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5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听了他的话，我感动不已。我也严肃地对他说：你以前关于知识分子入党的看法，今天要用事实纠正了。这一步，你是迈过来了。党和群众培养你，信任你，你应该写申请书！
　　他听了我的话，很感动的样子，没多说什么。我心里想，羡林不论做人，做学问，不是暴雨似的，而是沁透式的。他入了党，一定会给党好好工作，只想给党添什么，决不会想向党要什么。
　　果然，羡林是这么做了。
　　季羡林入党后，以组织观念强而受到表扬，据说有一次当他正准备参加支部会时，突然上面来了通知，周恩来主持的一个宴会要请他参加，他急得到处找支部书记请假。他的党费总是每月准时交纳，分文不差，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他必定竭尽全力去完成。他从来没有向党伸手要过什么，只是付出。他入党后从不以党员自居，高人一等，而是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个普通一兵。如果按党章来衡量，他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事实上，80年代初，季羡林作为“优秀党员”，在北大成为全体党员学习的榜样，校刊上大量报导过他的先进事迹。　
　
　　


五年学术研究竟是一个“零”
　　季羡林在学术回忆录《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对195O年至1956年自己的学术成绩作了回顾。他吃惊地发现，“这一段，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在整整七年中，有五年我的学术研究成果竟是一个零，其余两年算是写了两篇可以称得上学术论文的文章，差强人意。试问人生一世能有几个七年呀！”
　　季羡林的慨叹与惊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学术研究是生命的记录。时间过去了，却没有留下记录，就等于浪费生命，无异于自杀。可是在那样的年月，又怎么可能有时间坐下来研究学问呢？批判和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开会，简直可以说无日不开会。正如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写的两句话：“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所有人的宝贵生命都消耗到无休止的会议中去了，而且是毫无价值地消耗掉了。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季羡林自己统计的一份七年学术成果成绩单：
　　1950年
　　一整年，我只写了两篇文章。
　　1、《纪念开国后第一个国庆日》
　　2、《记梵文原本的发现》
　　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等于零。
　　1951年
　　这一年我写了八篇文章，汉译马克思《论印度》出版。
　　1、《序》
　　2、《语言学家的新任务》
　　3、《介绍马克思》
　　4、《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
　　5、《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
　　6、《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
　　7、《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翻译）
　　8、《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翻译）
　　也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又是一个零。
　　1952年
　　这一年只写了一篇文章。
　　《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
　　这一年当然又是一个零。
　　1953年
　　这一年我写了两篇文章。
　　1、《学习心得》
　　2、《纪念马克思的著成一百周年》
　　1954年
　　这一年写了三篇文章。
　　1、《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这是颇费了一些力量才写成的一篇论文。我这篇论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纸至迟到了唐代已经传入印度。造纸法的传入，由于材料缺乏，不敢肯定。传入的道路是陆路，也就是广义的丝绸之路。
　　2、《中印文化交流》
　　3、《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后两篇都不是什么学术论文。
　　1955年
　　这一年，我写了四篇文章。汉译《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出版。
　　1、《序》
　　2、《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这一篇勉强可以算做一篇学术论文，因为并没有费多少力量，不过摭拾旧文，加以拼凑，勉成一篇而已。
　　3、《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这同前面1954年关于纸和造纸法的文章属于同一类型。我在上面下过一些工夫，可以算得上一篇学术论文。
　　4、《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欢呼》
　　这是一篇应景的杂文，毫无学术价值可言。
　　1956年
　　这一年共写了五篇文章。汉译《沙恭达罗》出版。
　　1、《纪念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
　　2、《印度古代诗人迦梨陀娑的》
　　3、《序》
　　4、《沉重的时刻》（译文）
　　5、《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这是印度佛教史上和西方梵文巴利文学界的一个老问题，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即关于原始佛教究竟使用什么语言学习佛言。我的结论是：佛允许比丘们用比丘们自己的话来学习佛言。
