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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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惨案”惊魂
1927年，北伐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广东出发，一路扫荡，宛如劲风扫残云，把各路军阀打得落花流水，纷纷溃败。1928年，大军占领了济南。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怕失去它在山东的利益，悍然出兵占领了济南，酿成有名的“五三惨案”。当时，季羡林还是山东大学附设高中二年级的学生。由于日军占领了济南，国民军撤走，所以学校不能开学。学生们都只能在家里待着。日本军队当时成了济南的最高统治者，但是他们又非常害怕中国老百姓，常常搞突然袭击，到居民家里搜查，闹得全城风声鹤唳、鸡犬不宁，经常发生日军枪杀中国老百姓的事件。季羡林本人就曾遭遇过一次险情。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回忆道：
我无学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山东焚烧日货的“罪魁祸首”就是学生。我于是剃光了脑袋，伪装成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东门大街上，迎面来了一群日军，检查过往行人。我知道，此时万不能逃跑，一定要镇定，否则刀枪无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个日兵搜我的全身，发现我腰里扎的是一条皮带。他如获至宝，发出狞笑，说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学徒，你是学生。学徒的，是不扎皮带的！”我当头挨了一棒，幸亏还没有昏过去。我向他解释：现在小徒弟们也发了财，有的能扎皮带了。他坚决不信，正在争论的时候，另外一个日军走了过来，大概是比那一个高一级的，听了那日军的话，似乎有点不耐烦，一摆手：“让他走吧！”我于是死里逃生，从阴阳界上又转了回来，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知道。
在日军刺刀下度过的1928年，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他沉痛地写道：“在这一年内，我心镜上照出的是临时或候补亡国奴的影像。”这段经历，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对他后来的思想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叔父的“礼物”——包办婚姻
1929年，季羡林十八岁时，尊叔父母之命结了婚。叔父当年把侄子从农村接到济南来，本来就有两件任务：一件是培养他读书，以图将来为季家光大门楣；另一件是为季家续香火，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到了1929年，在叔父眼里，侄子的第一件任务完成得十分满意，他在学校已经成了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前途十分光明。于是叔父自然就想起该完成的第二件任务——结婚生子。按常情，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学生，正值青春年少，学业初始，对未来怀着无限憧憬之时，一般是不愿有家室之累的。但是，以季羡林当时寄人篱下的处境而言，则是绝对无力反对这桩包办婚姻的。所以，当叔父提出婚事时，他只得服从，接受这件”叔叔送给的礼物”。这一年，经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结了婚。
季羡林的妻子叫彭德华，济南人，比他大四岁，只念过小学，就住在他家后院。两家门当户对。婚后，l933年他们先有了女儿，取名婉如。1935年，又有了儿子延宗。
这桩包办的婚姻，既无爱情可言，又由于文化差异悬殊，缺少共同语言，让季羡林从一开始感受到的，就不是欢乐而是痛苦。他在l932年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五三惨案”刚过，我精神是受刺激萎靡到极至了。又失学一年（生平未曾失过学），在家里蜷伏着。同时，使我最不能忘的（永远不能忘的）是我的H。（指妻子彭德华）竟然（经过种种甜蜜的阶段）使我得到derSchmerz（德文：“痛苦”）的真味。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心里突突地跳………虽然不成的东西，也终于成了东西了。①
1930年夏天，季羡林高中毕业了。回首十九年走过的道路，有得有失，有喜有忧。“得”和“喜”的是：经过叔父和老师们的精心培养和自己的努力，他从一个毫无前途可言的农村孩子，变成了品学兼优，前程无量的有为青年；“失”和“忧”的是：他离开了母亲，失去了人生最重要的母爱。这使他终身负疚，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他还必须承受叔父母包办婚姻带来的痛苦。可这就是人生，有得必有失。诚如他八十五岁时，在《人生》一文中所说：“我觉得，我们‘人’的‘生’都绝对是被动的。没有哪一个人能先制订一个诞生计划，然后再下生，一步步让计划实现。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
不管怎么样，1930年，展现在十九岁的季羡林面前的，是光辉灿烂的锦绣前程。他已经有实力，有自信，在未来的人生舞台上，一展身手，与那些高官显宦、书香霸气书库的富家子弟们，一比高低。
注：①季羡林：《清华园日记》，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第二章清华学子
