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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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季羡林最后决定入西洋文学系（后改名为外国文学系）。这决定自然与他那虚无缥缈的出国梦分不开，同时，也与当年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大名威震神州不无关系。当年的清华西洋文学系，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当然都用英文，连中国教授讲课有的也用英文。光这一点，就够让青年学子们振聋发聩的。
然而，世间许多事往往都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待季羡林入了西洋文学系才发现，那些外国教授几乎全都不学无术，是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了的人。中国教授虽不能说个个不学无术，但有真知灼见的也寥寥无几。
六十多年后，耄耋之年的季羡林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写道：
从1930年到现在，六十七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所有当年的老师已经去世了。最后一位去世的是后来转到北大来的温德先生，去世时已经活过了一百岁。我现在想根据我在清华学习四年的印象，对西洋文学系做一点评价，谈一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想先从古希腊找一张护身符贴到自己身上：“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有了这张护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够畅所欲言了。
现在我来介绍温德教授。他是美国人，怎样到清华来的我不清楚。他教欧洲文艺复兴文学和第三年法语。他终身未娶，死在中国。据说他读的书很多，但没见他写过任何学术文章。……他身上穿着五百大洋买的大衣，腋下夹着十块钱一册的《万人丛书》，眼睛上戴着用八十块大洋配好的但镜片装反了的眼镜，徜徉在水木清华的林荫大道上，昂首阔步，醉眼朦胧。
现在介绍吴可读教授。他是英国人，讲中世纪文学。他既无著作也无讲义，上课时他顺口讲，我们顺手记。究竟学到了些什么东西，我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现在介绍毕莲教授。她是美国人。我也不清楚她是怎样到清华来的。听说她在美国教过中小学。她在清华讲授中世纪英语，也是一无著作，二无讲义。她的拿手好戏是能背诵英国大诗人Chaucer（乔叟——笔者注）的CanterburyTales（《坎特伯雷故事集》——笔者注）开头的几段。听老同学说，每逢新生上她的课，她就背诵那几段，背得滚瓜烂熟，先给学生一个下马威。以后呢？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花样了。
下面介绍叶崇智（公超）教授。他教我们第一年英语，用的课本是英国女作家JaneAusten（简？。奥斯丁——笔者注）的《傲慢与偏见》。他的教学法非常离奇，一不讲授，二不解释，而是按照学生的座次——我先补充一句，学生的座次是并不固定的——从第一排右手起，每一个学生念一段，依次念下去。念多么长？好像也没有一定之规，他一声令下：“Stop！”于是就Stop了！他问学生：“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是邻座的第二个学生念下去。有一次，一个同学提了一个问题，他大声喝道：“查字典去！”一声狮子吼，全堂愕然、肃然，屋里静得能听到呼吸声。从此天下太平，再没有人提出任何问题了。就这样过了一年。公超先生英文非常好，对英国散文大概是很有研究的。可惜，他惜墨如金，从来没有见他写过任何文章。
季羡林对当年清华西洋文学系教授的评价，也许会给人一种有违师道尊严的感觉。其实，这也是他性格的一种表露，是他与一般人的迥异之处。他从不会说谎言，也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他对别人的看法都写在纸面上，公诸于众。他对叶公超先生的看法，与他的师弟王辛笛先生（在清华西洋文学系比他低一级）相左，便写了《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一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古话：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懂。但是，为了真理，我不能用撒谎来讳，我只能据实直说。”他又说：“在背后，甚至在死后议论老师的长短，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尊师之道。不过，我个人觉得，我的议论，尽管难免有点苛求，却全是善意的，甚至是充满感情的。”
引用季羡林对西洋文学系教授颇有微词的评价，还有另一个原因。按常情，一位学者的成功，中学是打基础阶段，大学就应当是学术研究发轫的阶段。像西洋文学系教授们那样的教学水平，是很难让学生发出什么“轫”来的。季羡林虽然在西洋文学系上了四年学，可是他后来研究的却是佛教梵文、吐火罗文，与西洋文学风马牛不相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谁把他带上这条路的呢？又是谁给他发的“轫”呢？这里便不能不提到另外两位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和朱光潜先生了。
学术研究发轫