　　在以上五篇中，只有最后一篇可以算是学术论文。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季羡林为什么在这里一口气把七年中写过的东西都罗列出来？他写道：“我那样做是有用意的，我的用意是在‘示众’。”
　　季羡林的“用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是个“惜阴如金”的人，“衣不求华，食不厌蔬”，一生所求只在“学问”二字，每天早晨四点即起床，伏案读书写作，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不敢有丝毫逸豫。可是“皇皇四十载，书剑两无成”，怎能不令他“言念及此，心如刀割”。他连声呼道：“奈之何哉！奈之何哉！”然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更严重的还在后头。　
　
　　


*第六章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
　　20世纪的1957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头，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对全中国人来说，这一年也是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艘航船偏离了强国富民的航向，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逐渐驶向“文革”的漩涡……　
　
　　


反右风暴擦身而过
　　20世纪的1957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头，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对全中国人来说，这一年也是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艘航船偏离了强国富民的航向，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逐渐驶向“文革”的漩涡。
　　正当全国知识分子从平静的1956年迈进1957年的时候，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由帮助党整风，鼓励提意见，忽然变成“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这使所有知识分子大惊失色。在他们被吓得目瞪口呆，惊魂未定，甚至还来不及做自我检查的时候，一张大网已将五十余万名知识精英一网打尽。五十余万人沦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成为人民的敌人，被打入“另册”，被批判，监督，劳动改造。被株连的亲友，铺天盖地，不计其数。被株连者在入学、就业、提干、入团、入党，甚至婚姻等方面均遭到歧视。
　　1957年北大从整风到反右，整个过程都发生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
　　4月25日，北大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学习毛泽东于同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党委委员、各行政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并邀请校务委员、系主任、民主党派、工会、学生会负责人等一百五十人参加。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揭露学校中存在的“三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这是北大党委贯彻中共中央开门整风指示，召开的一次大规模的整风会议，也是北大党委整风的开始。
　　这次干部整风会议是一次马拉松的会议，从4月25日开到5月14目。期间，在大会上有五十多位教授和干部发了言。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尖锐批评。后来这些发言者中的部分人，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
　　5月14日，会议最后一天，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宣布：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不过，它只是北大整风运动的序幕。
　　应当补充一笔的是，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一周，即4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北京的哲学界人士。北大哲学系郑昕、冯友兰二位教授参加了接见。接见中，在大家谈到关于逻辑问题时，毛泽东说：一切学术问题都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讨论。当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到来时，毛泽东特意向冯友兰说：你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还应继续下去。毛泽东的话使郑、冯二位教授深受感动，使他们对党贯彻“双百”方针的决心深信不疑，同时，北大的教授、干部们闻之也深受鼓舞，打消了在整风运动中大家的种种顾虑。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整风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5月19日，北大大饭厅东墙上出现了历史系学生许南亭以“历史系一群同学”的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质问校团委关于北大出席团的“三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
　　这是北大整风运动中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
　　接着出现了哲学系龙英华贴出的大字报，建议开辟“民主墙”。
　　这两张大字报出现后，学生们激动起来了，他们蜂涌着，奔告着，争论着。北大学生的“大鸣大放”随之开展起来。
