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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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拉拉杂杂地回忆了一些我学习吐火罗文的情况。我把这归之于偶然性。这是对的，但还有点不够全面。偶然性往往与必然性相结合。在这里有没有必然性呢？不管怎样，我总是学了这一种语言，而且把学到的知识带回到中国。尽管我始终没有把吐火罗文当作主业，它只是我的副业，中间还由于种种原因我几乎有三十年没有搞，只是由于另外一个偶然性我才又重理旧业；但是，这一种语言的研究在中国毕竟算生了根，开花结果是必然的结果。一想到这一点，我对我这一位像祖父般的老师的怀念之情和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现在西克教授早已离开人世，我自己也年届耄耋，能工作的日子有限了。但是，一想起我的老师西克先生，我的干劲就无限腾涌。中国的吐火罗学，再扩大一点说，中国的印度学，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奠了基。我们有一批朝气蓬勃的中青年梵文学者，是金克木先生和我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当然也可以说是西克教授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他们将肩负起繁荣这一门学问的重任，我深信不疑。一想到这一点，我虽老迈昏庸，又不禁有一股清新的朝气涌上心头。
１９８８年
十年回顾
自己觉得德国１０年的学术回忆好像是写完了。但是，仔细一想，又好像是没有写完，还缺少一个总结回顾，所以又加上了这一段。把它当做回忆的一部分，或者让它独立于回忆之外，都是可以的。
在我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德国１０年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的１０年。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如果我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发轫期的话，真正的发轫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我也提到过，如果我不是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遇来到德国的话，我的一生将会完完全全是另一个样子。我今天究竟会在什么地方，还能不能活着，都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这个１０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１０年，有它辉煌成功的一面，也有它阴暗悲惨的一面。所有这一切都比较详细地写在我的《留德十年》一书中，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因为我现在写的《自述》重点是在学术；在生活方面，如无必要，我不涉及。我在上面写的我在哥廷根１０年的学术活动，主要以学术论文为经，写出了我的经验与教训。我现在想以读书为纲，写我读书的情况。我辈知识分子一辈子与书为伍，不是写书，就是读书，二者是并行的，是非并行不可的。
我已经活过了８个多１０年，已经到了望九之年。但是，在读书条件和读书环境方面，哪一个１０年也不能同哥廷根的１０年相比。在生活方面，我是一个最枯燥乏味的人，所有的玩的东西，我几乎全不会，也几乎全无兴趣。我平生最羡慕两种人：一个是画家，一个是音乐家。而这两种艺术是最需天才的，没有天赋而勉强对付，绝无成就。可是造化小儿偏偏跟我开玩笑，只赋予我这方面的兴趣，而不赋予我那方面天才。《汉书·董仲舒传》说：“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极想“退而结网”，可惜找不到结网用的绳子，一生只能做一个羡鱼者。我自己对我这种个性也并不满意。我常常把自己比做一盆花，只有枝干而没有绿叶，更谈不到有什么花。
