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红跟谁急-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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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孔凡礼的信中说：“先生年龄既少，钻研复力，故所垂问，皆有根有柢，叹佩之至。”对一个年轻人，钱真的就佩服到“至”的程度吗？
下面四句赞语，是从四封信里摘出的，请猜猜是给何许人的：
“交臂失英雄，亦因足下善刀而藏，真人不露相，凡夫俗眼，遂不能识瑰宝耳。”
“奉读来书，极佩深思好学，旁通汇贯。”
“前承惠寄大译……仅浏览一过，流畅可喜，殊徵功力。”
“得信并法绘，没想到你那么多才多艺！”
打死你也猜不出来的。告诉你吧，这是称赞一位叫何新的年轻人的。
是不是钱先生真的不负责任，就这样随意夸赞他人呢？不是这样。这只是个礼数，该说什么他还是要说的。比如赞何新的第一条，何来信中可能想要钱先生一本书，钱先生说他新出的书“为友好索尽，未由呈献通人，尤所疚憾”。只看字面，自己的著作不能呈献给通人指点，你以为他会难受得要哭吧？错了，他只是要说“不给”，至少也是这次给不成了。再如赞何新的第四条，何的来信中似乎要以钱的某书为题写文章，钱说：“你可写文章的题目很多，何必用拙著呢？”等于明说“我的著作不用你评”。
像这样的礼数，还可以举出一些。过去的时代，教师给学生的信中多称学生为兄，比如鲁迅与许广平相恋前，给许的信里就称许为兄，绝不是鲁迅早就心怀叵测，要先在辈分上拉平从而恋爱之。闻一多信中称陈梦家为兄，陈是闻的学生，不知轻重回信自称弟，闻大为恼火。叶圣陶先生晚年送客，总要送到门外且深深鞠一躬，据受过此礼的人说约九十度，你若遇上了，千万别以为这一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最有趣的该是梅兰芳了，他是京剧大师，请他看戏想得到赞评的人特别多，据说梅先生看了别人的戏总要赞一声“不容易”，你可以理解为演得这么好不容易，也可以理解为演得这么差也敢演真不容易。
开个玩笑吧，以后文化人之间不妨流通这么一个词儿，叫“钱赞”（例如“我得到了一个钱赞”），或是这么一句歇后语：“钱锺书称赞——不可当真”。
反叛了的“钱迷”
一九九八年的文坛，似乎平平淡淡没什么新花样儿，不像一九九七年那样，从年初就闹起的“马桥事件”，到年底都完不了。那是你不细心。细心的人们仍可发现，在这平静之中，还是有几个热点的。一是对知青作家文学品质的指摘，一是“钱迷”的反叛。这里只说后一个。
几年前的“钱锺书热”就不太正常。道理很简单，既然钱学那么高深，就不应当热得那么俗，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的“钱迷”。几乎可以说，当年过火的热闹，便预伏下今天“钱迷”的反叛。
六月十七日，北京的《中华读书报》刊出范旭仑、李洪岩联合署名的长文，题为《杨绛一文指疑》，其中指出，杨绛说钱锺书怎样敬重吴宓是没有的事，反而钱锺书当年那句有名的刻薄话，即“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却不难坐实。
六月十八日，广州的《读书人报》上刊出范旭仑的文章，题为《立传要对传主负责》，表面看是批评新近出版的《杨绛评传》（孔茂庆著），实则是批评杨绛本人。
比如对书中所说，杨绛“一九三二年春东吴大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作者认为杨绛并未在东吴大学毕业，不过是这年春天学校因风潮停课，北上清华大学借读，并没有考取什么研究院。
这样的材料，一般不会是作者编造的，大都有明确的出处。果然，一查就查出来了，在《杨绛小传》上，载《杨绛作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第三卷第432页。根据全书的体例，这篇文章当是杨先生自己的作品。至于考入的时间，《杨绛小传》说是一九三二年秋，又在别处说是一九三三年秋，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第256页。除非老糊涂了，世上哪有自己弄不清自己的最高学历是哪年开始的？不说哪一年了，作者说他翻遍《清华大学史料选编》，都没有“杨季康”（杨绛本名）三个字。“研究院新生名单”一九三二年度外国语文研究所只有一人，就是赵萝蕤。
这里我插一句，范先生的话不很严密。据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第二页上说，“惟一的同班同学是田德望学长，与他同窗是我在清华三年中的最大收获之一。”可知一九三二年外文所还有一个学生，只是亦非原名杨季康的杨绛先生。
说一个著名学者在学历上造假，这是很重的。
范旭仑和李洪岩，都是铁杆儿的“钱迷”。范、李二人合编过《钱锺书评论》，两人在书中曾说：“我俩做钱迷，迷龄都快二十年啦。”
