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1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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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当时的任务是看门，当门房。我哪里敢公然把原书拿到我的门房里去呢？我当时还是“分子”—不知道是什么“分子”—，我头上还戴着“帽子”—也不知是些什么“帽子”—，反正沉甸甸的，我能感觉得到。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终于想出来了一个“妥善”的办法。《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我坚持要把它译成诗，不是古体诗，但也不完全是白话诗。我一向认为诗必须有韵，我也要押韵。但也不是旧韵，而是今天口语的韵。归纳起来，我的译诗可以称之为“押韵的顺口溜。”就是“顺口溜”吧，有时候想找一个恰当的韵脚，也是不容易的。我于是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在到三十五楼去上班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中，把散文改成诗，改成押韵而每句字数基本相同的诗。我往往把散文译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闲坐无事，就拿了出来，推敲，琢磨。我眼瞪虚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除非他是神仙—知道我是在干什么。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了。偶一抬头向门外张望一眼—门两旁的海棠花正在怒放，其他的花也在盛开，姹紫嫣红，好一派大好春光。
一个小插曲
春光虽好，我自己的境遇却并没有多少改进。我安心当门房，“躲进门房成一统”；然而事实上却是办不到的。仍然有意想不到的干扰。
有一天，我正在向门外张望，忽然看到在门外专门供贴大字报之用临时搭起的席棚上贴出了很多张用黄纸写成的大字报，下面有几十位东语系教员签的名，有的教员还在江西鲤鱼洲没有回来。内容是批判五·一六分子的。这样的批判一点也不新奇，我原来想不去管它。但是为好奇心所驱使，我走出了我那“成一统”的窄狭的门房，到门外去看了看大字报。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张大字报竟是对我来的：我成了五·一六的嫌疑分子。这真是从何说起呀！稍微对所谓“文化大革命”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当时盛传一时的所谓五·一六组织，是出身好的青年人所组成的。我一非青年，二又出身不好，既非工人，也非贫下中农或“革命干部”，我哪里有资格参加这样的“革命”组织呢？我同五·一六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是驴唇对不上马嘴。这样的事情，我本来可以一笑置之的。但是这一次我却笑不起来。几年前我看到批判我的《春满燕园》时，我曾不自觉地哼了一声。这次我连哼都哼不起来了。这样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我不知道，东语系的革委会和军工宣队是怎样考虑的。滑稽的事情还没有完，更滑稽的还在后面哩。全国上下大声嚷嚷了一阵五·一六，北大井冈山的一位头领公然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可是最后却忽然销声匿迹，—原来天地间根本没有一个什么五·一六组织。这真像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众多笑话中最可笑的一个。
一幕闹剧
不管人世风云如何变幻，“文化大革命”浪涛怎样激荡，时间还是慢慢地或者迅速地向前流驶。转瞬之间，“文化大革命”好像高潮已过，有要结束的样子了。虽然说“乱是乱了敌人”，实际上主要是乱了自己，还是以不乱为好。现在是要拨乱恢复正常的秩序了。首先是要恢复党的组织。一个非党的工宣队员，居然主持党支部的工作，实在有点太“那个”了。
要想恢复党组织的活动，首先要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又是根据什么法令，所有的党员（四人帮等当然除外）都失去了组织。现在每一个党员都要经过一定的手续，好像是要经过群众讨论和领导批准，才能恢复组织生活。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东语系大概是经过军工宣队的讨论（那一位非党的工宣队员当然会参加的），决定从全系党员中挑选出一个，当做标兵，演一出恢复组织生活的开场戏，期在一举通过，马到成功，为以后的人树立一个榜样。这样一个人选责任之大可以想见。用什么标准来挑选呢？首先要出身好，其次要党性强。具此二标准者，庶乎近之。大概是经过了周详的考虑，谨慎的筛选，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烈属兼贫下中农的姓马的党员中了标，他是我作为系主任兼导师精心选择留下当我的助教和接班人的。现在，我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正好成了他的党性的试金石。具备这两个条件，又有这样“亮相”的机会的，东语系并无第二人。谁敢说这不是天生的“佳选”呢？
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同东语系全系的留校师生被召到学一食堂里去开会，每人自带木板小凳。空荡荡的食堂里，饭桌被推到旁边去，腾出来的空地上，摆满了小木板凳子，我们就坐在上面。前面有几张大桌子，上面摆了不少的东西。我仔细一瞧，有毛料衣服和裤子，有收音机（当时收音机还不像今天这样多，算是珍贵稀有的东西），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我跟在“革命群众”的后面，还摸不清是怎么一回事，没有闲心去一件件地仔细瞅。我只觉得，这颇像一个旧品展销义卖会。可是在这些东西旁边，有几本用很粗糙的纸张油印成本的讲义，我最初还不知道是什么讲义；也不知道这样粗糙的道具为什么竟能同颇为漂亮的西装裤子摆在一起。对所有的这一些道具，我都不知道它们在今天第一个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的会上会起什么作用。我满腹疑团坐在那里，不知道葫芦里究竟要卖什么药。
人到齐了，时间到了。主席宣布开会。他先说明了开会的目的和做法，然后就让这位选中的标兵发言，或讲话，或“检讨”，反正是一个意思。这位标兵站起来，走到前面，威仪俨然，义形于色，开始说话。说话的中心主题是：不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金童玉女。这里要解释一句：金童玉女是旧社会出殡时扎的殉葬的纸人。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谁一听都知道指的就是我。此时，我恍然大悟：原来今天这一出戏是针对着我来的。我有点吃惊，但又不太吃惊—惯了。只听我这位前“高足”，前“接班人”怒气冲冲地控拆起来，表情严肃，声调激昂，诉说自己中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糖衣炮弹，中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在生活上追求享受，等等，等等。说到自己几乎要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时，简直是声泪俱下。他用手指着桌子上陈列的东西，意思是说，这些东西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于是怒从心上起，顺手拿起了桌子上摆的那一摞讲义—原来是梵文讲义—，三下五除二，用两手撕了个粉碎，碎纸片蝴蝶般地飞落到地上。我心里想：下一个被撕的应该轮到那漂亮的毛料西服裤或者收音机了！想时迟，那时快，他竟戛然而止，没有再伸出手去，料子西装裤和收音机安全地躺在原地，依旧闪出了美丽的光彩。我吃了一惊，恐怕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这个撕东西的行动，应该是今天大会的高潮，应该得到满屋的掌声。然而这些全落了空。我哭笑不得，全体与会者大概也是哭笑不得。全场是一片惊愕的寂静。
