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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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厌恶。
　　最让季羡林无法忍受的，是中国留学生在德国餐馆的吃相。一次，他与乔冠华一起到一家中国餐馆去吃饭。一进门，高声说话的声音，吸溜呼噜喝汤的声音，吃饭呱唧嘴的声音，碗筷碰盘子的声音，汇成一个大合奏，其势如暴风骤雨，迎面扑来，仿佛又回到了中国。欧洲人吃饭都是很安静的，喝汤决不许出声，吃饭呱唧嘴更是大忌。中国留学生把祖国的“国粹”，带到万里之外的柏林，让德国人吃惊之余，嗤之以鼻，给中国人丢尽了脸。从此，季羡林和乔冠华再也不去中国餐馆吃饭了。对柏林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季羡林在10月17日的日记里，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在没有出国以前，我虽然也知道留学生的泄气，然而终究对他们存在着敬畏的观念，觉得他们终究有神圣的地方，尤其是德国留学生。然而现在自己也成了留学生了。在柏林看到不知有多少中国留学生，每人手里提着照相机，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说话，不是怎样去跳舞，就是国内某某人作了科长了，某某人作了司长了。不客气地说，我简直还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人’。到今天我才真知道了留学生的真面目！”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季羡林当时曾动过写一本《新留西外史》的念头，可惜他在柏林只呆了一个多月，这部作品未能完成。

　　对当时一些纨绔子弟在国外的丑恶表现和恶劣影响，季羡林始终耿耿于怀。1946年，他回国后，还专门写过一篇《论自费留学》的短文。文中写道：“这些人物（纨绔子弟）最好都留在国内，当接收大员也可以，当什么什么专员也可以，无论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出国，因为外国人没见过中国，只要看到一个中国人的举动，他们就会想到全中国的人都这样。难道我们就甘心让这些人到外国去代表四万万人宣扬中华民族的伟大么？”这段话今天读起来确实有点幼稚，实际上不让这些“衙内”、“公子”出国也是办不到的。但是季羡林这种“家丑不可外扬”的爱国痴情，却又令人感动不已。当然，高官巨商们的子女，也并非清一色的都是纨绔子弟。如章士钊的儿子章用，就是一个正经的读书人。章用出身世家大族，书香名门，却没有一点纨绔气，他同季羡林后来成了莫逆之交。
　　中国自清末有了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后，百余年来，无论留学东洋或西洋的，荒嬉者多，勤学者少；“镀金”者众，有成者寡，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所作所为，总的说来，口碑并不甚佳，这也是事实。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人们从鲁迅、老舍、钱钟书诸位大师的作品中，即可窥出一二。因而，在当时的留学潮中，像季羡林这样，真心实意，不远万里，“舍身求法”的人，就愈显得难能可贵了。　
　
　　


大学城哥廷根
　　季羡林在柏林呆了一个多月，最终被德国学术交换处分派到哥廷根大学去学习。1935年10月31日，他从柏林到了哥廷根。本来只打算在哥廷根读两年书便回国，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年，住的时间之长，在他的一生中，仅次于济南和北京，哥廷根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哥廷根是个小城，人口只有十万，其中大学生占二三万人，是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哥廷根大学已有几百年历史，为德国的学术作过极大贡献。小城里洋溢着文化和学术的气息，是一个学术乐园，一块文化净土。哥廷根又素以风景秀丽闻名德国。东面山林密布，绿草如茵。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来不刮大风，空气永远清新，天空永远透明。古代的城墙依然保留着，上面长满参天的橡树。街道洁净如洗，房子多是四五层的中世纪建筑，典雅，朴素，置身其中，仿佛又回到了中世纪。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之外，任何消遣娱乐的设施都没有。哥廷根是一个读书的理想城市。季羡林一来到这里，便喜欢上了这座小城。
　　他住进了一对德国老夫妇的家里。房东姓欧朴尔，男主人是市政府的一个工程师，－个典型的德国人，老实得连话都不大肯说。女主人大约五十多岁，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家庭主妇，善良得像慈母一样。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大学，于是就把儿子住的房间租给季羡林住。季羡林和两位老人晨昏相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一住就是十年，从未搬过家。
　　到哥廷根的第二天，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我梦想，我在哥廷根，在这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里，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从这段日记里可以看出，季羡林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读书环境，而他希望研究的学问是“读一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也就是说，此时，他对自己今后要走的道路已经明确，就是研究古代文字。不过，究竟研究哪一种古代文字，尚未确定。何况，这种“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古代文字很多，如希腊文、拉丁文、古埃及文、希伯来文、梵文、巴利文等等数不胜数。究竟学哪一种古代文字，还要视大学开设的课程而定。
