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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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珺audelaire（波特莱尔，法国象征派诗歌先驱），英国Blake（布莱克，英国浪漫诗人），Keats（济慈，英国浪漫诗人）以至其他唯美派诗人。不过这些诗人的作品我读的并不很多，我所谓喜欢者大半都是Bylntuition（直觉地）。然而即便，他们的天才总是能觉得到的。
我主张诗要有形式，与其说有metre（格律），有rhyme（韵律）。以前有一个时期，我曾主张内容重于形式，现在以为是不对的。散文（尤其是抒情的）不要内容吗？中国新诗人只有徐志摩试用metre。不过这在中国文是非常难的。不过无论难不难，中国诗总应当向这方面走。这是我所以对徐志摩有相当崇拜的，无论别人怎样骂他。我觉得诗之所以动人，一大部分是在它的音乐成分。本来拿文字来express（表达）感情是再笨不过的了。感情是虚无缥缈的，音乐也是虚无缥缈的。感情有naturalharmony（自然和谐），音乐也有。所以——最少我以为——音乐表示感情是比文字好的。倘若不用文字，则无所谓诗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在诗里多加入音乐成分。
整整70年过去了，季羡林当时的文学观在今天看来，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是深刻还是浮浅，是精辟还是幼稚，无论如何它让我们听到了当时一个文学青年真实的心声，而这种声音过去是很少听到的，这件事本身就十分有意义。
最近读到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2001年11月，第474期）。其中有一篇谈到新月社的文章，并且提到了季羡林，不妨抄录一段，供读者参考：
1923年新月社在北京成立。先是以聚餐的形式出现，后来发展为俱乐部。参加的人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丁西林、余上源、林徽因等。社名是由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其意在“它那纤弱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次年底，胡适、陈西滢、徐志摩建立“现代评论社”。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撰稿人几乎都是新月社成员。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新月俱乐部宣告终止。
1927年春，原新月社的骨干，胡适、徐志摩、余上源等，筹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创办《新月月刊》。
新月社活动从此正式开始。参加的成员还有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儲安平、刘英士、张禹九、闻一多、邵循美等人。
1931年11月，徐志摩机坠身亡，叶公超临危受命，接办新月后六期编务。他又联合文友创办《学文》，并参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为重振新月提拔新人贡献力量。后来成名的：钱钟书、季羡林、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都是经过叶公超之手，借《新月》、《学文》扬名文坛的。
到1933年6月，新月杂志出刊四卷七期，宣告停刊，书店为商务印书馆接收。新月社宣告解散。
引文中，详尽地叙述了新月社的始末，又谈到叶公超与新月社的关系，最后提到季羡林是叶公超“为重振新月提拔的新人”之一。这些背景，当年的季羡林恐怕是并不知晓的，所以不能据此便把季羡林归到新月社一派中去，当时季羡林还是个大学生，还谈不上哪个派的问题。但是，作为季羡林的业师，叶公超确实对季羡林的文学创作进行过指导，有过影响。季羡林在《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文中写道：
在清华四年中，我同他（指叶公超——引者注）接触比较多。我早年的那一篇散文《年》，就是得到了他的垂青，推荐到《学文》上去发表的。他品评这篇文章时说：“你写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受，而是‘普遍的意识’（这是原话）。”我这篇散文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都交给命运去安排吧！”这就被当时的左派刊物抓住了辫子，大大地嘲笑了一通没落的教授阶级垂死的哀鸣。我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每月六元的伙食费还要靠故乡县衙门津贴，我哪里有资格代表什么没落的教授阶级呢？
不管怎样，我是非常感激公超先生的。我一生喜好舞文弄墨，年届耄耋，仍乐此不疲。这给我平淡枯燥的生活抹上了一点颜色，增添了点情趣，难道我能够忘记吗？在这里我要感谢两位老师：一个是高中时期的董秋芳（冬芬）先生；一个就是叶公超先生。
这一段插曲，可以视为上面介绍季羡林早期文学观的一点补充。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四年中，专业成绩优秀。他的毕业论文是TheEear1yPoemsofHo1der1ih（《荷尔德林的早期诗》）。
大学四年里，季羡林除了散文创作，还翻译了多篇外国名家的短篇小说。
“永久的悔”