这一幕闹剧以失败收场了。
在散会后回三十五楼的路上，大家纷纷议论：为什么不撕可能最透露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西装裤子，而偏偏撕很难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梵文讲义呢？我自己也想了很多。这一位表演家到北大来已经十年多了。当学生时对我温顺如绵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我在上面已经说了一点。那是远远不够的。他还有一些非常精彩匪夷所思的表演。在一般政治性表态性的大标语上，按惯例从来没有人署名的。有之自北大始，北大有两个人是这样干的，恰恰都出在东语系，其中之一就是我说的这一位。这一个惊人的举动，在北大一时传为“美”谈或者笑谈。在我第一次混迹“革命群众”中参加学习的小组会上，我曾对他坦率地提过意见，我说，他既不像一个烈属，也不像一个贫农。他大概为此事耿耿于怀。以后发生的这一些事情，难道与此没有联系吗？
这一幕闹剧以后东语系的党员是怎样逐渐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因为与我基本无关，我没有去注意，今天更回忆不起来了。
我的恢复组织生活
时序推移，不知经过了多长的时间，北京大学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工作已经要结束了。剩下的大概还只有两三个人了，我是其中之一。写一个榜的话，我不是孙山，就是还在孙山之下，俗话说“名落孙山”了。
忽然有一天，东语系的党组织找我谈话，我知道，这一下轮到我了。我此时早已调离了那个门房，参加印地语教研室的活动。系领导一个解放军的军官和总支书记告诉我，领导上决定不但发给我整个的工资，而且以前扣发的工资全部补给。我当然非常感动。我决意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缴给国家。东语系的一个非常正派的同志先递给我了一千五百元。我立即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系总支。这位同志告诉我，还有四五千元以后给我。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是否开过支部大会讨论我的恢复组织生活的问题。突然有一天，系里军宣队的头儿和系总支书记找我。总支书记问我：“你考虑过没有，自己的问题究竟何在？”我愕然不知所对。要说思想问题，我有不少的毛病。要说政治问题，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任何反动组织，我只能说没有。但是，我一时很窘，半天没有说话。那个解放军颇为机灵，连忙用话岔开。结束了这一场不愉快的谈话。不久，总支的宣委或组委一个由中文系调来的干部来找我，告诉我，支部决议：恢复我的组织生活，但给我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我勃然大怒。由于我反对了那位一度统治北大的“女皇”，我被诬陷，被迫害，被关押，被批斗；几乎把一条老命葬送上，临了仍然给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世界上可还有公道可讲！世界上可还有正义可说！这样的组织难道还不令人寒心！，这位干部看到了我的表情，他脸上一下子也严肃起来：“我们总支再讨论一下，行不行？”他说。说老实话，我已经失望到了极点。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天出太阳。太阳出来了，却是这样一个太阳。我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伤脑筋了，够了，够了，已经足够了。如果我在支部后面签上“同意”二字，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我签上“不同意”三字，还有不知多少麻烦要找。我想来想去，告诉那位干部：“不必再开会了！”我提笔签上了“基本同意”四个字。我着重告诉他说：“你明白，‘基本’二字是什么意思！”继而又一想：“我戴着留党察看二年的帽子，我有什么资格把补发的工资上缴给国家呢？”结果预备上缴的那四五千块钱，我就自己留下。
我恢复组织生活的故事结束了。
我算不算是“完全解放”了呢？
“完全解放”这一节我只能写到这里了。
我的“文化大革命”到此结束了。
我的《牛棚杂忆》也就算是写完了。
余思或反思
但是，我必须还要啰嗦上一阵子。
我不能就到此住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特别在我撰写《牛棚杂忆》的过程中，我考虑得更为集中，更为认真。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余思”或者“反思”吧。
我思考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
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吸取了一点，但是还不够。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有什么人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了解，听讲“文化大革命”，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化大革命”，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我不可能会见百分之百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敢保证，至少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至于为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又能宽洪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记得是在一九七八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他是笑呢，还是哭？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有这种想法的，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士”，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我们比起外国知识分子来，在这方面更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类人，既不是阶级，也不是阶层，想起了他们的历史和现状。在封建社会里，士列在士农工商之首。一向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样的知识分子，我没有见到过。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我是见到过的。不说别的，专就当时的大学教授而言，薪俸优厚，社会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