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品格-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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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埃文斯和其他人注意到的，这些问题的根源众所周知。上百万孩子在单亲家庭中长大（他们中的一些得到了来自父亲或母亲的许多爱护和管制，这些单亲父母努力想使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但是却比双亲家庭要困难得多）。这些孩子中大多数孩子的问题主要是缺乏父爱，而且很多家庭还很贫穷。在各种类型的家庭中，包括那些富裕的和完整的家庭，父母亲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提供的指导也越来越少，限制也变得越来越宽。尽管事实是经常观看电视使孩子们的攻击性日益增强，学习成绩日益下降，但父母们仍然允许他们的孩子看大量的电视，甚至孩子们看电视的时间超过了他们在学校和做家庭作业的时间。有四分之三的六年级学生卧室里有电视机。引自罗伯特·埃文斯的文章：《家庭问题：教育的真正危机》，载《每周教育》（2002年5月22日），第48页。
公平地说，甚至那些最有能力和最负责任心的父母也总是想方设法更好地度周末，但总是被挫败感困扰着。为人父母向来都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我们可以通过参加培训来改善。由于家庭联盟（例如扩展的家庭和有凝聚力的邻里）越来越小，而敌人（如有害的媒体文化、过分纵容孩子的父母亲、所支付工资低于生活水平的经济氛围）与日俱增，这项工作变得越来越难。因为相比从前家庭更加压力重重，因为在我们孩子的生活里有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因素，父母需要比过去更加有意地去营造家庭生活，在培养一个有道德的孩子时更加警醒。好品格不会来自于现今社会的道德环境。
对于所有的家庭来说，无论他们的优缺点是什么，学校要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必定是：使你们的孩子成为你们的优先考虑。因为家庭是智力和道德发展的基础环节，帮助孩子的父母成为好父母是学校在帮助学生们培养良好品格和获得学业进步的同时能做的惟一的一件事。
本书无意也不能给出全部答案——为人父母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并且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但学校可以向父母介绍一些抚养孩子的实用方法。以下是十一种适用的方法，经过研究以及好几代有识之士的证实，能引导我们做好培养有品德的孩子这项要求又高回报又大的工作（这章本来是用作一个学校的家长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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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 优先考虑品格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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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给研究生上品格教育课时，曾叫我的学生描写他们自己的品格形成过程。一位年轻的妇女这样写道：“由于我是家里惟一的孩子，所以父母亲总是让我自己支配大部分时间。我知道他们想表明他们是多么的爱我；但是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都在为自己的自私付出代价。”
教育家詹姆斯·斯滕松（JamesStenson）评论道：“成功的父母把他们自己看作是正在不断完善的成年人；而把他们的孩子看作是正在成长的成年人。”詹姆斯·斯滕松：《教育：年轻孩子父母的讨论手册》（纽约：塞浦特出版社，1992年）。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长远来看问题。作为父母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会在将来如何影响我们的孩子的品格？当孩子们长大成为男人和女人以后我们希望他们具备怎样的品格？他们会努力工作、慷慨大方并且做个有责任心的成人吗？他们会成为有爱心的丈夫和妻子，有能力的父亲和母亲吗？我们为人父母的方式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人生旅程呢？
现在有许多父母过分看重孩子们在学习上是否获得好成绩并且是否拥有很强的自尊心。然而事实上，一个孩子的品格——他或她将成为怎样的人——与生活是否幸福充实有更大的关联。
我们的品德由我们的生活习惯构成。我们在孩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习惯往往会贯穿于我们的成年时期。无论是好是坏，父母都会影响孩子习惯的养成。设想有一天有人问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是如何影响并培养你的品德的？”你希望他们怎么回答？
做有威严的父母
作为父母，他们必须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道德权威，也就是说他们有权获得尊敬和服从。
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成年人对他们自己的道德权威失去了自信心。同一时期，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位名叫戴安娜·鲍姆林特（DianaBaumrind）的心理学教授研究表明；只要被正确使用，成年人的权威对孩子和青少年的道德发展极其重要。
