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1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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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顺便提到的闲话,还是谈主题吧。
章老太太(我同龙丕炎管她叫“章伯母”)是英国留学生,英文蛮好的。她当孙中山的秘书,据说就是管英文的。她崇拜英国,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英国人的傲慢与偏见,她样样俱全。对英文的崇拜,也决不下于英国人。英国人常以英文自傲。他们认为,口叼雪茄烟而能运用自如的语言,大千世界中只有英文。因此,在西方国家中,最不肯学外国语言的人,就是英国人。而其他国家的人则必须以学习英文为神圣职责。在这方面,章伯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她来德国几年,连一句“早安”、“晚安”都不会说。她每天必须出去买东西。无论有多大本领,多少偏见,她反正无法让德国店员都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无已,她就手持一本英德文小字典,想买什么东西,先找出英文,下面跟着就是德文,只需用手指头一指,店员就明白了。要买三个或者三斤,再伸出三个手指头。于是这一个买卖活动立即完成,不费吹灰之力,皆大欢喜。
她不肯说德国话,当然更不肯认德国字,德国的花体字母更成了她的眼中钉,这种字母与英法德等国通用的拉丁字母不同,认起来比较麻烦。法西斯锐意提倡花体字,以表示自己德意志超于一切的爱国主义。街名牌子多半改用了这种字母。因此,章伯母就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再加上,她识别方向记忆街名的能力低到惊人的水平。在哥廷根住了几年,依然不辨东西南北。有几次出门,走路比较远了一点,结果是找不回家来。
章伯母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虽然已年逾花甲,但是却幼稚而单纯,似乎有点不失其赤子之心。在别的方面也有同样的表现,她出身名门大族,自己是留英学生,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嫁的丈夫又是北洋政府的总长,很自然地养成一种恶性发展的霸气书库优越感。别人也许有这种优越感,但总是想方设法来掩蔽起来,也许还做出一点谦恭下士的伪装。章伯母不懂这一套,她认为自己是“官家”,我们都是“民家”,官民悬隔,有如天壤,泾渭分明,不容混淆。她一开口就是:“我们官家如何如何,你们民家又如何如何。”态度坦率泰然,毫不忸怩。我们听了,最初是吃一大惊,继之是觉得可笑。有时候也来点恶作剧,故意提高了声音说:“你们官家也是用筷子吃饭,用茶杯喝茶吗?”她丝毫也觉察不出我们的用心,继续“官家”“民家”嚷嚷不休。在这方面,她已修炼得超凡入圣,我辈凡人实在是束手无策。
她儿子章用是很聪明的人,对自己母亲这种举动当然是看不惯的。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又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从不打断母亲的话。但是从他那紧蹙的眉头来看,他是很不愉快的。他经常好像是在考虑什么问题,也许是数学问题,也许是什么别的东西。平日家居,大概不大同母亲闲聊。老太太独处危楼,举目无亲,没有任何德国朋友,没有人可以说话,一定是寂寞得难以忍耐。所以一见我们这些“民家”,便喜笑颜开,嘴里连连说着:“我告诉你一件大事!”连气都喘不上来。她所说“大事”,都是屁大的小事。她刺刺不休,话总说不完。但是她一不读书,二不看报,可谈的话题实在有限。往往是三句话过后,就谈章士钊。谈章士钊同她结婚时的情景。章士钊当了大官,但是对待妻子,总以西方礼节为准。上汽车给她开车门,走路挽着她的胳臂,而且满嘴喊Darling(亲爱的)不止。她自己如坐云端,认为自己是普天之下最幸福的妇女。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她忽然发现真实情况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于是立刻从九天之上的云端坠了下来。适逢章士钊也下了台,于是夫妇同儿子们来到了哥廷根。
她谈的有关章士钊的情况,远远不止这一点。为了为贤者讳,我在这里就讲这一些。在将近二年的时间内,她讲丈夫的故事,不知讲了多少遍,有时候绘形绘声,讲得琐细生动之至。这对章用当然更是刺激。他虽然照常是沉默不语,然而眉头却蹙得更加厉害了。
就这样,章伯母欢迎我们到她家去,我自己也愿意去看一看这一位简单天真的老人。我的目的主要是去找章用,听他谈一些问题。他母亲说,我一去,章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脸上有了笑容,话也多了起来。这时,老太太显然也高兴了起来,立刻拿点心,沏龙井茶,还多半要留我吃饭,嘴里一方面讲章士钊,一方面忙前忙后,忙得不可开交。我同章用谈论什么问题,也谈得兴致正浓。有几次,在这样谈话的间隙中,忽然听到楼外雷声如擂鼓。从楼顶上的小玻璃窗子里看出去,天空阴云翻滚,东面山上的丛林被乱云封住,迷成一片,颇感到大自然的威力。但是,我们谈兴不减,稍一注意,就听到大雨敲窗的声音。
