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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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已不去了，留在国内又不能从事梵文研究，他心中的疙瘩仍然没有解开。在学术研究上，究竟何去何从呢？他想来想去，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好顺时应势，有多大碗吃多少饭，到什么坡唱什么歌了。
他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读书时，因为觉得有趣，曾随手从《大藏经》和笔记丛刊中，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和比较文学史方面的资料。当时并没有想毕生从事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只是觉得这件工作很有意义，值得去做。现在想来，在目前情况下，搞一搞这方面的研究，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因为尽管中国图书馆缺乏有关印度方面的材料，可是中国典籍浩瀚无量，至少中国一边的资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这个课题至少还跟印度沾边，不致十年工夫前功尽弃。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自己今后的研究工作，就从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这两个方面下手。这就是季羡林后来之所以从事这两个方面学术研究的原因。当然，随着研究的深人，比较文学史研究逐渐扩大为比较文化史的研究，从中印比较文化史研究进而扩展为东西方比较文化研究。这些研究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乱世中的孤独者
季羡林在红楼住了一段时间后，就搬进了翠花胡同文科研究所内居住。翠花胡同在沙滩南面，与红楼只隔一条马路。翠花胡同名称虽然很美，却有着令人恐怖的历史。文科研究所所址，就是著名的“东厂”。明代大奸佞魏忠贤的特务机关就曾设在这里。当时这里面杀人如麻，不计其数。传说里面闹过鬼，一般人是不敢进去的。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先生当年正在念高中，曾在翠花胡同住过。他有一段回忆，不妨照录如下，读者从中可以得到一点感性认识：
解放前的文科研究所，就说1947—1948那会儿吧，一进门是一个小院，两厢相对的，一厢是中文系统的“语音乐律研究室”，那似乎是刘半农（夏）先生创办的，当对常住的是周燕孙（祖谟）先生。周先生除了自己的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任务外，似乎还在编研究所的刊物《国学季刊》。另一厢常驻的则是考古系统的宿季庚（白）先生。再往里还有几层院子，可就不敢进去了。据说那里原来是明朝东厂宦官审讯设私刑之处，弄死人是常事。还有过去那院子的房子里停满了棺材的传说。总之，是个阴气森森的地方，冤魂聚居之处。我生来胆子就小，经这种传说一吓唬，到现在也没敢进去过。只有一个人住在那里，独自掌管好几层大院子，那就是季希逋（羡林）老师。
那时候季先生也就三十六七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一些，不过三十岁上下的样子。高高的个子，瘦瘦的体态，一副严肃认真的面容。许多人告诉我，这是一位懂得极为深邃古奥的多种古代东方语言的大专家，胡适之校长特聘来的教授和系主任。于是我对知识分子名人崇拜的心理大大膨胀，看到季先生进出研究所，感到真是“从容出入，望若仙人”。我还觉得，位敢于单独住在那样一个深宅大院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定是参透了天人三界的人；一位甘愿在近似大庙荒斋之处生活的人，一定在寂静中追求什么，除了钻研学术，我想不出还有别的。
——《鲁殿灵光在，梵天寿量高》
其实，季羡林虽然一生研究佛学，但并不信鬼神。他多次声称，自己是一个俗人，七情六欲都有，感情极为丰富。他并没有参透天人三界，孤独寂寞倒是真的。
他孤零零地一个人住在这又深又大的院子里，从外面进去，也要走好长时间，越走越静，连自己的脚步声听得清楚。最后，等到脚步声成了空谷足音的时候，他住的地方便到了。院子里早年的富贵气象早已成为陈迹，但是阴森凄凉的气氛却原封未动，再加上走廊上陈列的那些古代的石棺石椁，古代刻着篆字和隶书的石碑，仿佛进入了古墓。因为他住在这样恐怖的地方，平时来往颇多的朋友，也很少有人来访问。万一有事不得不来，也一定在大门口向工友打听再三，确认他在家，才有勇气走过深深的院子，来到他的屋子。季羡林这时期，不但居住环境幽僻，心情也是很寂寞的。他写道：
我是不是有寂寞感呢？应该说是有的。当时是“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北京城一片黑暗。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力里，还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的家的时候，我仿佛遗世而独立。没有人声，没有电灯，没有一点活气。在煤油灯的微光中，我只看到自己那高得、大得、黑得惊人的身影在四面的墙壁上晃动，仿佛是有一个巨灵来到我的屋内，寂寞像毒蛇似他偷偷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马缨花》
北大校内有可包饭的食堂，但是多数北大的老师和学生，是不吃包饭的，而是去学校附近的饭馆就餐。季羡林孤身一人，回家也没有饭吃，因而也就只好在学校附近的饭馆解决一日三餐的问题了。他回忆道：