季羡林上了清华后，最使他感到遗憾的还不是西洋文学系教授水平低下的问题，而是没能赶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开办时期。就在他入学的前一年，国学研究院突然停办了。为此，他常发出“吾生也晚”的慨叹。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其目的专在培养成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师是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王、梁、赵、陈被称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在国学研究院里，一切现代化学校的烦琐规章制度，几乎都没有。它好像是旧日的书院，师生直接联系，互相了解。老师亲自指导学生从事研究，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从这个研究院里毕业的学生，几乎都成了教授或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当年的年轻讲师李济，后来也成了大师级的人物，曾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清华国学研究院，对20世纪中国学术界影响深远。
清华国学研究院理所当然的成为当时文科大学生们心目中的圣地。一切有志于从事国学研究的青年，无不顶礼膜拜，极其向往。如若能够登堂入室，则视为三生有幸。
可惜，它只存在了四年，便停办了。原因是：王国维与梁启超两位大师，不幸相继逝世。
好在陈寅恪先生在国学研究院解体后，转至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授，正在开设“佛经翻译文学”的课程，季羡林便立即办好旁听手续，前去听课。
陈寅恪先生少年出国，在东京上高中，后在上海复旦公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校学习，精通多种语言。他融合中西，学贯古今。从西北史地、蒙藏绝学、佛学义理、天竺影响，进而专治六朝隋唐历史，晚年又从事明清之思想研究，是一代史学大师。他不仅学问博大精深，而且是一位执著的爱国者。
季羡林前去旁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他便到城里的一座大庙里去买了一本。听陈先生的课，使他有如石破天惊，茅塞顿开，如痴如醉，从此便把他引上了研究佛教梵语的道路。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
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这一偶然的机缘，促成了季羡林日后选择佛教梵文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专业。当然并不是在听陈寅恪先生课的时候他就确立了这一志向。当时季羡林甚至还没想过要做一名学者，而且那时国内也无人能教梵文。只是陈先生在他心中播下的这颗种子，数年后，当他在德国碰到了闻名世界的梵文大师后，便开花结果了。
季羡林在清华时，曾经与吴宓、叶公超、杨丙辰、郑振铎等几位老师十分熟悉。因为发表文章，写毕业论文等事情常到几位先生家里去请教，几位老师还请他吃过饭。但是惟独与陈寅恪先生接触不多。除了上课以外，从未去陈先生家拜访过。有时候，在校园林荫道上，在熙熙攘攘的学生人流中，季羡林远远地看见陈寅恪先生去上课的身影，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是琉璃厂某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服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陈寅恪先生不随流俗，特立独行的形象，给季羡林“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后来，陈寅恪先生对季羡林的提携与帮助，则影响了他的一生，虽然当时陈寅恪先生并没有注意到这位年轻的旁听生。
清华时代对季羡林影响很大的另一位老师是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大学学习。那时朱先生刚从国外学成归来，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年龄也就三十四五岁。他开的课是“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季羡林选了这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学年，觉得朱先生的课不同凡响，获益匪浅。比起西洋文学系那些外国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可比的程度。
朱光潜先生口才并不好，他不属于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那一类人。而且，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好像还有点怕学生。讲课时眼睛总是向上翻，看着天花板的某一处，不敢看学生。可是他一句废话都没有，慢条斯理，娓娓道出深奥玄虚的美学理论，句句都能钻入学生心中。朱先生深通西方哲学和当时西方流行的美学流派，而对中国的旧诗词又极为娴熟。所以在课堂上引东证西或引西证东，触类旁通，头头是道，毫无牵强附会之处。季羡林立刻喜欢上这门课，对朱光潜先生也十分敬佩。
陈、朱二位先生的课，使季羡林终生受益不尽。虽然当时他还没敢梦想当一个学者，然而这两门课的内容和精神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他内心深处。他说：“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分不开的。”他又说：“如果说我的所谓‘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待‘发’的‘轫’的话，那个‘轫’就隐藏在这两门课里。”
结识名流
他还旁听或偷听过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他都听过。在旁听或偷听过程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一起去偷听冰心先生的课，当场被冰心先生赶出了课堂，这也成了一件趣闻。冰心先生当时很年轻，但已蜚声文坛，名震神州。清华请她来教课。学生中追星族也大有人在，季羡林就是其中之一。有一天，季羡林随追星族一起到三院去旁听，屋子里面座无虚席，连走廊上都站满了人。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常梳的纂儿，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她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么多学生，知道其中必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不选修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季羡林和追星族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曳兵而逃。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四十多年后，冰心先生已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季羡林与她重逢，向她谈起当年被逐之事，冰心先生说，她已经完全忘记了。
