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的德语老师瑞米小姐懂得手语。我稍稍学了一点儿德文后，便时常找机会用德语交谈，几个月之后，我差不多能全部明白她所说的了。第一年结束时，我已经可以愉快地阅读《威廉。泰尔》这部小说了。的确，我在德语方面的进步比其他方面都要大。
相比较而言，我觉得法语要比德语难得多。教我法语的是奥利维埃夫人，这位法国妇女不懂手语字母，只能以口头教导我。而我要弄清嘴唇的动作，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结果法语比德语进步慢得多。不过，我还是把《被强迫的医生》读了两遍。这本书虽然很有意思，但还比不上《威廉。泰尔》。
唇读和说话能力方面的进步，并没有像我和老师以前想像得那么大。我有强烈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像其他人一样说话，而且老师也相信我能够达到这一目标。
但是，尽管我十分努力，且充满信心苦练，依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目标定得太高了，所以免不了要失望。
我仍旧把算术看得像陷阱一样可怕，问题出现后，喜欢“推测”而不去推理。
这个毛病加上我的愚钝，给自己和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我不仅时常胡乱推测，而且还武断地乱下结论。因此，愚笨之外再加学习不得法，我学算术的困难就更大了。
虽然这些失望常常使我情绪沮丧，但我对于其他功课，尤其是自然地理却有无穷的兴致。揭开自然界的奥秘是一大乐事，那些形象而生动的文字向我描述：风是怎样从四面八方吹来的，水蒸气是怎样从大地的尽头升起的，河流是如何穿过岩石奔流的，山岳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类又是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的大自然的。
我还特别记得，每天莎莉文老师和我都要到中央公园去。在纽约城里这座公园是我惟一喜欢的地方，在这座宏伟的公园里，我拥有很多的欢乐。每次跨进公园大门，我最喜欢人们给我描述它的景色。公园的四处景色恰人，变化多端，我停留在纽约的9个月中的每一天，它都是那么多姿多彩，令人愉悦。
春天里，我们到处漫游，泛舟赫德森河上，又登上绿草如茵的河岸，这里曾是布赖恩特吟咏的地方。我尤其喜欢它那纯朴而又宏伟的峭壁。我们的足迹遍布西点、塔里敦、华盛顿、欧文的故乡，我们曾在“睡谷”穿行而过。
莱特一赫马森聋入学校的老师们常常想尽各种办法，让聋哑儿童享受到普通孩子们所享有的各种学习机会，即使是我们之中很小的同学，也充分发挥他们被动记忆能力强等特点，以克服先天性缺陷所造成的限制。
在我离开纽约之前，这些光明而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凄惨的黑云突然笼罩天空——我陷人极大的悲戚之中，这种悲哀仅次于当年我父亲的逝世。波士顿的约翰。
P。斯泡尔丁先生于1896年2月不幸逝世。只有那些最了解和敬爱他的人，才会了解他对我的友谊是何等重要。他是这样一种人——帮助了你，又不使你感到过意不去，对莎莉文小姐和我尤其如此。只要一想起他对我们慈爱和对我们困难重重的学习所给予的关切，我们就信心百倍。他的逝世给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真空，是永远填补不了的。
第十九节剑桥女子学校
1896年的10月，我进入剑桥女子中学上学，为进入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学院做准备。
在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曾参观过卫斯理女子学院。那时，我对大家说：“将来我一定要进大学，而且是哈佛大学。”
朋友们都很惊讶，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是众所周知的困难，他们问我为何不愿进卫斯理女子大学。我回答说因为那里只有女学生。
上大学的念头已经在我心中根深蒂固，而且成为我最热切的愿望。我不顾许多真诚而又聪明的朋友们的反对，想跟正常的女孩子们一争高低。我决定进入剑桥中学，这是通往哈佛，实现我童年梦想的一条捷径。
在剑桥中学，莎莉文小姐跟我同堂上课，把老师讲授的所有东西翻译给我听。
老师们也没有教育聋哑孩子的经验，听她们的讲话，只有摸她们的嘴唇。一年级的课程有英国史、英国文学、德文、拉丁文、数学、拉丁文作文和其它科目。在此之前，我从未为进大学而专门学习某种课程，但我的英语在莎莉文小姐精心辅导下进步很大。不久教员们就认为，除了大学临时指定的几本书外，这项课程就不需要专门上课了。我曾在法文学习上打下了一些基础，学习过6个月的拉丁文，而学习时间最多的还是德文。
不过，莎莉文小姐不可能把所有该读的书本内容要点，都在我手上写出来，也没有办法轻而易举地把课本改为凸字版，以方便我使用。有时候，我必须把拉丁文用盲文抄下来，方便与同学们一起朗读。
老师们很快就习惯了我不完整的语言，并且能解答我所提出的问题，及时纠正我的错误。我在课堂上无法记笔记和做练习，于是在课后用打字机写作文和做翻译。
莎莉文小姐每天和我一起上课，以她无限的耐心把老师们所讲的都写在我手中。
自修时间，她帮我从字典上查出生字，帮助我把没有凸字的笔记和课本反复阅读。
这些事情的单调和枯燥是难以想像的。
