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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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的家乡是山东省清平县（现属临清市）康庄镇官庄。季羡林就出生在官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临清地处鲁西北平原，京杭大运河由此穿过。由于盐碱地多，土地贫瘠，更兼降雨集中在夏季，常发生春旱夏涝，农作物产量较低，丰年难以果腹，灾年则颗粒无收，所以临清是山东的贫困地区之一。农作物主要以小麦、玉米、棉花为主，也产大枣、柿子。此外，临清的大蒜个儿大味好，颇有名气。
　　临清有悠久的历史，西汉初年，即以清渊之名建县。后赵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由于地倚清河（卫河古称）而更名为临清。至明代升格为临清州，属东昌府。后又恢复为临清县。1984年撤县改市，称临清市。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上，临清曾经是一个繁荣的城市。隋代开通京杭大运河之后，临清是运河上的一个大码头，几百年中，商贾云集，百业兴隆，歌楼舞馆，鳞次栉比，是很阔过一阵子的。几代皇帝南巡，都曾经过临清，在史书上都有记载。据季羡林考证：英国学者亨利·玉尔（HenryYule）的名著《CathayandtheWaythither》（《东城记程录丛》）中，就有关于临清的记述：
　　这是天主教神父鄂多瑞克（Odoric）旅行记中的一段记载，时间是1316年至133O年，是在中国的元朝。原文是：
　　离开了那坐城市Manzu（扬州？明州？镇江？），沿淡水运河走了八天以后，我来到了一座城市，叶做Tenyin。它位于一条叫做Caramoran河的岸上，这一条河流经中国的正中，一旦决口，为害甚剧，正如Fenara的Po河。
　　——《故乡行》
　　季羡林认为，“根据鄂多瑞克航行的时间，再根据此城的地望，此城必是临清无疑。”至于鄂多瑞克为什么在旅行记中给临清记上一笔，只能推想，元代的临清必定已经贸易兴隆，文化昌明，成为大运河沿岸的一个重要城市了。
　　临清在历史上也曾是人文荟萃之地。著名的舍利宝塔，与杭州的六合塔遥遥相对，成为临清的著名景观。明清两代文人墨客多有题咏者。明代万历年间州人柳佐建永寿寺，规模宏伟。据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清李基和有《清渊十景诗》，可见其时临清人文景观的盛况。其他如鰲头矶、钞关、清真寺等，都是著名的文化古迹。
　　可是，随着大运河北段逐渐干涸，特别是津浦铁路通车以后，陆路交通代替了水上航运，于是沧海变成了桑田，临清昔日的辉煌逐渐成了历史陈迹，慢慢衰败下来，逐渐成了一个无名的小县城。但是，文化并没有随着经济的衰败而衰败，它的流风余韵仍然长久地盘桓在临清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至今，这块齐鲁故土，孔孟的故乡，依然民风淳朴，凝聚着厚重的传统文化气息。
　　然而，正如季羡林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料想，近年来京九铁路修通，临清为车站之一。如今临清借京九线通车的东风，又开始大兴土木，渐渐繁荣起来了。
　　临清古代曾经出过几位文臣武将，但都不甚有名。近代名人中，名副其实的临清人，大约要算抗日将军张自忠了，这是临清人的骄傲。
　　今天，临清又出了一位闻名全国的大学者季羡林，据说家乡人早就打算把他的名字修进县志里去，恐怕是进入艺文志之类的吧。不过按老规矩，活着的人是不进县志的，不知道老家的人有没有按老规矩办事。但是，不管进没进县志，如今季羡林的名字在临清早已经家喻户晓，成为临清人的又一骄傲。
　　按照季羡林的说法，在他出生的年代，全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的其他省份）穷，专就山东而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他的家乡清平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官庄则是县里最穷的村，而他的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简而言之，季羡林出生在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家庭。
　　官庄距临清县城四十里地，是鲁西北平原上一个贫困僻远的小村。官庄笼罩在一片黄色之中。黄色的土路，黄色的土坯房，黄土抹的房顶，甚至连天空也是灰黄灰黄的。村子中央有一个大坑，夏天雨后，坑里积满了雨水，孩子们就在黄泥汤里游泳戏水。全村惟一的一点绿色，是村南打麦场边的几棵大杨树。只有当阳光照射在树身上，绿色的树叶映出点点光亮，微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时，才给这个单调、沉闷的小村庄带来一丝生气。季羡林的家在村子南面，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实际是在村外，是村里穷人住的地方。他家住三间破旧的土坯房，房前有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两棵高过房顶的大杏树，结的是酸杏。可常常有人来偷摘杏吃。有一次，同村的一个男孩爬上房顶偷杏，不慎跌下来摔断了腿。院前门旁还有一棵花椒树。除此而外，院子里就什么也没有了。

　　季羡林的祖父母早亡，他从未见过他们，祖父母身后留下三个儿子。季羡林的父亲排行老大，还有两个叔叔。小的一个叔叔过继给了外姓人，改姓刁，从此与季家脱离了关系。父亲和另一个叔叔，兄弟俩相依为命。他们俩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一贫如洗。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食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后来，乡下实在呆不下去了，兄弟俩决定去大城市闯荡一番。离官庄最近的大城市便是山东省首府济南，兄弟俩就来到了济南。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在人口稠密的济南府，拉过洋车，扛过大包，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后来，叔叔在济南找到了工作，立定了脚跟。兄弟俩又商量，决定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乡务农。季羡林的叔叔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老季家争一口气。