然而，无情的现实，曾给过“钱迷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记得就在去年某月的《光明日报》上，赫然刊出范旭仑、牟晓明二人的道歉启事，说他们未经钱先生的允许，编辑出版《记钱锺书先生》怎样的不对，并特意说明，书中所收《杨绛笺证稿》一文割裂了杨先生的作品怎样的不妥。
我当时看了，既惊讶又不以为然。这样的启事，若是钱锺书与杨绛两先生不追究，是没人追究的。
年轻人的做法，即便有什么不妥，也绝不是出于恶意，他们实在是太热爱钱先生和钱先生的作品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私心的话，顶多不过是想在众多的“钱迷”中占据一个较高的地位，将来若成立钱迷协会，弄个副会长或是秘书长当当，不过是揽个跑腿的差事罢了。更高的职务比如会长，肯定是请德高望重的人物担任。这样的热心人受到被热爱者这样的惩罚，实在太让人寒心了。
对于钱先生的学问，我没做过研究（《管锥编》仅看过两本），不敢说什么，但有一点是敢说的，那就是《管锥编》等著述用文言文写作，我是不敢恭维的。不管他的文言文写得多好，又怎样的情有可原，我可以理解但绝不赞赏。若他也能像胡适先生那样，用白话文写学术文章，纵然写得不太好，我也会敬重有加的。现在不是疯出各种经典著作的白话文本吗？我倒希望有人出上一本《管锥编》的白话本，看看还剩下多少学问，就可以知道其底蕴了。我的前提是：若是道理，用文言文能说清的，用白话文也能说清；用文言文说起来含混的，用白话文怕也说不明白。这里不存在对钱先生本人尊重与否的问题。
此事对我们的教训是，对名人的学问可以尊崇，但得有个限度，不能神化，以为非人间之物。是其是，非其非，除了自己喜爱的姑娘，对谁都不应当着迷。当初范、牟二先生若有这样的学术眼光，就不会自命为“钱迷”，也就不会有登报道歉的屈辱。
毕竟还有读书人的气节，当他们的爱受到轻蔑时，那知识积聚起的力量，便向另一个方面转化了。当年因了热爱，片言只语都留心揣摩，如今因了这情感的转化，对方的任何失误也就逮个正着。要认真都认真。不能说你是名人，你可以认真，我们是小人物，我们就只能被你们认真。这回范旭仑先生算是长大了。
顺便说一句，我们平日劝老年人要宽容，多是从“伤身”上考虑的，意即不宽容会生气，生了气会损伤身体。实际上，这样的劝说还是不理解老年人的毛病。从自重上劝譬，会更深刻也更有效。老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糊涂，而宽容可以消解糊涂，至不济也可以掩饰糊涂。比如在《汇校本》、《记钱锺书先生》等事件上，钱、杨二先生糊涂些，他们的形象会可爱得多。一个事事精明的老年人不说讨厌了，总让人喜欢不起来。
酷评萧乾
现在我们可以说出事情的真相了。巴金发现《雷雨》这个神话，是萧乾制造出来取悦巴金的。《曹禺传》的作者不仅不纠正，反而移花接木，使之发扬光大。
韩石山酷评萧乾
曹禺的《雷雨》是巴金发现的，从废纸篓中捡出，登在《文学季刊》上。很久以前，我就知道这是个荒诞的神话。写《李健吾传》时，我看过当时人写的文章，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然而，这个神话却一传再传，越传越真，既见诸曹禺的传记，也见诸零散的篇章。当时曹禺还活着。我诧异莫名，心想，这样的谎言，只要曹禺出来说上一句话，不就清楚了吗？
我还是太傻。曹禺是何等聪明的人，怎么会说这个话呢。这不光关系着他，还关系着巴金。而且，有这个神话多好啊，既可见出两人的交情，也可以见出他的神奇。反正经手此事的靳以先生早就死了，知道此事的李健吾先生活得又那么可怜，老病缠身，自顾不暇，就是身强体健，谅他也不敢造次。李健吾是一九八二年去世的，萧乾的文章是一九七九年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萧乾发表此文，若不是记忆有误，也是一举几得的好事，毕竟曹禺、巴金，当时都是文坛上乃至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他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当上中央文史馆的馆长。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这样的神话还很有几个，有的比这个还要大，还要荒诞。迟早有一天，这些神话一个一个都会破灭的。道理很简单，它们不是真的。
《雷雨》是巴金发现的吗（1）
《雷雨》是名剧，最早刊登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出版的《文学季刊》上。近些年来一些专著和文章，都说是巴金发现了《雷雨》，更有甚者，说巴金从废纸篓里捡出了《雷雨》。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能说没有辨正的必要。道理很简单：吹捧某一个人吹得再玄，只要不伤害别人，我们都可以因其善意而默不作声；若伤害了别人，就不能说是善意，也就不能默不作声。
《曹禺传》，田本相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八月初版，一九九一年七月第二次印刷。第158页上说：“正是巴金把《雷雨》发现了，他以他无私的真诚之心，发现了曹禺的才能。他决定把《雷雨》四幕剧一次刊登在《文学季刊》上。这对于一个文学上还没有名声的人，当然是破格的。巴金细心地做着文字上的修改，而且亲自阅读校样，这种对于文学新人的热情，确像一个勤劳的园丁。巴金发现《雷雨》，发现曹禺这个天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为佳话。”