季羡林同时被北大和清华录取，但他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因为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在清华读书，季羡林深受陈寅恪和朱光潜两位学者的影响，二位先生的课，使季羡林终生受益不尽。虽然当时他还没敢梦想当一个学者，然而这两门课的内容和精神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他内心深处……
进京赶考
老人们常说；北京是块福地。什么兵荒马乱的事，到了北京，都会烟消云散，平安无事。此话不假。1930年，正是中国兵荒马乱的年代。内有国共两党“围剿”与“反围剿”的殊死搏斗，血沃中原，寒凝大地，万家墨面，生灵涂炭；外有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东北三省危在旦夕，次年便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的同胞，沦为日寇的奴隶。在这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之际，北平城却依旧湖光山色、海晏河清，一派恬然自若、风平浪静的景象。
这年夏天，季羡林随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同班毕业的八十多位“举子”，联合“进京赶考”。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济南老家，独自一人出远门，又是参加大学考试，其兴奋激动的心情，自不待言。
“举子”们在前门车站陆续下了火车。季羡林坐上了一辆洋车，车夫拉着他在古都的大街小巷里奔跑。京城的一切，都使这个从外省来的年轻人感到迷惘和新奇。红的墙，绿的瓦，五颜六色的牌楼，马路上悠闲踱步的行人，比济南阔气得多的商店和酒馆……使他“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最使他奇怪的是，像木屋似的电车在铁轨上行驶，发出轰隆轰隆巨大的声响。他想，“电”，不是很危险吗？可是，乘客们却都若无其事地坐在车里，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洋车夫拉着他不知拐了多少弯，终于在西城大木仓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门口停了下来。这时他不但迷惘，甚至有点慌张。天黑，看不清院子里有些什么东西，甚至也没看清自己住的小屋，便糊里糊涂地睡下了。这一晚，他做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梦。
这就是北京留给他的第一印象。他一生走过许多地方，可是他最爱的还是北京。
从全国各地来京的“举子”们，自然没有闲情逸致去观赏故都的宫殿名苑。他们是来“赶考”的，重任在身，前途未卜。而大学的入学考试，对莘莘学子们来说，不啻为一座“龙门”，既可怕，又极具吸引力。跳过去了，就成龙；跳不过去，就成蛇。这人生道路上的阴阳界，谁也绕不过去。曾有多少人跳过“龙门”，从此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名利双收，出人头地；也曾有多少人，“龙门”折翅，名落孙山，从此心灰意懒，自暴自弃，穷愁潦倒，抱恨终生。这一幕幕的人间悲喜剧，一直延续到今天。真是年年岁岁演不尽，几家欢乐几家愁。
当时到北平赶考的“举子”，起来大概有六七千或八九千人，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僻远的云南和贵州，根本没听说过有人到南京或上海等地去赶考的。留在本地报考大学的也很少。这是当时的时代潮流。
当时，北平的大学有十几所，还有若干专科学校，五花八门，既有国立的，也有私立的，还有教会立的。考试办法也不像今天这样统一出题，统一阅卷，统一录取；而是各校分头招生，有意把考试日期分开，不让“举子们”顾此失彼。有的大学，比如朝阳大学，一个暑假就招四五次生，可谓“先天下之招而招”又“后天下之招而招”，前者是为了报名费（每人大洋三元），后者是为了学费。最后几乎一网打尽。各校招生均自己出题、自己录取。这样，考生便可以任意选择报考学校。虽说考生自由选择的空间很大，但由于学校水平极其悬殊，因此，竞争的焦点便集中在名牌大学上。当年的名牌大学，同今天一样，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国立”大学。全国来赶考的“举子”们，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即使自知庸陋，也无不想侥幸一试。因为这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事，谁愿意放过呢？北大和清华当然只招一次生，而且门坎高得可怕，在大约五六千或更多的报名学子中，清华仅录取约两百人，北大不及清华的一半，百分比更低，甚是吓人，比现在困难多了。往往没有把握的人，都得报几个二流、三流、不入流的学校垫底。有的人甚至报七八所大学。即使这样，每年仍有许多考生落第，铩羽而归。
季羡林只报了北大、清华两所大学。他说：“我一辈子考试的次数成百上千，从小学一直考到最高学位；但我考试的运气好，从来没有失败过。”这当然不是什么运气好，而是有实力与自信。但是作为一名高中毕业生，非北大、清华不上，这多少有点狂妄。由此也可看出，青年季羡林的心气儿有多高。他回忆当年考试的情形：
清华当年入学考试的国文作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因为清华离城远，所以借了北大北河沿三院作考场，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到过清华园，仅仅凭借“清华园”这三个字，让自己的幻想腾飞驰骋，写出了妙或不妙的文章。我的幻想能力自谓差堪自慰，大概分数不低。
——《清新俊逸清华园》