在哥廷根的１０年，我这种怪脾气发挥得淋漓尽致。哥廷根是一个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没有。我又是一介穷书生，没有钱，其实也是没有时间冬夏两季到高山和海滨去旅游。我所有的仅仅是时间和书籍。学校从来不开什么会。有一些学生会偶尔举行晚会跳舞，我去了以后，也只能枯坐一旁，呆若木鸡。这里中国学生也极少，有一段时间，全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这种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我空前绝后的读书的机会。我在国内不是没有读过书，但是，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来看，什么时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
我读书有两个地方，分两大种类，一个是有关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等的书籍，一个是汉文的书籍。我很少在家里读书，因为我没有钱买专业图书，家里这方面的书非常少。在家里，我只在晚上临睡前读一些德文的小说，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ｎｎ的名著《Ｂｕｄｄｅｎｂｒｏｏｋｓ》就是这样读完的。我早晨起床后在家里吃早点，早点极简单，只有两片面包和一点黄油和香肠。到了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首先在餐桌上消逝的是香肠，后来是黄油，最后只剩一片有鱼腥味的面包了。最初还有茶可喝，后来只能喝白开水了。早点后，我一般是到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午饭在学生食堂或者饭馆里吃，吃完就回研究所。整整１０年，不懂什么叫午睡，德国人也没有午睡的习惯。
我读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的书籍，一般都是在梵文研究所里。因此，我想先把梵文研究所图书收藏的情况介绍一下。哥廷根大学的各个研究所都有自己的图书室。梵文图书室起源于何时、何人，我当时就没有细问。可能是源于ＦｒａｎｚＫｉｅｌｈｏｒｎ，他是哥廷根大学的第一个梵文教授。他在印度长年累月搜集到的一些极其珍贵的碑铭的拓片，都收藏在研究所对面的大学图书馆里。他的继任人Ｈｅｒｍａｎｎ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在他逝世后把大部分藏书都卖给了或者赠给了梵文研究所。其中最珍贵的还不是已经出版的书籍，而是零篇的论文。当时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梵学大师，同全世界各国的同行们互通声气，对全世界梵文研究的情况了如指掌。广通声气的做法不外一是互相邀请讲学，二是互赠专著和单篇论文。专著易得，而单篇论文，由于国别太多，杂志太多，搜集颇为困难。只有像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这样的大学者才有可能搜集比较完备。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把这些单篇论文都装订成册，看样子是按收到时间的先后顺序装订起来的，并没有分类。皇皇几十巨册，整整齐齐地排列书架上。我认为，这些零篇论文是梵文研究所的镇所之宝。除了这些宝贝以外，其他梵文、巴利文一般常用的书都应有尽有。其中也不乏名贵的版本，比如ＭａｘＭüｌｌｅｒ校订出版的印度最古的典籍《梨俱吠陀》原刊本，Ｗｈｉｔｎｅｙ校订的《阿闼婆吠陀》原刊本。Ｂｏｅｈｔｌｉｎｇｋ和Ｒｏｔｈ的被视为词典典范的《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原本和缩短本，也都是难得的书籍。至于其他字典和工具书，无不应有尽有。