　　于是，季羡林的父亲便从济南回到了老家官庄，耕种祖父留下的半亩多薄地，以维持生计。就在父亲从济南回到官庄种地的这段时间，1911年8月6日，这个贫穷农民的家庭里，终于有了一丝欢乐的气氛——一个小生命降生了！季羡林呱呱落地，来到了人间。
　　关于季羡林的生日，这里顺便作一点说明。几十年来，大家都知道季羡林的生日是8月6日。每逢这一天，他的亲朋好友，学生晚辈，各级领导，甚至外国大使，都会向他祝寿，这已经成了惯例。可是，200l年8月，聊城和临清市的党政领导邀请他回故乡，庆祝他的九十岁生日。在祝寿大会后，他在写《故乡行》一文时，却写了下面一段文字：“八月六日──我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件事情：我的生日从旧历折合成公历是八月二日。由于一次偶然的笔误，改成了六日，让我少活了四天──算是我的生日。”这件事也算得季羡林生平中的一件趣闻。不过，这么多年来，他对自己生辰的讹误，听之任之，将错就错，不置一辞，也颇耐人寻味。
　　季羡林的母亲也是穷苦人家的女儿，娘家姓赵，就住在离官庄五里的一个村子里，因为家里穷，没钱上学，不识字，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季羡林六岁以前，同母亲朝夕相处，相濡以沫，母子之间的感情至厚至深，至博至大。如今，已经年届九十的季羡林，念及母亲时，仍然忍不住要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季羡林幼年时候和母亲形影不离，母亲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有时候，在做午饭前，母亲到地里去摘绿豆荚，好把豆粒剥出来，拿回家去做午饭。季羡林便跟着母亲到地里去。这时候正接近中午，天高云淡，蝉声四起，蝈蝈儿也爬上高枝，纵声歌唱，空气中飘拂着一股淡淡的草香和泥土的香味。在绿豆地里，季羡林在母亲身后跑来跑去，不停地问这问那。他捉到一只蚱蜢，要拿给母亲看一看。棒子上长了乌霉，他觉得奇怪，一定要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总是一边摘着豆荚一边耐心地回答他的问题，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有时，他想和母亲比赛谁摘豆荚快。尽管他全神贯注，使出全身力气去摘豆荚，想超过母亲，结果他还没摘到半筐，母亲的筐里已经满了。失望之余，他细心观察，发现这里面也并没有什么奥秘，关键就在母亲那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上。从那以后，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就在他心里占据了重要位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只要一想到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便浮现在眼前。
　　季羡林童年的境遇，他在《我的童年》一书中这样记述：
　　在我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榛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在春天或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子，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顿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去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和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一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
　　有一年夏天，季羡林拣到一小篮麦穗，高兴地递给了母亲。母亲把麦穗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季羡林越吃越想吃，吃完饭以后，他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追着要打他。季羡林当时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连忙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来捉他，只好站在水坑边上，看着儿子站在水里，把剩下的白面饼子津津有味地吃完。最后，母亲也笑了。
　　季羡林家徒四壁，穷得连饭都吃不饱，自然不可能去私塾念书。当时，他的家中没有一本书，甚至连个带字儿的纸条都没见过。季羡林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如果不是出现非常的机遇，大约他至今仍然是个农民，在村里当个羊倌、猪倌什么的，了此一生。　
　
　　


命运的转折
　　但是，世事难料，人生变幻莫测。就在季羡林六岁的时候，幸运之神突然向他伸出了召唤的手。转瞬间，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改变。