德语老师葛洛和校长吉尔曼是学校里惟一学过手语来指导我的老师。虽然葛洛小姐拼字时，是如此缓慢和不得法，然而她一片苦心，辛辛苦苦地每星期为我上两节特别课，把她的教学内容写出来，好让莎莉文老师能够休息片刻。虽然每个人都这么仁慈地想帮助我，可惜的是，能使辛苦的工作变成快乐的只有一个人。
在这一年里，我学习了数学、拉丁语语法，阅读完恺撒《高卢战记》的前三章。
在德语方面，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阅读了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者》、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佛雷格的《菲特烈大帝统治时代散记》、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米娜。封彭尔姆》以及歌德的《我的一生》。这些德文书给我以极大的愉快，特别是席勒的那些美妙绝伦的抒情诗，菲特烈大帝的丰功伟绩的历史，以及歌德生平的记述，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哈尔茨山游记》让人回味无穷，它用诙谐、引人人胜的语句描写了那盖满蔓藤的山冈，在阳光下泪泪奔流的小溪，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野蛮地区，还有神话中的灰姑娘——只有把自己的情爱嗜好完全融合在大自然中的人，才能写出如此生动的篇章。
吉尔曼先生教了我好几个月的英国文学。我们一起阅读了《皆大欢喜》，贝尔克的《调停美洲的演讲词》、麦考利的《塞缨尔。约翰逊传》。吉尔曼先生的历史和文学知识十分渊博，讲解起来出神人化，使学习变得兴趣盎然，是机械背诵和记笔记所无法比拟的。
在我所读过的政治著作中，伯克的演说是最启发人的。我的心随着岁月的动荡而动荡，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都纷纷展现在我眼前。伯克滔滔不绝的雄辩，预言如果坚持敌对，得益的将是美国，英国将蒙受屈辱。我十分困惑的是，英王和大臣们为什么对伯克的预言充耳不闻。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种子，竟然播种在无知与腐朽的草堆里，令而叹息。
麦考利的《塞缨尔。约翰逊传》读起来兴趣盎然，但情趣迥异。这个孤独者在克鲁勃大街忍受着苦难，却对那些卑微的劳苦大众给予慰藉，伸出援助的手臂。他的一切成功都使我兴高采烈，而遇到的过失则避开不看。我惊异的不是他这些过失，而是这些过失竟然未能使他的精神蒙受损失。麦考利才华出众，他犀利的笔锋化腐朽为神奇，确实令人钦佩，然而他的自负有时却令我厌烦。还有他那迁就实用而牺牲真理的做法，我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
在剑桥中学，我一生中头一次享受到和同龄、视听正常的女孩生活在一起的情趣。我同几个同学居住在临近校舍的一间房子里，好像住在家里一样。我们一起做游戏、捉迷藏、打雪仗。我们常常携手漫步，讨论功课，高声朗读美妙的作品。有些女孩也学会了手语，彼此之间的交流已经不需要莎莉文老师从中翻译了。
圣诞节到了，母亲和妹妹来和我共度节日。吉尔曼先生照顾我们，让米珠丽进入剑桥中学学习。因此，她就和我一起留在剑桥形影不离地度过了6个月快乐的时光。
1897年6月29日到7月3日，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希腊文，以及罗马史，考试时间共9个小时。我不但每科都及格了，而且德语和英语得了“优”。
在这里，我想描述一下当时考试的情形。每门功课总共有16分——初级考试12分，高级考试4分。每次至少要得到15分。试卷于早晨9点钟由专人从哈佛送到德克利夫。试卷上不写名字，只写号码，我的号码是233号。但因为我用打字机答卷，所以试卷不是秘密的。
为了避免打字机的声音吵扰别人，我独自一人在一个房间里考试。吉尔曼先生把试题用手语字母读给我听，门口有人守着。
第一天德语考试，吉尔曼先生坐在我身边，先把试卷通读一遍，我又一句一句地复述一遍，然后一句一句地读，以确保我所听到的正确无误。考题相当难，我用打字答题，心里十分紧张。吉尔曼先生把我打出的解答读给我听。我告诉他需要改的地方，由他改上去。这样的方便条件，在我以后的考试中再也没有过了。进了德克利夫学院以后，在考试时，我写完答案就没有人读给我听了。除非时间允许，否则我就没有机会加以改正。即使有时间，也只是根据我的记忆把要改正的统统写在卷子的末尾。如果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好的话，那有两个原因：一是复试时无人把我打出的答案读给我听；二是初试的科目有些是进剑桥学校以前就有了一些基础的，因为在年初我就已通过了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的考试，试题是吉尔曼先生拿来的哈佛大学的旧考题。
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交给监考人并写了一个证明，说明是我的（233号考生）答卷。
其它几门科目的考试，情况相仿，但都没有德语那样难。我记得那天拉丁文卷子交给我时，希林教授走来对我说，我的德语考试已获通过，并且成绩很好，这使我信心倍增，轻松愉快而又得心应手地完成了整个重要的考试。
第二十节冲破逆境