北大的考题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先说国文题就非常奇特：“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这哪里像是一般的国文试题呢？英文更加奇特，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另加一段汉译英，据说年年如此。那一年的汉文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这也是一个很难啃的核桃。最后，出所有考生的意料，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以外，叉奉赠了一盘小菜，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加试英文听写。我们在山东济南高中时，从来没有搞过这玩意儿。这当头一棒，把我们都打蒙了。我因为英文基础比较牢固，应付过去了。可怜我那些同考的举子，恐怕没有几个人听懂的。结果在山东来的举子中，只有三人榜上有名。我侥幸是其中之一。
——《我眼中的张中行》
季羡林考试结果是：“连中双元”。北大、清华都录取了。他大喜过望，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自然也就成为举子们羡慕的对象。
回到旅舍，欣喜之余，他回想起来京之前，在济南报考邮务生落榜之事，感慨不已，顿生人生莫测，祸福难料之感。原来，就在他高中毕业后，来京赶考前的这段时间里，济南邮政局招收“邮务生”。当时社会上，邮政局、铁路局、盐务稽核所，这三个关系国计民生命脉的部门，都掌握在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老外”是谁也不敢惹的。“老外”给的饭碗，是“铁”的，砸不烂，打不碎，摔不破。只要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就可以终生稳端这个“铁饭碗”。这在一般人的眼里，当然是一个美差。当叔父知道招收邮务生的消息后，觉得机不可失，便要求侄子前去报考。季羡林虽然志在上大学深造，却不敢有违严命。如果考取了，可以当一名邮务生。再如果勤勤恳恳工作，不出娄子，干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上一个邮务佐，算是邮局里的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可是出乎意外的是，他没考上。一个能考上中国最高学府北大、清华的高材生，竟然考不上一个邮务生，岂非咄咄怪事！他自己的答案是：“大概面试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样一块料，于是我名落孙山了。”这大概是有道理的。邮务生的标准同大学生的标准不是一码事，再加上他性格内向，不善应对，可能在这位“老外”眼里，他确实不是干邮务生的料。可是，今天想来，我们倒应该感谢这位“有眼力”的“老外”，否则，中国不过多了一个邮务生或邮务佐，而失去的却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学术大师。
北大、清华都考上了，却出现了新的难题：“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究竟上哪个大学好呢？
北京大学建于1898年，原名京师大学堂。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从此，北大就逐渐形成了民主、进步、爱国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形成了独立思考、治学严谨的学风。这里有全国知名的教授和一流的学生，上北大，自然是每一个考生梦寐以求的愿望。
清华大学建于1911年，前身叫“留美预备学堂”，是专门培养青年学生去美国留学的学校，它是清朝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兴办的。1925年开始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到了1930年，清华虽然已经不是专门培养青年出国留学的学校了，但在出国留学方面，仍然比北大或其他学校有优势。清华同样有全国一流的教授和学生；清华强调计划培养，严格训练，它的校风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清华同样是每一个考生首选的学校。
这两所大学在师资、设备、名望、生源等方面可谓势均力敌，不分轩轾，至今依然如此。可是，仔细研究一下，也可以发现它们在学风、校风上略有差异，各有千秋。所谓“北大学派”和“清华学派”的问题，一直是学界颇感兴趣又议而未决的问题。季羡林既成了清华学子，又在北大任教五十余年，当多年后有人问及此事，他曾就两校风范的差异，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我想说，北大的风范可以用人们对杜甫诗的评论‘沉郁顿挫’来概括。而对清华则可用杜甫对李白诗的评价‘清新俊逸’来概括。”
走进清华
季羡林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其中并没有多少奥秘。他说：“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
当时的清华大学，新生报考时用不着填写报考的系名，录取后，再由学生自己决定入哪个系。读上一年，如果觉得不满意，还可以转系。这样一来，自由倒是自由了，但又给新生增添了烦恼。因为清华的系、科繁多，哪一系、科都有吸引力。季羡林左掂右量，举棋难定。他自谓成了莎翁剧中的哈姆雷特，碰到了“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的难题。季羡林是从文科高中毕业的，按理说，上文科更适宜，然而他却一度想上数学系，可见当时他并没有立志成为一名语言学家。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季羡林最后决定入西洋文学系（后改名为外国文学系）。这决定自然与他那虚无缥缈的出国梦分不开，同时，也与当年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大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