　　事情是这样的：官庄的季家原来是一个大家族。父亲一辈中，大排行兄弟就有十一人。其中六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杳无音信。留下的五个，一个送了人，自然也与季家无缘了。余下的四个，只有季羡林的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但不幸早亡；而留在济南的叔叔又没有子嗣，只有一个女儿。这样一来，季羡林就成了整个季氏家族中惟一的男孩子。在封建社会中，他当然就成了给季家续香火、光门楣的惟一指望。为此，叔叔与父亲经过反复的商议、筹划，终于共下决心：为了光宗耀祖，无论如何也要把季家的这根独苗苗培养成人。恰好，此时叔叔在济南谋得了一个职务，有了稳定的收入。于是，兄弟俩决定把小羡林从官庄带出去，离开农村，送到济南去培养。
　　父辈的这个决定，对于季羡林来说，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捩点。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17年春节前夕，父亲把六岁的季羡林送到济南叔叔家。从此，季羡林便离开了父亲、母亲，告别了故乡和儿时的伙伴，结束了农村生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然而却是寄人篱下的生活。
　　童年生活也随之结束了。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家孩子的童年生活。对一般人来说，这也许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对于一个将要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人来说，特别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师来说，童年时期的蒙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人文社会学者不同于作家，他需要长期积累中外文化知识，只有在掌握了前人创造的知识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然后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而要打好这样的文化基础，一般是需要从童年时代开始的。纵观20世纪中国学坛大师的情况，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像季羡林这样六岁以前还在地里拾麦穗，割草喂牛，与文字无缘的人，日后能成为学术大师的，不能说绝无仅有，也是寥若晨星。例如，比季羡林大三十岁的鲁迅先生，虽然幼年时家道中落，“从小康而坠入困顿”，却仍然能够在“三味　”中得到寿镜吾老先生的开蒙教育；又比如比季羡林大二十岁的胡适先生，从小就能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不满三岁便认识了七百多字，三岁多就进了正式的学堂读书。因为个头太小，还需要别人抱上高凳子坐着，才能听老师讲课。三四岁的胡适，便已经开始诵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著作了；再比如比季羡林小一岁的钱钟书先生，出身于无锡有名的书香世家，四岁识字，五岁入私塾读《毛诗》，每天上学都由家中派人接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季羡林的“蒙学”却等于零。说实在的，像季羡林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若无特殊的机遇和过人的聪慧与勤奋，要想日后在中国学坛独树一帜，并且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季羡林常说：“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这完全是他发自肺腑的实话实说。当时季羡林到了济南，开始上学读书，他“惟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能抢到一个饭碗。”而不是做学者。他的家庭也从来没有期望他成为学者。季羡林做学者的“志向”并非从小所立，亦非家庭所希冀，而是“水涨船高”，一步一步地逐渐树立起来的。　
　
　　


寄人篱下
　　1917年初春，北方大地春寒料峭。在阵阵扑面的寒风中，父亲带着六岁的季羡林，骑着毛驴，踏着地上的残雪，从鲁西北的官庄，一步步走到了济南。
　　到了济南，展现在幼年季羡林眼前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这儿的一切，都使这个一直生长在农村的孩子又惊又喜，大睁着双眼，左瞧右看。不必说那些鳞次栉比的商店、五光十色的景观，也不必说车水马龙的街巷、来往穿梭的人流，无不使他目不暇接，喜出望外，单是那巉岩嶙峋、险峻雄伟的”千佛山”，就让这个少年大吃一惊，大开眼界。因为他从小生活在北方大平原的黄土地上，从未见过山，更不用说如此奇特的大山了。
　　济南虽然比官庄好，但是让他伤心的是离开了亲爱的母亲。他初到济南时，常常在梦中梦到母亲，然后从梦中哭着醒来。尽管这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能吃上肉，但是他宁愿再啃红高粱饼子吃咸菜，也要回到母亲身边。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他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但是对母亲的想念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这里应该介绍一下他的叔父，这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人。1993年，季羡林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文中，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叔父：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一个对宋明理学如此热衷的人，当然是坚守“三纲五常”、“夷夏之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类传统思想的人。一个有趣的例子最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