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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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月23日
论压力
《参考消息》今年7月3日以半版的篇幅介绍了外国学者关于压力的说法。我也正考虑这个问题,因缘和合,不免唠叨上几句。
什么叫“压力”?上述文章中说:“压力是精神与身体对内在与外在事件的生理与心理反应。”下面还列了几种特性,今略。我一向认为,定义这玩意儿,除在自然科学上可能确切外,在人文社会科学上则是办不到的。上述定义我看也就行了。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压力呢?我认为,是的。我们常说,人生就是一场拼搏,没有压力,哪来的拼搏?佛家说,生、老、病、死、苦,苦也就是压力。过去的国王、皇帝,近代外国的独裁者,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看上去似乎一点压力都没有。然而他们却战战兢兢,时时如临大敌,担心边患,担心宫廷政变,担心被毒害被刺杀。他们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压力比任何人都大。大资本家钱太多了,担心股市升降,房地产价波动等等。至于吾辈平民老百姓,“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些都是压力,谁能躲得开呢?
压力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是好事。从大处来看,现在全球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出洞,人口爆炸,新疾病丛生等等,人们感觉到了,这当然就是压力,然而压出来却是增强忧患意识,增强防范措施,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对一般人来说,法律和其他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都是压力。然而这些压力何等好啊!没有它,社会将会陷入混乱,人类将无法生存。这个道理极其简单明了,一说就懂。我举自己做一个例子。我不是一个没有名利思想的人——我怀疑真有这种人,过去由于一些我曾经说过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我似乎是淡泊名利,其实那多半是假象。但是,到了今天,我已至望九之年,名利对我已经没有什么用,用不着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方面的压力没有了。但是却来了另一方面的压力,主要来自电台采访和报刊以及友人约写文章。这对我形成颇大的压力。以写文章而论,有的我实在不愿意写,可是碍于面子,不得不应。应就是压力。于是“拨冗”苦思,往往能写出有点新意的文章。对我来说,这就是压力的好处。
压力如何排除呢?粗略来分类,压力来源可能有两类:一被动,一主动。天灾人祸,意外事件,属于被动,这种压力,无法预测,只有泰然处之,切不可杞人忧天。主动的来源于自身,自己能有所作为。我的“三不主义”的第三条是“不嘀咕”,我认为,能做到遇事不嘀咕,就能排除自己造成的压力。
1998年7月8日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多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曾一度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一个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学,“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实在心有余悸。一个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还要学现在学的这一套。后一个想法最终占了上风,一直到现在。
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而又偏偏要学现在这一套呢?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过觉得,我走过的这一条道路,对己,对人,都还有点好处而已。我搞的这一套东西,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像天书,似乎无补于国计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进国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经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一套冷僻的东西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真似乎有某种联系。其中消息耐人寻味。
我们不是提出了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吗?这一套天书确实能同这两句口号挂上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给我的散文集日译本《中国知识人の精神史》写的序中说到,中国的南亚研究原来是相当落后的。可是近几年来,突然出现了一批中年专家,写出了一些水平较高的作品,让日本学者有“攻其不备”之感。这是几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实际上,中国梵学学者同日本同行们的关系是十分友好的。我们一没有“攻”,二没有争,只是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点成绩,日本学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觉得过去对中国南亚研究的评价过时了。我觉得,这里面既包含着“弘扬”,也包含着“发扬”。怎么能说,我们这一套无补于国计民生呢?