《编辑的层次》，盛晟作，载一九九八年八月六日《文艺报》第一版。其中说：“一代代的名家都是通过他们与读者见面并逐渐熟悉的。没有这样的编辑，名家就要断代；没有这样的编辑，名家就会绝种。巴金老人可算是这个层次编辑的代表。他从废纸篓里发现了曹禺的《雷雨》，使这部经典名作免遭了埋没的厄运。”
《雷雨》的手稿，是曹禺亲自给了章靳以的。这岂不等于说，是靳以压制了曹禺这位天才剧作家，是靳以把朋友给他的手稿，扔进了身边的废纸篓里？
不管《雷雨》多么伟大，它的出生绝不是这么不同凡响。
发表《雷雨》的刊物叫《文学季刊》。
一九三三年秋天，北京的立达书局想办一个文学刊物，委托靳以当主编。怕自己年轻难以负起这么大的责任，靳以邀请郑振铎共同主持。筹备期间，靳以租下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的院子，是编辑部的办公处，也是他的住处。巴金是靳以的好朋友，这年秋天来到北京后，先住在达子营沈从文家，这时便搬过来与靳以同住。在这里，巴金只是给朋友帮忙（正式出刊后列名“编辑人”），刊物的主编是郑振铎和靳以。郑振铎是个大忙人，只是挂个名儿，实际负责的是靳以。
《雷雨》完成后，曹禺拿给靳以看，靳以看后暂且放在抽屉里。曹禺毕竟是个这年夏天才从清华毕业的大学生，这毕竟是他的处女作，而《文学季刊》正在筹办期间，尚未正式出刊。他和曹禺是自小相识的好朋友，是先处理约来的名家的稿子，还是先刊发朋友的稿子，对靳以来说，是连想都不必想的。
这种情况下，放在抽屉里等待时机，是最好的处置。
一九三四年一月，《文学季刊》创刊号出版，七月出版的第三期上刊出《雷雨》。同时登载的剧本有三个，排在《雷雨》前面的是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排在《雷雨》后面的是顾青海的《香妃》。李健吾已是颇有声名的戏剧家，从名分上说，又是曹禺的清华学长且留校任助教。就是从艺术质量上说，《这不过是春天》也堪称优秀剧作，与《雷雨》各有千秋，难说谁比谁差。
《雷雨》是怎样问世的？
且看两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一九四○年，在为曹禺《蜕变》所写的后记中，巴金说：
“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翻读《雷雨》原稿的情形。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少的精力。”（《曹禺传》的作者，就是在引用了这段话之后，说“正是巴金把《雷雨》发现了”。）
曹禺多次说到巴金，把《雷雨》与巴金连得最紧的，是一九七九年第二期《收获》上的《简谈〈雷雨〉》，其中说：
“靳以也许觉得我和他太近了，为了避嫌，把我的剧本暂时放在抽屉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偶尔对巴金谈起，巴金从抽屉中翻出这个剧本，看完之后，主张马上发表，靳以当然欣然同意。”
两人所说，都是实情。却不是没有可訾议处。
比如看曹禺的文章，似乎靳以收到他的稿子就“放在抽屉里”，一直未看似的。不是这么一回事，靳以看了。不光看了，也像巴金一样的感动。不光自己看了，还想让真正懂戏，其时已有戏剧家之称的李健吾也看看。李健吾在《时当二三月》一文中说：
“戏是有一出的，就是早已压在靳以手边的《雷雨》……我抓住了靳以。他承认家宝有一部创作留在他的抽屉。不过，家宝没有决心发表，打算先给大家看看，再作道理。同时，靳以和巴金都说，他们被感动了，有些小毛病，然而被感动了，像被杰作感动一样。靳以说：‘你先拿去看看。’我说：‘不，不登出来我不看。’《雷雨》问世了。编者是有气魄的，一口气登完这四幕大剧。”（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文汇报》世纪风副刊）
至于把《这不过是春天》排在《雷雨》前面，李健吾的解释是，“我不埋怨靳以，他和家宝的交情更深，自然表示也就要更淡，做一个好编辑最怕有人说他徇私。”
《雷雨》的问世，这该是真实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一，朋友们早就知道靳以手里有一部曹禺的剧本。二，是曹禺没有决心发表，想让大家都看看再说。三，靳以和巴金都看过，且都被感动了。于此可知，安排在第三期发表，是自然的，没有什么奇怪处，更不是谁的无知耽搁了这部杰作的问世。巴金的作用不过是坚定了靳以的信心，尽快刊出而已。
《雷雨》是巴金发现的吗（2）
也就是说，《雷雨》是正常刊出的。
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怎么会变得那么稀奇古怪呢？
“巴金发现了《雷雨》”这样的说法，解放前没有，解放后直到靳以一九五九年去世也没有。“文革”前几年也没有。是“文革”后才传开的。
追根溯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