我每天几乎是一个人坐拥书城，“躲进小楼成一统”，我就是这些宝典的伙伴和主人，它们任我支配，其威风虽南面王不易也。整个Ｇａｕｓｓ－Ｗｅｂｅｒ－Ｈａｕｓ平常总是非常寂静，里面的人不多，而德国人又不习惯于大声说话，干什么事都只静悄悄的。门外介于研究所与大学图书馆之间的马路，是通往车站的交通要道；但是哥廷根城还不见汽车，于是本应该喧阗的马路，也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真是一个读书的最理想的地方。
除了礼拜天和假日外，我每天就到这里来。主要工作是同三大厚册的Ｍａｈⅲ觯幔螅簦跗疵Ｒ坏└械狡＞耄驼酒鹄矗叩桨诼耸榈氖榧芘裕攀殖槌鲆槐臼槔矗蜾溃蜃邢冈亩痢；奔染茫叶缘笔笔澜缟翔笪摹屠暮头鸾萄芯康那榭觯闹写筇迳嫌幸桓雎掷Ｊ澜绺鞴挠泄刂鳎饫锘旧隙加小６业鹿褂幸恢痔厥獾墓菏橹贫龋舜笱际楣萦谐渥愕墓菏榫阎猓恳桓鲅芯克加凶约憾懒⒌墓菏榫眩淌诳梢匀我夤郝蛩衔杏玫氖椋还艽笱际楣菔欠裼懈幢尽５保祝幔欤洌螅悖瑁恚椋洌舯徽鞔泳保飧雎蚴榈娜妥搅宋业氖种小Ｎ以敢饴蚴裁词椋吐蚴裁词椤Ｊ槁蚧乩匆院螅嗄恳膊灰欢ê芸蒲В研灾氏嗤蛳嗬嗟氖楸嗯旁谝黄鹁托辛恕＝枋槭蔷宰杂傻模幸桓鼋枋椴荆约盒瓷辖璩鍪榈氖槊⒔璩鋈掌冢还榛故保瓷弦桓龉榛谷掌诰托辛恕４永疵挥腥死垂埽墒且泊永疵挥卸椋还苁嵌嗝凑涔蟮陌姹尽３耸榧酝猓澜绺鞴泄赜《妊Ш投窖У脑又荆饫镆灿τ芯∮小Ｗ苤馐且桓龊懿淮淼淖ㄒ低际槭摇�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畅游于书海之中。我读书粗略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细读的，一类是浏览的。细读的数目不可能太多。学梵文必须熟练地掌握语法。我上面提到的Ｓｔｅｎｚｌｅｒ的《梵文基础读本》，虽有许多优点，但是毕竟还太简略；入门足够，深入却难。在这时候必须熟读Ｋｉｅｌｈｏｒｎ的《梵文文法》，我在这一本书上下过苦工夫，读了不知多少遍。其次，我对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的几本书，比如《佛陀》等等都从头到尾细读过。他的一些论文，比如分析Ｍａｈⅲ觯幔螅簦醯奈奶宓哪且黄诵绰畚模乙捕枷付凉＃祝瑁椋簦睿澹停祝幔悖耄澹颍睿幔纾澹斓蔫笪奈姆ǎ模澹猓颍酰睿澹蛐祝幔悖耄澹颍睿幔纾澹斓哪且槐臼椋约埃祝牵澹椋纾澹虻墓赜诎屠牡闹鳎叶枷鹿し颉５牵易罘叩幕故俏业奶鲜Γ龋澹椋睿颍椋悖瑁台梗洌澹颍螅氖椋抑灰艿玫剑鸵欢ㄗ邢冈亩痢Ｋ穆畚募校瑁椋欤铮欤铮纾椋悖幔桑睿洌椋悖崾且徊亢艽蟮氖椋掖油返轿沧邢付凉槐椋械奈恼露凉啾椤Ｏ裾庋芯坑《裙糯镅浴⒆诮獭⑽难А⒈鹊亩砸话闳死此刀际羌菰铩⑸畎碌奈恼拢Ω盟凳亲罘ξ兜亩鳌Ｏ不抖琳庋恼碌娜丝峙录偌伲欢胰辞橛卸乐樱晃易畎林型饬轿淮笱д叩奈恼拢泄浅乱∠壬鞣骄褪牵台梗洌澹颍笙壬Ｕ饬轿淮笫κ涤幸烨ぶ睢Ｋ俏模绨核瘢徊悴惆氯ィ福幻婷婢愕剑尴肝抟牛恍鹗霾唤部栈埃壑け赜懈荩淮永床灰橐宰造牛叨辔＜榧槐鹑耸佣患模瞧茏⒁猓槐砻嫔喜⒉患枭钚拢谄降腥茨芗衿妫挥惺闭嫒纭吧街厮匆晌蘼贰保奂洹傲祷饔忠淮濉保挥鼗厍郏詈蟮贸鼋崧郏媚愣偈本醯没砣豢剩诜姆Ｈ嗣且话愣廖难ё髌纺艿妹栏邢硎埽砬嵘疋Ｈ欢叶亮轿淮笫Φ穆畚氖钡玫降拿栏邢硎埽攵廖难ё髌肥彼玫降腻暮醪煌此坪醺罡摺Ｒ残碛腥嘶崛衔馐俏腋鋈说墓竹保晃易约壕醯茫馊肥凳恰榜薄保欢廖蕖肮帧笨裳浴！按酥杏姓嬉猓嬉淹浴保挡蛔阄馊说酪病�
上面谈的是我读梵文著作方面的一些感受。但是，当时我读的书绝不限于梵文典籍。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哥廷根大学有一个汉学研究所。所内有一个比梵文研究所图书室大到许多倍的汉文图书室。为什么比梵文图书室大这样多呢？原因是大学图书馆中没有收藏汉籍，所有的汉籍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如藏文、蒙文、西夏文、女真文之类的典籍都收藏在汉学研究所中。这个所的图书室，由于ＧｕｓｔａｖＨａｌｏｕｎ教授的惨淡经营，大量从中国和日本购进汉文典籍，在欧洲颇有点名气。我曾在那里会见过许多世界知名的汉学家，比如英国的ＡｔｈｕｒＷａｌｅｙ等等。汉学研究所所在的大楼比Ｇａｕｓｓ－Ｗｅｂｅｒ－Ｈａｕｓ要大得多，也宏伟得多；房子极高极大。汉学研究所在二楼上，上面还有多少层，我不清楚。我始终也没有弄清楚，偌大一座大楼是做什么用的。１０年之久，我不记得，除了打扫卫生的一位老太婆，还在这里见到过什么人。院子极大，有极高极粗的几棵古树，样子都有五六百年的树龄，地上绿草如茵。楼内楼外，干干净净，比梵文研究所更寂静，也更幽雅，真是读书的好地方。