1933年初秋，季羡林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突然传来噩耗，母亲在家乡病逝。闻讯后，他立刻从北平赶回官庄。他在火车里闷了一天，在长途汽车里又颠簸了一天以后，终于回到了八年未曾回过的故乡。当他跌跌撞撞地进了家门，看见母亲的棺材静静地端放在屋子中央，立刻扑向棺材，抚棺放声大哭起来。周围的人上来劝解，他丝毫不听，只是痛哭不止，一直哭到不知道自己在哭。
母亲的死，犹如晴天霹雳，对季羡林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并且成了他终生悔恨的一件事。
他从六岁离开母亲到济南叔叔家生活，中间只回老家三次，都是奔丧，只在母亲身旁待了数日。而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已是八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尽管如此，在离开母亲的16年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母亲。可是，寄人篱下的处境，使他身不由己，不能经常去看望母亲。他曾暗下决心，自己大学毕业以后，有了工作，立刻迎养母亲，可是，现在还没等他大学毕业，母亲便永远地去了，怎能不使他悔恨万分呢？
在等待下葬的日子里，他住在家里，守候在母亲身旁，有时也到村子里走走。他“看见院子里的树上，有母亲亲手砍伐的痕迹，在被烟熏黑了的小厨房里，还有母亲死前吃剩的半个茄子，半棵葱。母亲吃饭用的饭碗，随时用的手巾，都留有母亲的手泽和口泽，地上每一块砖上都印有母亲的脚印，不觉热泪盈眶，失声痛哭起来”。夜里，他枕着母亲枕过的枕头，想到母亲在这枕头上想念儿子时，不知流过多少泪，不禁又泪流满面，泪水沾湿了枕头，彻夜难眠。
他不断地责备自己。我究竟是个什么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母亲？为什么把母亲一个人扔在这荒僻穷困的村子里？为什么八年时间没有来看望过母亲？他感到自己实在愧对母亲，无地自容。他狠狠地责骂自己：“我是个什么东西？”
在这极端痛苦的日子里，他每天都在回忆，内疚，自责中度过。他感到，随着母亲的死，生活变得毫无意义，一切都变得空虚和冷寞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感到脑子里空荡荡的一片空白。自己整日像行尸走肉般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不知道该做什么，
下葬的日子到了。别人给他穿上白布袍子。他“迷迷糊糊地跟着一个人东走西走，跪下又起来，泪眼里看见来来往往的吊丧的人，感觉脑子有些麻木。突然，看到一群人去抬起母亲的棺材，这时才醒悟到真的要和母亲永别了，顿时嚎啕大哭起来。”以前，母亲的棺材放在屋里，母亲虽然死了，但只隔着一层棺木躺在里面，他每日陪伴着母亲，心里还稍感安慰。现在母亲将要埋到永恒的黑暗的地下去了，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想去阻拦抬棺的人，但人们把他拉开了。他糊里糊涂地跟在抬棺人群的后面走着，绕过了熟悉的大水坑，又走了长长的一段路，终于到了墓地。他又被拖着转了几个圈，然后是下葬，填土，地面上渐渐隆起了一个土包，他又被人拖回到家里……整个下葬的过程，他脑子里都是空虚和麻木的，没有思想，没有感觉，任人摆布。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一个改变了的世界。尘封的屋里，没有了黑亮的棺材，空空的，只有自己一个人。屋外小院里，残留在树上的一点浮翠也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墙头上的枯草在风中颤抖，阴沉的秋天的长空变得更黄，更黄。他心里感到无限的落寞和寂寥。
第二天他便离开故乡返回北平。临行时，他回望官庄，“在云天苍茫中，触目的是长天下一片凄凉的黄雾……”
回到北平以后，他仍然日夜思念死去的母亲，常常在夜里醒来，失声痛哭，不能自已。
l933年l2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晚上又想到母亲，又大哭失声，我真不了解，上天何以单给我这样的命运呢？我想到自杀。
l934年5月3日日记写道：
因为想到王妈又想到自己的母亲。我真不明了整八年在短短一生里占多长时间，为什么我竟一次也没家去看看母亲呢？使她老人家含恨九泉，不能瞑目！呜呼，茫茫苍天，此恨何极？我哭了半夜，夜里失眠。
六十年后，1994年，报社的编辑前来约稿，并且出了题目：“永久的悔”。季羡林看了题目后说：“题目出得好，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文章了。”于是，提笔写就《赋得永久的悔》这篇著名的散文，文中写道：
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是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季羡林一生中，不知道写过多少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梦中同母亲见过面。他对母亲的爱超过对任何人的爱。他说过，母亲死后，他便再没有过真正的欢乐。他为自己未能侍养母亲而悔恨终生。直至200l年，九十岁的季羡林回故乡给母亲扫墓，来到母亲墓前，百感交集，“扑通”一下便跪倒下去，眼泪夺眶而出，泪水滴到了眼前的香烛上。此刻，他“心中暗暗地说：‘娘啊！这恐怕是你儿子今生最后一次来给你扫墓了。将来我要睡在你的身边。’”（《故乡行》）
季羡林的爱母情结，成为他生命的重要部分，将伴随他的一生。
告别母校