这样美好的时光并不很长,可能只有1936年一个夏天。一转到1937年,章家的国内经济来源出了问题,无力供给在德、英、意三个国家的孩子读书和生活。他们决定,章用先回国去探听探听。章用走了以后,老太太孤身一人,留在哥廷根,等候儿子的消息。此时,我同龙丕炎就承担了照看老太太的责任。我们三个人每天在饭馆里一起吃午饭。每天见面时,老太太照例气喘吁吁地说:“我告诉你一件大事!”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大事。吃过午饭,送老太太回家,天天如此。后来,章用从国内来了信:经济问题无法解决,章用不能回来了,要老太太也立刻回国。我们于是又帮她退房子,收拾东西,办护照,买车船票,忙成一团。就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老太太还并没有忘记了自己的“官家”身份。她照了相,要我们帮她挑选“标准相”,回国后好送给新闻记者。
老太太终于走了,章用一家在哥廷根长达六七年的生活也终于结束了。章用在德国苦读了六七年,最终也没有能再回德国来,没有能取得博士学位。从此以后,我同他们母子都没有能再见面。章用先在浙江大学教书,抗战军兴,到处播迁,在颠沛流离之中,他没有忘记我,也没有忘记写诗。时常有信给我,有时附上自己的诗。我现在还能记住一些他的诗,比如“常歌建德非吾土,岂意祁门来看山”等等。不记得是在哪一年了,他把自己生平写的不算太多的诗全部寄给了我。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考虑的。难道他已经预感到自己肺病缠身,将不久于人世,因而尽早把自己的心血的结晶寄给可靠的朋友,传之其人吗?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不久他就在流离播迁中离开人世,只剩下我这个受他重托的人还活在人间。综观章用一生,他是一个寂寞的人,一个孤傲的人,一个落落寡合的人,一个短命的才人。他是把我这个同他仅仅有一年多交谊的人,看做自己惟一的知己的。此境可悲,此情可感!现在茫茫人世,芸芸众生,知道章用,想到章用的人,恐怕只有我一个了。我愈来愈感到,我也失去了一位难得的知己。然而人天悬隔,欲哭无泪,“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恐怕我要抱恨终天了。悲夫!
汉学研究所
章用一家走了,1937年到了,我的交换期满了,是我应该回国的时候了。然而,国内“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我的家乡山东济南就被日军占领,我断了退路,就同汉学研究所发生了关系。
这个所的历史,我不清楚,我从来也没有想去研究过。汉学虽然也属于东方学的范畴,但并不在高斯-韦伯楼东方研究所内,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在一座大楼里面。楼前有一个大草坪,盖满绿草,有许多株参天的古橡树。整个建筑显得古穆堂皇,颇有一点气派。一进楼门,有极其宽敞高大的过厅,楼梯也是极宽极高,是用木头建成的。这里不见什么人,但是打扫得也是油光锃亮。研究所在二楼,有七八间大房子,一间所长办公室,一间课堂,其余全是藏书室和阅览室。这里藏书之富颇令我吃惊。在这几间大房子里,书架从地板一直高达天花板,全整整齐齐地排满了书,中国书和日本出版的汉籍,占绝大多数,也有几架西文书。里面颇有一些珍贵的古本,我记得有几种明版的小说,即使放在国内图书馆中,也得算做善本书。其中是否有海内孤本,因为我对此道并非行家里手,不敢乱说。这些书是怎样到哥廷根来的,我也没有打听。可能有一些是在中国的传教士带回去的。
所长是古斯塔夫·哈隆(GustavHaloun)教授,是苏台德人,在感情上与其说他是德国人,毋宁说他是捷克人。他反对法西斯,自是意内事。我到哥廷根后不久,章用就带我来看过哈隆。在过去二年内,我们有一些来往,但不很密切。我交换期满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主动跟我谈这个问题,问我愿意不愿意留下。我已是有家归不得,正愁没有办法。他的建议自然使我喜出望外,于是交换期一满,我立即受命为汉文讲师。原来我到汉学研究所来是做客,现在我也算是这里的主人了。
哈隆教授为人亲切和蔼,比我约长二十多岁。我到研究所后,我仍然是梵文研究所的博士生,我仍然天天到高斯-韦伯楼去学习,我的据点仍然在梵文研究所。但是,既然当了讲师,就有授课的任务,授课地点就在汉学研究所内,我到这里来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同哈隆和他夫人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我们终于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也可以说是忘年交吧。哈隆虽然不会说中国话,但汉学的基础是十分雄厚的。他对中国古代文献,比如《老子》、《庄子》之类,是有很高的造诣的。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戏,讲起来头头是道,颇有一些极其精辟的见解。他对古代西域史地钻研很深,他的名作《月氏考》,蜚声国际士林。他非常关心图书室的建设。闻名欧洲的哥廷根大学图书馆,不收藏汉文典籍,所有的汉文书都集中在汉学研究所内。购买汉文书籍的钱好像也由他来支配。我曾经替他写过不少的信,给中国北平琉璃厂和隆福寺的许多旧书店,订购中国古籍。中国古籍也确实源源不断地越过千山万水,寄到研究所内。我曾特别从国内订购虎皮宣,给这些线装书写好书签,贴在上面。结果是整架的蓝封套上都贴上了黄色小条,黄蓝相映,闪出了异样的光芒,给这个研究所增添了无量光彩。