我每个礼拜总来这里几次，有时是来上课，更多地是来看书。我看得最多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有一段时间，我帮助Ｗａ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查阅佛典。他正写他那一部有名的关于释迦牟尼涅槃前游行的叙述的大著。他校刊新疆发现的佛经梵文残卷，也需要汉译佛典中的材料，特别是唐义净译的那几部数量极大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至于我自己读的书，则范围广泛。十几万册汉籍，本本我都有兴趣。到了这里，就仿佛回到了祖国一般。我记得这里藏有几部明版的小说。是否是宇内孤本，因为我不通此道，我说不清楚。即使是的话，也都埋在深深的“矿井”中，永世难见天日了。自从１９３７年ＧｕｓｔａｖＨａｌｏｕｎ教授离开哥廷根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汉学讲座教授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汉学研究所就由我一个人来管理。我每次来到这里，空荡荡的六七间大屋子就只有我一个人，万籁俱寂，静到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在绝对的寂静中，我盘桓于成排的大书架之间，架上摆的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感。我翻阅的书很多；但是我读得最多的还是一大套上百册的中国笔记丛刊，具体的书名已经忘记了。笔记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著述体裁，内容包罗万象，上至宇宙，下至鸟兽虫鱼，以及身边琐事、零星感想，还有一些历史和科技的记述，利用得好，都是十分有用的资料。我读完了全套书，可惜我当时还没有研究糖史的念头，很多有用的资料白白地失掉了。及今思之，悔之晚矣。
我在哥廷根读梵、汉典籍，情况大体如此。
１９９７年
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
今年春天，我在新创刊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天人合一”新解》（以下简称《新解》），阐述了我最近对东西文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想法，大概仍然属于野狐谈禅之类。不意竟引起了很大反响（柴剑虹、向云驹等先生相告）。同时，我自己也进一步读了一些书。我并无意专门搜集这一方面的资料，资料好像是自己跃入我的眼中。一经看到，眼明心亮。我自己也有点吃惊：资料原来竟这样多呀！这些资料逼迫我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
我想到，东西文化关系的问题，是当前国内热门话题之一，国外也有类似倾向。最近一两年内，我曾多次参加国内和国际研究东西文化关系的学术研讨会。同声相求，同气相应，颇有一些意见相同者，窃以为慰。但是，兹事体大，绝非一两个人，在一两年内，就能获得比较满意的解决的。因此，把我进一步考虑的结果以及新看到的一切资料，搜集起来，对《新解》加以补充，会是有益的。
这就是这篇论文产生的根源。
我的做法是，先补充一些资料，然后再分别介绍李慎之先生一篇文章和郑敏先生一篇文章。最后讲一点纳西族的哲学思想。
我在《新解》中引用了不少中国资料；但是对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宋代的张载，却只提了一句，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张载是宣扬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