红楼对面有一个小铺，极为窄狭，只有四五张桌子。然而老板手艺极高，待客又特别和气。好多北大的教员都到那里去吃饭，我也成了座上常客。马神庙则有两个极小但著名的饭铺，一个叫“菜根香”，只有一味主菜：清炖鸡。然而却是宾客盈门，川流不息，其中颇有些知名人物。我在那里就见到过马连良、杜近芳等著名京剧艺术家。路南有一个四川饭铺，门面更小，然而名声更大，我曾看到过外交官的汽车停在门口。顺便说一句，那时北平的汽车是极为稀见的，北大只有胡适校长一辆。这两个饭铺，对我来说是“山川信美非吾土”，价钱较贵。当时通货膨胀骇人听闻，纸币上每天加一个0，也还不够。我吃不起，只是偶尔去一次而已。我有时竟坐在红楼前马路旁的长板凳上，同“引车卖浆者流”挤在一起，一碗豆腐脑，两个火烧，既廉且美，舒畅难言。当时有所谓“教授架子”这个名词，存在决定意识，在抗日战争前的黄金时期，大学教授社会地位高，工资又极为优厚，于是满腹经纶外化而为“架子”。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已经今非昔比，工资一天毛似一天，虽欲摆“架子”，焉可得哉？而我又是天生的“土包子”，虽留洋十年，而“土”性难改。于是以大学教授之“尊”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端坐在街头饭摊的长板凳上却又怡然自得，旁人谓之斯文扫地，我则称之源于天性。是是非非，由别人去钻研讨论吧。
——《我眼中的张中行》
中国自有大学教授这个职业，至今不过八九十年。在一般人眼里，大学教授地位高，工资高，架子大，属于高薪阶层，必定住小楼，吃山珍海味，出门坐汽车，家中有保姆伺候，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事实上，诚如季羡林所说，除了抗战前那段“黄金时期”，大学教授每月拿三四百大洋，生活颇为宽裕外，其他时期，都是属于低薪阶层，同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勉强糊口而已。解放后，中国的教授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对象，还要夹着尾巴做人。至于“文革”期间的遭遇，已是众所周知，列为“臭老九”，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更无社会地位可言，遑论“架子”？中国教授史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1946年至1949年三年中，国民党政权已经腐败透顶，处于崩溃的前夕。贪污成性，贿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员满天飞，法币天天贬值。从法币改为银元卷，又从银元卷改成金元卷，越改越乱。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等，互相勾结，又互相争权夺利。国民党内各派系同样你争我夺打得不可开交。政坛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群魔乱舞，一片乌烟瘴气。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手中的工资，一小时候后，就能贬值。季羡林每逢领到工资，便赶紧去黑市换成银元或美元，才放心。要买东西时，再换成法币，不胜其烦。法币贬得一塌糊涂，有时买十斤粮食，要提着十斤重的纸币去才行。
国共两党的斗争，此时也进入白炽化阶段。一方面，在各个战场上，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在进行着殊死搏斗；另方面，在国统区内，共产党开辟了又一条战线，即白区的地下斗争。北平城内，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与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政权斗争十分激烈。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在北平有两个解放区：一个是北大的民主广场，一个是清华园。国民党市党部经常到北大清华来抓人，或者纠集天桥流氓闯进校园捣乱威胁。学生们便用桌椅堵住校门、楼门，严阵以待，闹得校内人心惶惶。
季羡林当时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是，他又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属于虽不热衷政治，但是对政治却十分关注的一类知识分子，是一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属于“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他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凡利国利民的，他都拥护，凡祸国殃民的，他都反对。国民党把国家搞得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了，他自然反对，而且，他对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是一贯支持的。他自己在清华上学时，就曾参加赴南京要求蒋介石抗日的请愿，也曾去农村宣传抗日的活动。因此，这一时期他是站在学生一边，反对国民党腐败政权的。我们可以从他当时发表的一篇时评《忠告民社党和青年党》中看出他的政治态度。这篇评论写于1948年5月9日，恰值日蚀，“太阳被罗睺吃进了一半，天地变色”。颇有象征意味。这是一篇学者式的时事评论，锋芒并不锐利，只是对民社党和青年党在“国大”竞选的种种丑态予以嘲讽而已。民社党和青年党本是国民党派系中的两个小党，是“国民党这位大老爷的两个姨太太”。但是由于不满自己在“国大”中分配的席位，而向国民党讨价还价，上演了一出出的闹剧，诸如“抬棺进会场，国大代表坐在棺上让美国记者照相，代表白天绝食夜里吃水果饼干，遗书要跳江却遛之乎也”等等。大概这些令人作呕的丑恶表演，让季羡林实在看不下去了，所以才提笔写了这篇杂评。文中虽未对政局作全面的评论，然而作者的爱憎和立场却是十分清楚的。文尾写道：