因为哈隆教授在国际汉学界广有名声,他同许多国家的权威汉学家都有来往。又由于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藏书丰富,所以招徕了不少外国汉学家来这里看书。我个人在汉学研究所藏书室里就见到了一些世界知名的汉学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Waley),他以翻译中国古典诗歌蜚声世界。他翻译的唐诗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国诗选》。这一部《诗选》有点像中国的《唐诗三百首》之类的选本,被选入的诗都是久有定评的不朽名作。韦利翻译的中国唐诗,居然能置身其间,其价值概可想见了,韦利在英国文学界的地位也一清二楚了。
我在这里还见到了德国汉学家奥托·冯·梅兴-黑尔芬(Ottovon Mnchen-Helfen)。他正在研究明朝的制漆工艺。有一天,他拿着一部本所的藏书,让我帮他翻译几段。我忘记了书名,只记得纸张印刷都异常古老,白色的宣纸已经变成了淡黄色,说不定就是明版书。我对制漆工艺毫无通解,勉强帮他翻译了一点,自己也不甚了了。但他却连连点头。他因为钻研已久,精于此道,所以一看就明白了。从那一次见面后,再没有见到他过。后来我在一本英国杂志上见到他的名字。此公大概久已移居新大陆,成了美籍德人了。
可能就在“七·七事变”后一两年内,哈隆有一天突然告诉我,他要离开德国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汉学教授了。他在德国多年郁郁不得志,大学显然也不重视他,我从没有见到他同什么人来往过。他每天一大早同夫人从家中来到研究所。夫人做点针线活,或看点闲书。他则伏案苦读,就这样一直到深夜才携手回家。在寂寞凄清中,夫妇俩相濡以沫,过的几乎是形单影只的生活。看到这情景,我心里充满了同情。临行前,我同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厅为他饯行。他以极其低沉的声调告诉我们,他在哥廷根这么多年,真正的朋友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泪光在他眼里闪动。我此时似乎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被迫去国,丢下他惨淡经营的图书室,心里是什么滋味,难道还不值得我一洒同情之泪吗?后来,他从英国来信,约我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教。我回信应允。可是等到我于1946年回国后,亲老,家贫,子幼。我不忍心再离开他们了。我回信说明了情况,哈隆回信,表示理解。我再没有能见到他。他在好多年以前已经去世,岁数也不会太大。一直到现在,我每想到我这位真正的朋友,心内就悲痛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转眼,时间已经到了1939年。
在这以前的两年内,德国的邻国,每年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患一种奇特的病,称之为“侵略狂”或者“迫害狂”都是可以的,我没有学过医,不敢乱说。到了此时,德国报纸和广播电台就连篇累牍地报道,德国的东西南北四邻中有一个邻居迫害德国人了,挑起争端了,进行挑衅了,说得声泪俱下,气贯长虹。德国人心激动起来了,全国沸腾了。但是接着来的是德国出兵镇压别人,占领了邻居的领土,他们把这种行动叫做“抵抗”,到邻居家里去“抵抗”。德国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这就是他们新闻政策的灵魂。连我最初都有点相信,德国人不必说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国的某一个邻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种病,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国人聪明绝世,在政治上却幼稚天真如儿童。他们照例又激动起来了,全国又沸腾起来了。结果又有一个邻国倒了霉。
我预感到情况不妙,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是正确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的东邻波兰犯了上面说的那种怪“病”,德国“被迫”出兵“抵抗”,没有用很多的时间,波兰的“病”就完全治好了,全国被德军占领。如此接二连三,许多邻国的“病”都被德国治好,国土被他们占领。等到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被突破,德军进占巴黎以后,德国的四邻的“病”都已完全被法西斯治好了,我预感,德国又要寻找新的病人了。这个病人不是别的国家,只能是苏联。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又不幸而言中了。
1941年6月22日,我早晨一起来,女房东就告诉我,德国同苏联已经开了火。我的日记上写道:“这一着早就料到,却没想到这样快。”这本来应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但是德国人谁也不紧张。原因大概是,最近几年来,几乎每年两次出现这样的事,“司空见惯浑无事”了。我当然更不会紧张。前两天约好同德国朋友苹可斯(Pinks)和格洛斯(Gross)去郊游,照行不误。整整一天,我们乘车坐船,几次渡过小河,在旷野绿林中,步行了几十公里,唱歌,拉手风琴,野餐,玩了个不亦乐乎,尽欢而归,在灯火管制、街灯尽熄的情况下,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回了家。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德国朋友来说,今天早晨德苏宣战的消息,给我们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