上大学期间，季羡林家境每况愈下。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便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不多，每学期学费四十元。但这只是个形式，毕业时学校还要把收的学费如数退还给学生，供毕业旅行之用。学校不收宿费，膳费自理，每月六块大洋，顿顿有肉。即使这样，季羡林的家庭也负担不起。好在他的家乡清平县，国立大学生只有他一个，被视为“县宝”，每年津贴五十元，他还能写文章，得点稿费，家里的负担便可大大减轻。他就是在经济十分拮据的状况中，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
1934年夏天，季羡林毕业了。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了一张相片，结束了大学生活。
要和清华告别了，季羡林满怀深情，依依难舍。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难忘的四年。清华园内永远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生活，民主的气氛，科学的传统，求实的精神，师生的友谊，同学间的真情，使他永远难忘。清华园美丽的景色，更令他魂牵梦萦。他在《梦萦水木清华》一文中写道：“至于清华园的景色，更是有口皆碑，而且四时不同：春则繁花烂漫，夏则藤影荷声，秋则枫叶似火，冬则白雪苍松。其他如西山紫气，荷塘月色，也令人忆念难忘。”他说：“对我来说，清华园这一幅母亲的形象，这一首美丽的诗，将在我将要走的道路上永远伴随着我，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
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毕业即失业”。除了高官显宦，富商巨贾的子女，以及善于拍马钻营者，谁也不能例外。季羡林不属于上述三种人。他家境贫寒，生性木讷，自然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问题。而此时家里正等待他来承担家庭经济重任，这更加重了他的精神压力。从大学三年级开始，他就为找工作四处奔波，结果一无所获。每当夜深人静时，一想到工作的事，他的脑袋就像开了锅，彻夜难眠，一筹莫展。
眼看就要到1934年夏天，要离开学校了，工作还是没有找到，他心里焦急万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这危急时刻，幸运之神又降临了。他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他到母校去担任国文教员。月薪一百六十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他当然喜出望外，但心里也有些打鼓。自己是学西洋文学的，满脑子装的都是歌德、莎士比亚，一下子换成屈原、杜甫，换得过来吗？又听说，当时济南高中的学生很难对付，他的前任就是被学生赶下台的。自己不过是个大学毕业生，刚满二十三岁的毛头小伙子，能压住阵脚吗？他犹豫再三。可是暑假就在眼前，离校已成定局，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最后，他咬了咬牙，横下一条心：“你有勇气请，我就有勇气承担。”
于是在1934年秋天，季羡林就成了高中国文教员。校长待他是好的，同学生的关系也很融洽，但是却遭到同行的挤对。四个国文教员，教十二个班，每人教三个班。其他三位老教员每人教一个年级的三个班，备课只有一个头，而留给他的则是三个年级剩下的各一个班，备课有三个头。这明明是给一个毫无教学经验的年轻人出难题，穿小鞋嘛。可是为了养家糊口，刚到手的饭碗无论如何是不能丢的，他只好忍气吞声。这一年的中学教员生活，收入虽然不错，心情却十分郁闷。再加上学校内的派系之争，使他进退维谷，处境艰难，他思忖：必须想法子离开这里。
就在这万般无奈，走投无路之际，幸运之神再次降临了。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他闻讯，喜极欲狂。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这是冯友兰先生代表清华大学办的一件好事，为此，季羡林终身感谢冯友兰先生。
积年的愁云，一扫而光，季羡林兴奋激动万分，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比当年考上清华大学更令人激动。
*第三章负笈德意志
中国自清末留学生在国外的所作所为，荒嬉者多，勤学者少；“镀金”者众，有成者寡，总的说来，口碑并不甚佳，这也是事实。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人们从鲁迅、老舍、钱钟书诸位大师的作品中，即可窥出一二。因而，在当时的留学潮中，像季羡林这样，真心实意，不远万里，“舍身求法”的人，就愈显得难能可贵了。
辞亲去国
六七十年前，一股声势浩大的“留学热”弥漫全国，牵动着无数青年学子的心。其“热度”之高，决不亚于今天。当时出国留学的动机，与今天相比较，有相同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一旦出国“镀金”，回国后立即身价百倍，名利双收。不管你是“克莱登”大学，还是“登莱克”大学毕业，只要你会说几句洋话，会侃几件洋事儿，国人都会对你奉若神明，奖誉有加，佩服得五体投地。政府、银行、大学、研究所，一切薪俸高，地位显赫的部门都会恭请你去任职。这一点，从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不同之处是，当时出国留学，虽没有“海归派”之称，却是绝大多数要回国的，终身滞留国外的人很少。至于尚未跨出国门就暗下决心去拿人家的绿卡，或者梦想成为某籍华人的现象，则十分罕见。出国留学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