通过对家庭的直接观察，鲍姆林特确认了三种为人父母的方式：权威型、独裁型和许可型。独裁型父母使用大量的命令和威胁但是很少讲道理。许可型父母更多地使用他们的影响力而不是权威。相对而言，权威型父母把理性、公平、爱和自己可把握的权威结合起来：
孩子们得到父母有力的、一致的、理智的指导；父母不但在要求的同时解释原因，而且还鼓励孩子们给予和获取；如果有必要，父母会使用权力使规章和命令得以实施；父母既看重孩子们对长辈要求的服从，也看重孩子们的独立自主能力；父母设定标准并严格执行，但是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父母会聆听来自孩子们的声音，但不仅仅是按照孩子们的愿望来作决定。戴安娜·鲍姆林特：《早年的社会化和青年期的能力》，见SE贾哥斯汀和GH艾尔达编著：《青少年的生命周期》（纽约：威利出版社，1975年），第130页。
鲍姆林特从学前儿童开始调查并跟踪调查直到他们九岁。她的主要发现是；那些最自信和对社会最有责任心的孩子的父母都是权威型父母。同上。
后来的调查证实了权威型父母对十几岁孩子的有效作用。坦普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劳伦斯·斯坦伯格（LaurenceSteinberg）和他的同事调查了美国九个不同地区的20000名青少年以及他们的家庭。他们发现父母比较有威信的青少年大部分都比较自信、有毅力，在学校里也比较成功，并且吸毒和酗酒的可能性最小。劳伦斯·斯坦伯格、B布朗和SM多恩布施：《课堂以外：教学改革为什么失败，作为父母该做什么》（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96年）。
为了形成一种权威型的为人父母方式——现在开始绝对不会太晚——我们对无礼的言行绝对不能采取宽容的态度。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时不时不自觉地变得无礼，所以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应该得到及时正确的反馈（“你那是什么口气？”“即使你心情不好，你也不能用那种口气和我说话”）。如果我们自己对于行为正确与否不是很坚决，很一致，那么我们会发现我们对无礼举动的忍耐力越来越强——而我们孩子的无礼态度也会愈演愈烈。如果我们任由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任性妄为，那么他们很快就会不再尊重我们的道德权威。如果他们不尊重我们家长的道德权威，那么他们也不会尊重我们所订的规则，例如，我们的道德教育。而且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孺子不可教也。
爱护孩子
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父母的爱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譬如，见摩尔和扎夫的书：《培养更优秀的青少年》。爱使孩子们有安全感、觉得自己重要和有价值。当他们觉得自己被别人爱护时，他们在感情上会依赖我们。那种依赖感使他们对我们的威信更加敏感，也更能接受我们的价值观。
爱意味着和孩子们共度时光。单独相处的时间尤其重要。我们在感情上需要保持亲密，共享彼此的事情来维持较强的亲密关系并使之得到发展——无论是在夫妻间还是在父母孩子之间。
为了保证单独相处的时间，我们有必要制定计划。我认识一个学校的管理人员，他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他让我看他的记事本，里面记录了他在即将到来的那个周六下午会和哪个孩子一起度过。他说：“如果我不事先安排好时间表的话，那么我就没法和孩子们在一起了。”“为了确保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一位母亲说，“我们订了一条规定。每个星期有两天时间，我们不做任何别的事情。”
我们和孩子一起度过的时光将成为他们最值得珍惜的回忆之一。心脏移植手术的创始人、已故的天主教徒巴纳德（Barnard）曾经回忆自己和父亲一起度过的时光：
如果我们病了，父亲总会在深夜起床为我们看病。我的脚趾甲曾经化脓溃烂，我疼得受不了就会在床上大哭大闹。父亲常常会用由牛奶和面包屑或是阳光牌肥皂和糖制作而成的药糊把脓吸出来。当我感冒的时候，他会拿一种叫Vicks的药擦在我的胸口上并用红色的法兰绒布盖着。星期天下午我们会一起散步到水库旁边的小山顶上。一到那里，他会坐在一块岩石上，俯瞰山下的小镇。然后我会把我的烦恼告诉他，而他也会把他的烦恼告诉我。
时间的数量和质量同样重要。一位有三个孩子的父亲曾经这样说过：“每一天都和你的孩子们在一起是很重要的。那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行为如何，采取的态度又是怎样的。那时候你也可以监督他们的行为：‘不能那样对你母亲说话。’‘这就是你对待你的小弟弟该有的态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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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 爱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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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爱的质量常常可以归结于我们沟通交流的质量。良好的沟通不会仅仅因为我们为它安排了时间就会有。我们总是需要刻意做些事情以便创造有意义的思想和经验的交流。
当我们的大儿子马克13岁的时候，我变得很沮丧，因为我们之间的交流已经完全局限于这种模式：我问问题而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是”或“不是”。（“学校怎么样？”“很好。”“比赛进展如何？”“不错。”）有一天，我恼怒地说道：“你知道的，我希望有一场真正的对话；而不是我问所有的问题。如果反过来你问我一个问题，我想会好一些。”