　　5月20日，大饭厅附近的墙上，已经被五颜六色的大字报贴满。其中绝大多数是对学校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及教学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意见。其中一篇署名“一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写的《一株毒草》，批评《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并建议北大学生自己办刊物。
　　傍晚，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在16楼旁与不同意见的同学展开辩论，形成了一个辩论会。
　　晚上，江隆基在大饭厅向同学们作当前学校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报告，表示支持同学“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5月21日，谭天荣宣布成立“黑格尔－恩格斯学派”。
　　刘奇弟贴出《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的大字报，轰动全校。
　　这一天，油印小报《自由论坛》、《春雷》、《百花坛》出版，同时贴出墙报《广场》，与其持对立观点的油印小报《观察家》、《五月》也随之出版。
　　5月23日，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林希翎到北大大饭厅旁广场上进行讲演，引起极大争论。
　　北大的“大鸣大放”随之进入高潮。
　　大字报像雨后春笋一样贴满了一切可以贴的地方。为了弥补大字报不能充分说理的缺陷，新的辩论会形式出现了。晚饭后，学生们把饭桌当讲台，轮流上台发表演讲，争论激烈，情绪激昂。这个阶段，有人无所畏惧，有人惊惶失措，有人义愤填膺，也有人冷眼旁观，鲜明地凸现出每一个人的性格。在这些日子里，从饭厅到宿舍和教室区，到处是辩论会、演讲会，整个北大沸腾起来了。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社论指出：“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
　　“右派分子”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报刊上。这篇社论的发表意味着：反右，开始了。

　　当人们读到社论，醒悟过来，为时已晚。
　　这一年北大没有放暑假，全校师生都投入到反右斗争中去了。
　　季羡林在整个运动中的经历颇为奇特而又鲜为人知。从整风开始到反右结束这段时间，他一直呆在北大，然而他既没有被划为右派，也没有参加批判右派的斗争。他自己说：反右期间“我成了‘逍遥派’”。
　　许多当年参加过北大反右斗争的人，被问及是否还记得季羡林在运动中的表现？大都摸摸脑袋，皱皱眉头，想了想，然后说：没有印象。
　　那么，季羡林在这段时间里到哪里去了呢？
　　是一件突发的事件使他远离了运动。
　　运动初期，东语系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由于几年来在招生工作上出了点问题，导致有的毕业生工作分配后有改行的现象，这在计划经济时期被视为工作的失误。这件事对东语系在校学生产生了很大冲击，一部分学生提出转系的要求，其他学生也为自己毕业后的前途忧心忡忡。于是在东语系学生中顿时刮起了一股转系风。季羡林作为一系之长，自然成为学生攻击的对象。学生情绪激昂，四处张贴大字报，指斥招生计划的错误，要求领导批准他们的转系申请，在教室的黑板上，大字书写“救救没娘的孩子！”以示抗议。他们天天纠缠住季羡林不放，要他作出明确回答，言辞十分激烈，甚至出现过几次围攻季羡林的紧急的场面。这当然有些冤枉了季羡林，一个系主任怎么能对国家的招生计划负责呢？他又有什么权力对学生作出同意转系的许诺呢？可是学生不管这一套，硬是揪住季羡林不放。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教育部不得不派一位副部长亲自来北大参加处理这件工作，并派了一位司长天天来北大协助季羡林面对学生做工作，事情才终于得到妥善解决。
　　等到转系风平息下去，善后工作处理完了，“鸣放”已经结束，运动转入了反右阶段。季羡林说：“事情得到解决，我也就算是过了关，从此成了‘逍遥派’。既不被批，也不批别人，逍遥自在，为所欲为。”“逍遥派”这个词儿当时还没产生，它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出现的，季羡林在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说明自己的处境而已。
　　当时全校到处摆满了反击右派分子的战场，而办公楼礼堂是最大的一个，此处离东语系所在的外文楼最近。季羡林有时候就坐在办公楼前的石头台阶上，听大礼堂中批判右派的发言。他回忆道：“其声清越，震动楼瓦。听腻了，便也念点书，也写点文章。我悠闲自在，是解放后心理负担最轻的一段时间。”
　　在北大如火如荼，惊心动魄的反右斗争中，竟也有像季羡林这样的“逍遥派”，竟还能念点书，写点文章，若不是季羡林自己说出来，决不会有人相信。
　　季羡林一生的经历平淡如水，没有什么传奇色彩，但是他在每个“节骨眼”上，都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真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没有东语系的转系风波，季羡林同大家一起参加运动，提意见，他也不会说出什么出格的话来。这倒不是因为他说话谨慎，善于审时度势，而是“一方面，我有一件红色外衣，在随时随地保护着我，成了我的护身宝符。另一方面，我确实是十分虔诚地忠于党。即使把心灵深处的话‘竹筒倒豆子’全部倒出来，也决不会说出违碍的话。”（《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前文中说过，季羡林于1956年4月4日经支部大会通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预备期为一年。1957年4月4日再经支部大会通过，季羡林遂成为正式党员。这便是季羡林说的“红色外衣”和“护身宝符”。一个刚刚转正没几天的党员，一般是不大可能对党说出什么“逆耳”之言的。再说，解放八年来，季羡林的日子过得一帆风顺，在历次运动中不曾受过什么触碰，在政治上受到信任，在学术地位上受到尊重，是北大教授中“又红又专”的典型，他对“三害”尚无切身感受，对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