话说远了,还是回来谈我们的本题。
我的大学生活是比较长的:在中国念了4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又念了5年,才获得学位。我在上面所说的“这一套”就是在国外学到的。我在国内时,对“这一套”就有兴趣,但苦无机会。到了哥廷根大学,终于找到了机会,我简直如鱼得水,到现在已经坚持学习了将近六十年。如果马克思不急于召唤我,我还要坚持学下去的。
如果想让我谈一谈在上大学期间我收获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困难的。在德国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是我毕生难忘的,这两件事都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联。
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谈一谈德国的与博士论文有关的制度。当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德国并没有规定学习的年限。只要你有钱,你可以无限期地学习下去。德国有一个词儿是别的国家没有的,这就是“永恒的大学生”。德国大学没有空洞的“毕业”这个概念。只有博士论文写成,口试通过,拿到博士学位,这才算是毕了业。
写博士论文也有一个形式上简单而实则极严格的过程,一切决定于教授。在德国大学里,学术问题是教授说了算。德国大学没有入学考试。只要高中毕业,就可以进入任何大学。德国学生往往是先入几个大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认为某个大学、某个教授,对自己最适合,于是才安定下来。在一个大学,从某一位教授学习。先听教授的课,后参加他的研讨班。最后教授认为你“孺子可教”,才会给你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搜集资料,写出论文提纲,经教授过目。论文写成的年限没有规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长则漫无限制。拿到题目,十年八年写不出论文,也不是稀见的事。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于教授,院长、校长无权过问。写论文,他们强调一个“新”字,没有新见解,就不必写文章。见解不论大小,唯新是图。论文题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学术才能“日日新”,才能有进步。否则满篇陈言,东抄西抄,饾饤拼凑,尽是冷饭,虽洋洋数十甚至数百万言,除了浪费纸张、浪费读者的精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论文题目的过程,基本上也是这样。我拿到了一个有关佛教混合梵语的题目,用了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总有一百多种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写出提纲,最后写成文章。
我个人心里琢磨:怎样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儿呢?我觉得,那几千张卡片,虽然抄写时好像蜜蜂采蜜,极为辛苦;然而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无法表现文采。于是我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既能炫学,又能表现文采,真是一举两得的绝妙主意。我照此办理。费了很长的时间,写成一篇相当长的“导言”。我自我感觉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认为教授一定会大为欣赏,说不定还会夸上几句哩。我先把“导言”送给教授看,回家做着美妙的梦。我等呀,等呀,终于等到教授要见我,我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见到了教授。然而却使我大吃一惊。教授在我的“导言”前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我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点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到处都是暴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对我来说,这真如晴天霹雳,打得我一时说不上话来。但是,经过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觉到,教授这一棍打得好,我毕生受用不尽。
第二件事情是,论文完成以后,口试接着通过,学位拿到了手。论文需要从头到尾认真核对,不但要核对从卡片上抄入论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和杂志。要知道,在三年以内,我从大学图书馆,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过大量的书籍和报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当时就感到十分烦腻。现在再在短期内,把这样多的书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腻味就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只有硬着头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出处重新核对一遍,不让它发生任何一点错误。
后来我发现,德国学者写好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用这种办法来一一仔细核对。一个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参加看校样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样,也可以协议分工。他们是以集体的力量,来保证不出错误。这个法子看起来极笨,然而除此以外,还能有“聪明的”办法吗?德国书中的错误之少,是举世闻名的。有的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我想改几句中国古书上的话:德国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观我们中国的学术界,情况则颇有不同。在这里有几种情况。中国学者博闻强记,世所艳称。背诵的本领更令人吃惊。过去有人能背诵四书五经,据说还能倒背。写文章时,用不着去查书,顺手写出,即成文章。但是记忆力会时不时出点问题的。中国近代一些大学者的著作,若加以细致核对,也往往有引书出错的情况。这是出上乘的错。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图省事,抄别人的文章时,也不去核对,于是写出的文章经不起核对。这是责任心不强,学术良心不够的表现。还有更坏的就是胡抄一气。只要书籍文章能够印出,哪管它什么读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顾。我国的书评工作又远远跟不上。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往往“为贤者讳”,怕得罪人,一声不吭。在我们当前的学术界,这种情况能说是稀少吗?我希望我们的学术界能痛改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
