊起了一窝鸦雀。
  朱元璋内心一阵酸痛。
  二十几户乡亲被马蹄人声惊起,战战兢兢地在门口向这里张望。在确定这不是一伙劫掠者后,人们渐渐聚集到了朱元璋家的老院子里:一个个鸠形鹄面,面带胆怯,衣衫褴褛。
  朱元璋首先认出了小时候的玩伴刘添儿。添儿比自己大两岁,今年应该四十二,看起来却像是五六十岁的光景,腰弯背驼,面目黎黑,瘦得如同一具骷髅。小时候,刘添儿处处关照他,在自己吃不饱的时候,经常掰给自己半个饼子。如今,竟然沦落到了这个地步。朱元璋眼眶湿润,向他走过去:
  “添儿?是你吧?”
  刘添儿满脸迷惑,朱元璋说:“我是重八啊!”
  “重八?”“重八!”“啊呀,重八回来啦!”……乡亲们一下子爆炸了,奔上前把朱元璋围在了中间:“这谁敢认啊!重八,你这是做了大官儿啦?”
  朱元璋拉着一双又一双枯手,半天不能言语。终于平复下来,能说话了,嘱咐身边的侍卫:把你们带的干粮干肉都拿出来,给乡亲们分了,把带的那些礼品也给大家分了。
  二百多名士兵的行军粮分给了二十多户人家,每家还分到了朱元璋从南京带来的两匹绸子,两匹棉布。那个时候,棉花在中国尚未普及,因此也是珍贵礼物。此外,每家还分到了二十两银子。
  青黄不接时节,许多人家已经吃了一个月野菜,此时许多孩子当着朱元璋的面就大口大口吃起干粮来。整个村庄都一片喜气洋洋。
  朱元璋却高兴不起来,衣锦还乡的自得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没有料到战争把家乡破坏得如此彻底。趁着大家回家生火做饭,他带着随从到村外去给父母上坟。
  坟地几乎已经找不到了。朱元璋记忆中堆得很高的坟头风吹雨侵,已经几与地平,荒草连天,大地寂静无声。朱元璋想着躺在地下的父母,可惜赶不上他今日的荣华了。他跪在低矮的坟头前,泪如雨下。
  他本来想把父母的遗骸起出来,找个好地方另葬,但是博士官许存仁和起居注官王祎极力反对。他们说主公能有今日,显然是因为父母的坟风水好,要是起坟改葬,恐泄山川灵气。朱元璋一听有理,于是下令就地培土,“增土以倍其封”。
  再回到村子,乡亲们已经从留在村中的侍卫那里知道,如今的重八,现在已经是“吴王”,不久之后就是皇帝。再见到朱元璋,大家扑通一下,都跪了下来。朱元璋命大家起来,他们起来后也都面带拘谨,不敢说笑了。朱元璋和他们细话家常,问他们这些年的境况,才得知村中人一多半儿死了,剩下的也都逃走。濠州的战争刚刚停止,大家都指望今年能过个太平年。
  朱元璋宣布,任命和自己同来的刘英与曹秀为守陵官,全权负责守护皇陵之责,又宣布赐给这二十户乡亲每户视人口多少二十到三十顷地,免十年钱粮。朱元璋说,你们这二十户,以后就不用种地了,地佃给别人种,你们专门帮我看守祖坟,我立你们为陵户,帮我照料祭祀之事,不要你们出钱,祭祀过后的猪羊,就给你们吃了!以后你们每日间,只要收收租子,吃吃酒,快快活活度日罢!
  大家又纷纷趴到地下,结结实实给朱元璋叩了几个头。
  朱元璋环顾乡亲,发现和刚才比,少了一人:前地主刘德。
  第三节 当年仇人刘德
  从南京出发之前,朱元璋头脑中就一直在想,那个刘德如今怎么样了?
  在刘德家里叩头求地的情景,是朱元璋生命中最大的耻辱。
  刚才那二十多户之中,他注意到了刘德。当年那个精壮富态的刘德,如今也已经苍然老矣。在那时的朱元璋眼里,刘德就是村中最大的成功人士,举手投足,派头十足,让朱元璋十分敬畏。如今看起来,不过是个又老又猥琐的没见过世面的乡间老头。
  听到朱元璋如今已经是吴王,刘德心里忐忑起来。朱元璋再次回村,他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朱元璋派人把他叫了过来。大家心里都紧了一下。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而朱元璋这些年,可是以杀人为业。
  刘德跪倒在朱元璋面前,一边磕头一边口中叨念:主上开恩,恕小的当年有眼不识泰山吧!可怜小的如今也一把年纪了吧!
  朱元璋亲自上前,把他从地上拉起来,说:你不用害怕。当年之事,我不会计较。“此恒情耳,不必问。吾贫时,尔岂知今日为天子耶!”(《国榷》卷一)嫌贫爱富,这是人之常情,我不和你计较。那时候你怎么知道我会当天子!同时还宣布,赐给刘德三十顷田。
  在场之人,无不为朱元璋的宽容大度所感动。起居注官忙把这段话记载下来,他知道,这必将成为一桩历史佳话。
  其实这一刻的一举一动每一句话,朱元璋在离开南京前就筹算好了。
  朱元璋处处模仿汉高祖刘邦,对刘邦样样都佩服,但是对刘邦“羹颉侯”一事,却一直大不以为然。
  由贫贱起身的人,总有相似的尴尬。年轻时的刘邦喜欢带着酒肉朋友到哥嫂家蹭吃蹭喝,喝酒吹牛。时间长了,嫂子难免不愿意。有一天,刘邦和一帮小兄弟走进家门,却听到嫂子拿锅铲狠狠铲锅的声音,那意思是告诉他,锅里没饭了,到别处去蹭吧,把刘邦弄得脸没处放,从此便留下了“击釜之怨”。当了皇帝之后,他大封近亲为王为侯,但唯独就是不封大哥大嫂的独子刘信。直到太上皇刘瑞亲自说情,刘邦才决定封他为侯,但在下旨时,却颁了一个刻薄的封号:“羹颉侯”。“羹颉”之意是“饭没了”。
  即将开国的朱元璋,期望着以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形象进入历史,因此他对自己一举手一投足都很重视。朱元璋认为:“论高祖豁达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记五嫂之怨而封其子为羹颉侯……则度量亦未弘矣。”也就是说,刘邦本是宽怀大度之人,却因为这桩小事破坏了形象,十分不值。帝王形象无小事,越是戏剧性的小事,越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环节。
  在离开家乡前,朱元璋命人从外面采买食物,请乡亲父老痛痛快快吃了一顿。史载朱元璋在宴会上向乡亲们发表了如下重要讲话:“吾与诸父老不相见久矣。今还故乡,念父老乡人罹兵难以来,未遂生息,吾甚悯焉。”并嘱咐道:“乡人耕作交易,且令无远出,滨淮诸郡尚有寇兵,恐为所抄掠。父老等亦自爱,以乐高年。”据说乡亲们异口同声答道:“久苦兵争,莫获宁居。今赖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劳主上忧念。”
  第四节 穷乡僻壤差点成为首都
  朱元璋对家乡的情感确实非常深厚。他就是凤阳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一棵植物。在戎马倥偬之中,他时刻感受着人性的冷酷,但是一旦回到这贫瘠的故乡,他马上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熨帖,那么踏实。故乡那熟悉的一草一木和乡亲们对他的真挚情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自然“子宫”,让他在这里感觉最安全、最舒服。
  洪武元年,大明开国,定都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然而不久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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