他的回答是：“好吧，爸爸，这学期你的课上得怎么样？”这是我第一次跟他谈到我的教学情况。自从那次以后，即使我们只能在车上呆五分钟，我们也会有来有回地问问题：我问他一个问题（譬如，“你今天什么时候最高兴，什么时候感觉最糟糕？”），然后他问我一个问题（总是同样的问题），诸如此类的。这成了我们家的一个传统。
我们怎样才能抽出时间进行家庭会餐，并在此基础上做一次有意义的谈话呢？纽约州安德维尔（Endwell）的约翰和凯茜·科利根有五个孩子，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之间通常都遵守户外活动的承诺（游戏、上课以及开会等）。但是他们决定每天都要有一次家庭聚餐。凯茜解释说：
我们聚餐的时间从4∶30到8∶30不等，主要取决于季节、运动等。我们会叫孩子们遵守承诺。我们会把电话线拔掉；电视机关掉。我们规定谈话只能涉及正面积极的话题——没有批评、吹毛求疵或者空谈。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态开始，请求基督耶稣和我们共同进餐。我们会指出每个人的特别之处——这使我们看到每个人的优点。刚开始的时候，孩子们会不断地抱怨这抱怨那的。但是现在他们自己已经为人父母，我们一一地问他们：“过去我们在家里做过的什么事情是你们最想和你们自己的孩子一起做的？”所有的人都回答说：“家庭聚餐。”
为了使家庭聚餐的时间成为讨论的好场合，事先确定一个“话题”会有所助益。例如这样的话题：“你今天做了什么使自己感觉良好？”“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你在期待什么？”“你们谁有问题，家里人是能够帮得上忙的？”
在我们家，我们有时候会剪下疑难信箱的一段文字并大声地朗读出来，但先不读答案部分。譬如“我今年十五岁，我怀孕了，我吓得要死不敢告诉我的家人。我该怎么办？”我们会绕着桌子走，每个人都会说出自己认为专栏作家应该给出的建议，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宣布答案。这些讨论使我们能分享彼此之间内心的信仰和价值观。
爱的牺牲
爱一个孩子意味着愿意为他们做出牺牲。一位有识之士曾经说过：“做有责任心的父母意味着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把自己放在第二位。”为了孩子，没有什么比忍受不可避免的婚姻磨难更伟大的牺牲，也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爱了。一位母亲曾经这样说道：“父母为孩子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彼此相爱，生活在一起了。”
每年大概有一百万孩子看到他们的父母离婚。然而，相比起上一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顾问现在都督促有问题的已婚夫妇尽其所能地克服困难，挽救婚姻。而这个建议是基于许多离婚夫妇的实际经验给出的，这些离婚夫妇意识到他们过分低估了离婚对他们自己和孩子造成的痛苦。
在《离婚的意外后果：25年的重大研究》一书中，研究员朱迪思·沃勒斯坦（JudithWallerstein）详细记载了婚姻和家庭破裂带来的心理上的持久影响。但也有例外：有些孩子最终从离婚带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成为更坚强的人；有一些在成年以后，决心长期保持自己的婚姻。但是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时间未能治愈创伤。
约翰·克里斯托弗·阿诺德（JohannChristophArnold）在他的书《危险：你的孩子正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里，引用了一个名叫辛迪的女人的例子。辛迪是住在波士顿的一个年轻的顾问；当她的父母告诉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他们将离婚的时候她才五岁。
那天晚上稍晚一些的时候，我看到爸爸拿着一个行李箱往外走，他的闹钟用带子缠了起来。他看了看我，说：“亲爱的，要记住，爸爸爱你。”接着他走了出去。那幕情景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当一个父亲告诉他的小女儿“我爱你”，接着却一走了之的时候；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到现在我甚至很难相信我的丈夫真的爱我；就好像我还在等着我的父亲归来似的。约翰·克里斯托弗·阿诺德：《危险：你的孩子正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罗伯茨布里奇：东萨塞克斯郡，英国，2002年；美国出版商：普劳夫出版社，800…521…8011，第81～83页）。
婚姻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虐待孩子，对配偶施加暴力，以及不忠贞。但是我们需要谨记：当一个家里同时有父母亲的时候，孩子们会做得更好。当父母亲携手互助的时候他们能更好地抚养孩子。父母之间的爱往往会极大地加强孩子的安全感和总体幸福感。加里·伊舟和罗伯特·巴克纳姆：《关注成长中的孩子：养育三岁到七岁的孩子》（姊妹城：毛塔诺曼出版社，1999年）。通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教会孩子承诺意味着什么这一重要的人生哲理。
榜样教育
榜样教育包括充满爱心和尊重地对待孩子，但远不止这一些。这也与我们夫妻之间如何对待彼此有关——这构成了孩子们数不清的观察机会。当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是否公平地吵架？我们使用的是哪种言辞？我们很快就和好如初还是保持愤怒很久？研究表明，健康的家庭有和解仪式，使他们能够很快地原谅对方并进行弥补。多洛雷斯·柯伦：《压力和健康家庭》（明尼阿波利斯：温斯顿出版社，1985年）。
我们的榜样也与我们怎样对待家庭以外的人，怎样谈论他们有关——如亲戚、朋友、邻居和老师。如果母亲在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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