在剑桥中学上二年级时，我内心充满了希望。但是，在最初几个星期里，却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吉尔曼先生同意我这学年主修数学，此外还必须完成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科目。但不幸的是，课程已经开始了，而我所需要的许多书籍都未能及时得到凸字版i同时缺乏某些课程所必需的重要的学习器具。加上我所在班级人数很多，老师无法给我特别的辅导。莎莉文小姐不得不为我读所有的书并翻译老师的讲解。她这双灵巧的手已经胜任不了所担负的任务了，这是11年来所未有的。
代数、几何和物理的算题按规定必须在课堂上做，但我无法做得到的。直到我们买到了一架盲文打字机，借助这架机器我可以“写”下解答的每一步骤。黑板上的几何图形，我的眼睛是看不见的。我弄懂几何图形概念的惟一方法，是用直的和弯曲的铅丝在坐垫上做成几何图形。至于图中的字母符号，以及假设、结论和证明的各个步骤，则完全靠脑子记忆。
总之，学习中处处是障碍。有时候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而且还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至今思念及此，我就惭愧万分。特别是回忆起为此而向莎莉文小姐发脾气时，心里格外羞愧。因为她不但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是为我披荆斩棘的人。
渐渐地，这些困难都消失了，凸字书籍和其他的学习器具都陆续到达了，我又恢复了信心投人到学习中。
代数和几何是我需要努力去学习的两门课程。如前所述，我对数学没有悟性，加之许多观点无法如愿以偿得到满意的解释。我对几何图形更是头疼，即使在椅垫上拼了许多图形，我也分不清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一直到基思先生来教我数学时，才有了突破。
谁知道，这些困难刚刚得到克服，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一切都发生了大变化。
在我的书本未到之前，吉尔曼先生已开始向莎莉文小姐指出，我的课程太重了，并且不顾我严肃的抗议，减少了我的课时。
起初，我们同意在必要的情况下，用5年时间来为考大学做准备。但第一学年结束后，我的考试成绩使莎莉文小姐、哈博女士（学校的教务长）以及另一位老师相信，我再学两年就可以完成考试的准备了。最初，吉尔曼先生也赞同这一点，但后来看到我的功课进展不够顺，又坚持我必须再读3年。我不喜欢这个计划，因为我希望能同其他同学一起进入大学。
11月17日那天我有点不舒服，没有去上课。尽管莎莉文小姐向吉尔曼先生解释只是一点小小的毛病，但吉尔曼先生，却认为我的身体被功课压垮了，于是将我的学习计划全面修改了，以致于使我不能跟着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期末考试。由于吉尔曼先生与莎莉文小姐发生意见分歧，母亲决定让我同妹妹米珠丽一同从剑桥退学。
经过这段周折，母亲安排请剑桥中学的基思先生担任我的辅导教师，指导我继续学习。1898年2月至7月期间，基思先生每星期去伦萨姆两次，教授代数、几何、希腊文和拉丁文，莎莉文小姐担任翻译。
1898年10月，我们回到波士顿。其后的8个月，基思先生每周教我5次，每次1小时。每次先讲解我上次课中不明白的地方，然后指定新的作业。他把我一周中用打字机做出的希腊文练习带回去仔细修改，然后再退还给我。
我为大学入学考试所进行的准备，就这样一直进行着。我发现，单独听课比在班级里听讲不但好懂而且轻松愉快，不需要跟在后面赶，也不会手忙脚乱。家庭教师有充裕的时间讲解我不明白之处，因此较之在学校学得更快更好。在数学方面，我的困难仍然比其它课程要多。代数和几何哪怕有语言和文学课一半容易也好！但即使是数学，基思先生也教得使人感兴趣，他把问题和困难减少到最低限度，使我能够完全理解。他使我思路敏捷，推理严密，能冷静而合乎逻辑地寻找答案，而不是不着边际地瞎想。尽管我笨得连约伯也不能容忍，他却总是那样温和并富有耐心。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两天，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入学考试的终试。
第一天考初级希腊文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文。
学院不允许莎莉文小姐为我读试卷，请来了柏金斯盲入学校教师尤金。C。文尼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国式盲文。文尼先生同我相识，除了使用盲文外，我们无法交谈。
盲文可以用于各种文字，但要用于几何和代数是有困难的。我被搞得精疲力竭，灰心丧气，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特别是在代数上花的时间最多。我确实很熟悉美国一般人能用的3种盲文：英国式、美国式和纽约式。但几何和代数里的各种符号在这3种盲文里是迥然不同的，而我在代数中使用的只是英国式盲文。
考试前两天，文尼先生把哈佛大学旧的代数试题盲文本寄给我，但用的是美国式的盲文。我急了，马上给文尼先生写信，请他把上面的符号加以说明。很快地，我收到了另一份试卷和一张符号表。我着手学习这些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