但是，旁听郑振铎先生的课，就大获成功，而且由于听课，季羡林与郑振铎先生后来成了忘年交。郑振铎先生当时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在清华兼课。季羡林由于从小就对中国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便前去旁听。郑先生知识渊博，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郑先生没有丝毫的教授架子，完全以平等态度对待学生，对青年人十分爱护。郑先生不但邀请季羡林到自己家里做客，而且在他与巴金、靳以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上发表季羡林的文章。当季羡林看见自己的名字煌煌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时，既受鼓舞，又颇为得意。
季羡林在大学期间，还有缘结识了沈从文先生和老舍先生。
沈从文先生在当时已经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他那些描写湘西怪异风土人情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特别是大学生们。季羡林也是沈从文作品的热心读者。他认为“所有并世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除了鲁迅先生之外，就是沈从文。”季羡林认识沈从文先生，实出于一件偶然的小事。当时，丁玲的《母亲》出版以后，季羡林读了感觉有一些意见要说，于是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文章登出后，听说沈从文先生有一些意见。于是季羡林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沈从文先生，同时请郑振铎先生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再版时，把他那篇书评抽掉。就是这样一件并不愉快的小事，他和沈从文先生便认识了。季羡林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沈从文先生是著名作家，两人社会地位相差悬殊，本不应该成为朋友。可是，沈从文先生一点名作家的架子也没有，这使季羡林十分感动。最令他难忘的是，沈从文先生和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宴席。出席婚礼的都是各界名流，证婚人是胡适之先生，场面十分隆重。沈从文先生居然也请他参加。这使他感到受宠若惊，同时也对沈先生为人的宽厚、朴实十分敬佩。从此，他们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季羡林认识老舍先生也是出于偶然的机缘。季羡林上大学期间，老舍先生正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有一年暑假，他回济南老家，他的小学、中学、大学“三连贯”老同学李长之，突然告诉他准备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而且要请他作陪。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使季羡林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
季羡林从高中时代起，就喜欢读老舍先生的作品。什么《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他都读过。他特别欣赏老舍作品中幽默的语言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对老舍先生十分崇敬。现在自己竟要陪这位著名作家吃饭，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心里忐忑不安。及至见到老舍先生后，才发现老舍先生全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种摆架子的名人。特别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说起来铿锵有致，听他说话，简直就像听音乐，是一种享受。从那以后，季羡林就同老舍先生认识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又曾因私或因公，与陈寅恪先生、朱光潜先生、冰心先生、郑振铎先生、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等，多有交住。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清新俊逸”清华园
季羡林在清华学习四年，除了老师们的教诲直接影响他后来学业的成功外，清华的校风对他思想和性格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理，一个学校培养出一个学校的学生，校风对学生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清华的校风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在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受西方文化影响更大一些，通俗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