　　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德国的大学。德国的大学是绝对自由的。只要中学毕业，无需经过考试，便可以想入哪所大学，就入哪所大学。入学后，愿意读哪个系，便读哪个系。愿意改系，随时可改。愿意选多少课，选什么课，悉听尊便。学文科的可以选医学，学工科的可以选文学。可以选一门，也可以选十门八门课。上课时，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可以走。迟到早退，完全自由。从来没有课堂考试。有的课开课时需要教授签字，这叫开课前的报到，学生就拿课程登记簿请教授签字。有的课结束时还需教授签字，这叫课程结束时的教授签字。有的学生，初入大学时，一学年，甚至一学期换一所大学。经过几次转学，二三年后，选中了自己满意的大学，满意的学科，这时才安定下来，同教授接触，请求参加他的研究班。经过一两个研究班，师生互相了解了，教授认为孺子可教，才给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努力，论文写完了，教授满意了，就举行论文口试答辩，及格后，就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博士学位并不是轻易能拿到的。德国教授要求十分严格，就连博士论文题目，教授也要反复考察学生，最后确认学生有能力完成，才会把题目给学生。在德国，是教授说了算，什么院长、校长、部长，都无权干涉教授的决定。如果一个学生不想写论文，或者写的论文通不过，那么，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这就叫作“永恒的学生”。　
　　


攻读梵文、吐火罗文
　　季羡林就是在这种绝对自由的气氛中学习的。第一年，他选了希腊文，另外又选了许多课，每天上课六小时，还自学拉丁文。过了一段时间，他对学希腊文有些动摇，想改学古埃及文，又犹豫不决。正在彷徨之际，1936年的夏学期开始了。他偶尔走到大学教务处门外，逐一看各系各位教授开的课程表。忽然，眼睛一亮，他看到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开梵文的课程表，激动万分，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课啊！在清华读书时，他曾旁听过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当时就动过学梵文的念头，但是因为国内无人能开此课，而无法实现。现在真是天遂人愿，“得来全不费工夫”。他立即决定：选学梵文。他在日记里写道，他学梵文的动因是：“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可见他当时选择学梵文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种理性选择。
　　决心既下，1936年开始，他便选了梵文为主修课程。5月26日，他到高斯－韦伯楼东方研究所去上第一堂梵文课。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走了进来，他看上去非常年轻，也就三十七八岁。他是柏林大学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学生，是研究中国新疆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的专家。他虽然年轻，已经在世界梵文学界颇有名声。选梵文课的只有季羡林一个学生，还是个外国人。季羡林开始时有些担心，怕教授宣布不开课。因为当时国内外有些大学规定：如果只有－名学生选课，教授可以宣布此课停开。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不但没有宣布课程停开，而且满面笑容地同他寒暄了几句，然后就正式讲起课来。尽管只有一个学生听课，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仍然认真严肃地讲课，一直讲到下午四点才结束。这是季羡林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初次见面。从此，他终于找到了一生要走的道路，也找到了一位最理想的引路人。在后来的十年里，他受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严格训练，悉心传授，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发表了几篇轰动世界梵文学界的论文，他自己也成了一位世界知名的梵学大师。季羡林永远感激这位德国恩师，称他为“博士父亲”。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教学方法。第一堂先教字母读音，以后的“语音”、“词形变化”等等，就－律不再讲解，全由学生自己去阅读。每次上课，只读附在书后的练习例句。学生先念梵文，然后译成德文，教授从旁帮助改正。这种讲授外语的方法，让学生一下子就跟外语实际接触，比那种无休止地分析词法、语法的效果要好得多。但是，这种方法对学生要求极高。上两个小时的课，学生要费上两天时间准备。这里顺便插一句话。季羡林回国后，用这种教学法教中国学生学梵文，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可是“文革”中，却被斥之为“法西斯的野蛮教学法”，受到批判，这也算是个笑话。每周两小时的梵文课，转瞬即逝，到6月30日，不到四十天的时间，一个夏学期就过去了，季羡林竟把《梵文基础读本》的练习都念完了，一套十分复杂的梵文文法也讲完了。1936年－1937年的冬学期，他继续学梵文。念的课文是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故事《那罗传》。梵文是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极为丰富。对一般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很难读通的语言。季羡林暗下决心，一定要跳过这座“龙门”。每天早晨，他在房东家吃早餐，一壶茶，两片面包。吃完就步行穿过小城，到梵文研究所去读书。午饭在食堂或小饭馆里随便吃一点东西，吃完仍然回到梵文研究所继续看书，从来不睡午觉。晚上回家，女房东欧朴尔太太了解到中国人喜欢吃热饭，就把他们中午吃的热餐给他留一份，这是他一天中吃上的惟一一顿热汤热菜。因为德国人晚餐是吃凉面包、香肠和干奶酪的。季羡林像苦行僧一样地生活，废寝忘食地苦读，成绩自然十分优异，得到老师的好评。