我上了9年大学,在德国学习时,我自己认为收获最大的就是以上两点。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卑之无甚高论。我不去争辩。我现在年届耄耋,如果年轻的学人不弃老朽,问我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我就讲这两点。
1991年5月5月写于北京大学
开卷有益
这是一句老生常谈。如果要追溯起源的话,那就要追到一位皇帝身上。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
(宋)太宗日阅《(太平)御览》三卷,因事有阙,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这一段话说不定也是“颂圣”之辞,不尽可信。然而我宁愿信其有,因为它真说到点子上了。
鲁迅先生有时候说:“随便翻翻”,我看意思也一样。他之所以能博闻强记,博古通今,与“随便翻翻”是有密切联系的。
“卷”指的是书,“随便翻翻”也指的是书。书为什么能有这样大的威力呢?自从人类创造了语言,发明了文字,抄成或印成了书,书就成了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要生存下去,文化就必须传承下去,因而书也就必须读下去。特别是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中,我们必须及时得到信息。只有这样,人才能潇洒地生活下去,否则将适得其反。信息怎样得到呢?看能得到信息,听也能得到信息,而读书仍然是重要的信息源,所以非读书不可。
什么人需要读书呢?在将来人类共同进入大同之域时,人人都一定要而且肯读书的,以此为乐,而不以此为苦。在眼前,我们还做不到这一步。“四人帮”说:读书越多越反动。此“四人帮”之所以为“四人帮”也。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如今有个别的“大款”,也同刘邦和项羽一样,是不读书的。不读书照样能够发大财。然而,我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相信不久就会改变。传承文化不能寄希望于这些人身上,而只能寄托在已毕业或尚未毕业的大学生身上。他们是我们的希望,他们代表着我们的未来。大学生们肩上的担子重啊!他们是任重而道远。为了人类的继续生存,为了前对得起祖先,后对得起子孙,大学生们(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必须读书。这已是天经地义,无须争辩。
根据我同北京大学学生的接触和我对他们的观察,绝大多数的学生还是肯读书的。他们有的说,自己感到迷惘,不知所从。他们成立了一些社团,共同探讨问题,研究人生,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感兴趣。他们甚至想探究宇宙的奥秘。他们是肯思索的一代人,是可以信赖的极为可爱的一代年轻人。同他们在一起,我这个望九之年的老人也仿佛返老还童,心里溢满了青春活力。说这些青年不肯读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读什么样的书呢?自己专业的书当然要读,这不在话下。自己专业以外的书也应该“随便翻翻”。知识面越广越好,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否则很容易变成鼠目寸光的人。鼠目寸光不但不利于自己专业的探讨,也不利于生存竞争,不利于自己的发展,最终为大时代所抛弃。
因此,我奉献给今天的大学生们一句话:开卷有益。
1994年4月5日
我最喜爱的书
我在下面介绍的只限于中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不在其中。我的专业书籍也不包括在里面,因为太冷僻。
一 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这一部书,很多人都认为它既是一部伟大的史籍,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个人同意这个看法。平常所称的《二十四史》中,尽管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哪一部也不能望《史记》之项背。
《史记》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水平,司马迁的天才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是他的遭遇起的作用似乎更大。他无端受了宫刑,以致郁闷激愤之情溢满胸中,发而为文,句句皆带悲愤。他在《报任少卿书》中已有充分的表露。
二 《世说新语》
这不是一部史书,也不是某一个文学家和诗人的总集,而只是一部由许多颇短的小故事编纂而成的奇书。有些篇只有短短几句话,连小故事也算不上。每一篇几乎都有几句或一句隽语,表面简单淳朴,内容却深奥异常,令人回味无穷。六朝和稍前的一个时期内,社会动乱,出了许多看来脾气相当古怪的人物,外似放诞,内实怀忧。他们的举动与常人不同。此书记录了他们的言行,短短几句话,而栩栩如生,令人难忘。
三 陶渊明的诗
有人称陶渊明为“田园诗人”。笼统言之,这个称号是恰当的。他的诗确实与田园有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名句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从思想内容上来看,陶渊明颇近道家,中心是纯任自然。从文体上来看,他的诗简易淳朴,毫无雕饰,与当时流行的镂金错彩的骈文,迥异其趣。因此,在当时以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对他的诗的评价并不高,在《诗品》中,仅列为中品。但是,时间越后,评价越高,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