我对民社党和青年党从来没有怀过什么希望。倘若他自己对自己还怀着希望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走出国民政府、立法院和其他一切大小衙门，走向民间去。
这篇文章是对他自谓“中间偏左的逍遥派”的最好注脚。不过，写这样直接批评某个政党的政治评论，在他一生中，是十分罕见的。
政局混乱，烽火遍地，物价飞涨，经济拮据，这已经使刚留学归来的季羡林感到惶惑不安；国内资料匮乏，研究工作无法继续，则是他心中的至痛，更兼妻子儿女远在济南老家，自己有家而不能享受天伦之乐，孤身一人住在枯井般的翠花胡同文学研究所内，终日形影相吊，寂寞之感时时袭上心头，这一切，使他内心感到万般痛楚与无奈。回想当年在德国留学期间，虽然有轰炸、饥饿和孤独的种种折磨，然而却有书可读，有文章可写。那种在饥肠辘辘中，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生活，对一个学者来说，总比终日无所事事混日子好得多。但是，人必须面对现实，既然自己选择了回国的道路，也就只好顺时应势地生活下去。
知遇之恩，永生难忘
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季羡林虽然感到万般无奈与寂寞，但是，在那“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日子里，也有令他愉快和欣慰的事。
一件事是他能够常常与恩师陈寅恪先生见面，聆听寅恪先生的指教，向寅恪先生请教学术方面的问题。这对季羡林来说，是莫大的幸事，也是他最愉快的时刻。
抗战胜利后，1946年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10月，陈寅恪先生携妻女从南京北上，返回清华任教。当时季羡林住在城内，陈先生住在西郊清华园，相距甚远。即使在今天，从沙滩到清华园，乘公共汽车，也需要一个多小时，何况在当年。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园，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十分荒凉，有时半道还真有绿林好汉打劫的。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想象的了。季羡林一得知陈先生返回清华的消息，立即前往清华园拜见陈先生。季羡林曾经写道：“有陈先生在，我是决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
在三年内，季羡林多次到清华园去拜谒陈先生。季羡林知道陈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便到神甫的静修院（今车公庄市委党校）的地下室去买了栅栏红葡萄酒，带到清华园去。几瓶红葡萄酒，现在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当年，却是非同小可的事。当季羡林把酒送到陈先生手中时，心里深感欣慰。
有一年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不少游人。季羡林与周一良、王永兴、汪海У瘸孪壬牡茏樱氤孪壬街猩焦吧突ㄉ⑿模玫匠孪壬挥ε担茏用谴笙补Ｔ谥猩焦袄唇裼晷俾苌畲Γ业揭桓霾枳溃茏用窃谝慌允坛孪壬凵妥咸伲帐只犊臁３孪壬笔币鸭附鳎淙恢荒苡坝按麓碌乜吹教俾芑ǖ淖仙酥录撸茏用翘感Ψ缟蠹揖』抖ⅰＵ庖彩悄歉瞿晖防铮鞠哿肿钣淇斓氖笨獭�
还有一件与陈先生有关的事，使季羡林终生难忘。
1947年冬，天气大寒，煤价猛涨，就连陈寅恪先生这位被称为“教授的教授”的学界泰斗，竟然也没有钱买煤取暖。季羡林得知此事后，立即报告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先生。胡适先生是最爱才的人。当年他推荐并无学历的王国维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诗曰：“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胡适先生为安徽绩溪人——笔者注）指的就是这件事。这一回轮到胡适先生再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正是陈寅恪先生自己。胡适想赠送陈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胡适先生的美元。于是胡适便责成季羡林来办理此事。季羡林乘胡适自己的汽车，到清华园新南院52号陈先生家，装了满满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两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然不算少，然而同书的价值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这批书实际带有捐赠性质。陈先生对于金钱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令季羡林大为感动，对陈先生的人格更加崇敬。
在这三年中，季羡林与陈先生往来频繁。季羡林写了一篇《浮屠与佛》的文章，乘到清华园晋见陈先生之便，向陈先生读了一遍。《浮屠与佛》主要探讨汉译“浮屠”与“佛”字谁先谁后的问题。当时胡适与陈垣二位先生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似乎双都动了感情。因为佛教最初并不是直接由印度传到中国的，而是通过中亚各国的媒介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