　　原定的留学期限是两年，但季羡林仍然希望拿到博士学位。按德国的规定，考博士必须读三个系：－个主系，两个副系。季羡林选的主系是梵文。两个副系，分别是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但斯拉夫语言学，不能只学一门俄语，于是又加一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言。这样，加起来同时要学四门外语：梵文、英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如果要想省点事，也是办得到的。譬如，选一门汉文或与中国有关的学科作为副系，就不用费事了，而且也是允许的。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便选了中国文学作副系。当博士论文答辩时，德国教授问他：杜甫与莎士比亚，哪一位更早一些。这位留学生想了想，说：莎士比亚比杜甫更早。教授听后说：下面的问题不必再问了，你落第了。这不是笑话，而是真事。直至今天，还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攻读中国文学之类的专业，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季羡林出国前就立过誓，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鲁迅先生曾说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又令国人大吃一惊。季羡林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步他们的后尘。
　　他每天往返于欧朴尔家与梵文研究所之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同四门外语拼命。生活极其单调，乏味，但季羡林却乐在其中。主要精力当然是用在学梵文和巴利文上。梵文班从第二学期开始，来了两个德国学生：一个是历史系的学生，一个是一位乡村牧师。前者在季羡林来德国前，已经跟西克教授学过几个学期梵文，是位老学生了。季羡林开始时对他肃然起敬。然而，过了不久，就发现他学习梵文很吃力。尽管他在中学时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并不是脾气很好的人，他一生气，这位老学生就更加不知所措，常常使课堂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一直到二战爆发，这位德国学生被征从军，他始终没有征服梵文。可见学习梵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转眼间，到了1937年，季羡林的交换期快满了，是该回国的时候了。然而，国内爆发了“七七”事变，随即，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不久，他的家乡济南就被日寇占领。他的退路断了，有家难归，只好暂时死了回国这条心。可是，交换期满后，他就不能再从德国方面领取每月一百二十马克的生活费，眼看生活就没有了着落。在这进退维谷的危急时刻，幸运之神又降临了。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古斯塔夫·哈隆教授得知他的情况后，主动找上门来，请他担任汉学研究所的汉文讲师，教德国学生学汉语。这样他便可以得到一些课时费，解决生计问题。这使季羡林大喜过望，十分感谢。从此，季羡林便一面任汉学讲师，一面继续攻读梵文。
　　从第五学期起，他就进入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指导的“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这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戏。他是这方面的权威。第六学期开始，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就同季羡林商量博士论文题目。季羡林直率地告诉他，论文题目决不能同中国有任何牵连，这引得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大笑起来。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问道：“那么，你的兴趣何在？”季羡林回答：“希望研究佛典梵语的语法。”因为早期佛典有许多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所谓“混合梵文”，即在纯粹的古典梵文中，搀杂了许多方言成分。这些方言分布在印度的东部、西部、西北部等等不同地区。通过对这种混合梵文语法现象的研究，便可以探求一部佛典的原产地，这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他同老师商量后，最后确定，论文题目为：《〈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大事》是一部分量非常重的混合梵文佛典。全书用散文和诗歌混合写成，诗歌部分称“伽陀”。在“伽陀”部分中，保留原来的方言成分较多。这就是确定这个论文题的缘由。从此，季羡林在上课和教课之余，利用一切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准备博士论文。
　　1939年，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西克教授是著名的梵文大师，又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之一。西克教授第一次上课时，就郑重宣布：他要把毕生的专长学问，传授给季羡林这位异邦的青年。在西克教授代课的三个学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