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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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路线，并且把党的许多负责人定为“走资派”，发动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批斗。在批斗陆平等人的过程中，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带头人，表现甚为积极。哲学系的一批青年教师受极“左”思潮影响，也积极参加了对党委的批判。
后来，北大党委的上级机关北京市委为了保护北大党委，派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参加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派大学部办公室主任彭珮云到北大兼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帮助北大党委与张盘石为首的工作队抗衡，但未能奏效。
1965年1月，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自出马，批评了北大的“社教”运动。接着，北京市委又帮助北大党委推翻了工作队的结论。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批评了北大的“社教”运动。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张盘石的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职务，全面改组工作队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接任队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任运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戈华均参加工作队领导小组。张盘石受到批评后，离开了北大。北京市委又召开北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统一认识，并对追随原工作队的社教积极分子进行了批评。
社教积极分子受到批评后，口服心不服，仍然认为北大党委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特别是聂元梓等人，对北京市委处理北大“社教”运动的做法心怀不满，抵触情绪很大，对市委的批评耿耿于怀。他们一直在等待着为北大“社教”运动翻案的机会。
这就是当时北大内部潜伏着的矛盾和危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
当时北京市委正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们要攻击的第一座堡垒，被称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姚文元的两篇文章都是冲着北京市委去的。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彭真、邓拓、宋硕、彭珮云等，又都曾卷入过北大的“社教”运动。如果文化大革命从北大下手，利用北大“社教”运动中对北京市委心怀不满的积极分子来打响第一枪，岂不是一箭双雕的绝好主意吗？
经过精心策划以后，5月14日，康生主持的中共中央理论小组派出以曹轶欧（康生的妻子）为首的调查组进驻北大。调查组的任务，名义上是调查北大的学术批判情况，实际上是整北京市委的材料和寻找合适的人来打响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
同日，北大党委书记陆平传达了宋硕在市委大学工作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的指示精神：“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
5月中旬，曹轶欧在驻地友谊宾馆与聂元梓、杨克明（哲学系教师）等人见面，谈有关文化大革命问题。聂、杨等人，在国际饭店会议上受到批评以后，虽有翻案之心，但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也有一些心灰意冷。可是，当他们读到《五一六通知》以后，感到精神为之一振。他们感到《五一六通知》里讲的话，正是他们当年想讲而未能讲出的话，只不过《通知》讲得更清楚，更透彻罢了。顿时，他们意识到，重新评价北大“社教”运动的时机来到了。曹轶欧还两次约北大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一谈话，鼓动陈站出来揭发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的问题，曹说：“如果你同意揭发，还会有人和你一同出面揭发的。”但是，两次都遭到陈的拒绝。最后，曹只好表示“算了”，但又叮嘱陈：“这事不能对任何人谈起，必须严格保密。”①
（以下有关北大“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资料、数据、日期等，凡参考《北京大学纪事》的，不再一一注释。从他处引用的，另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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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l998年版。
5月23日晚，聂元梓、杨克明约集哲学系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人商量起草向北大党委发难的大字报，决定从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5月14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开刀。大字报由宋一秀起草第一稿，杨克明加工修改，聂元梓最后加工定稿，并第一个签了名。
5月25日下午两点，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签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
大字报一贴出，便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激烈争论。学校内部马上分为两派：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一派是支持大字报的。两派互相争论，互不相让，形成对立。
晚8点，校党委召开党员干部会，陆平讲话：欢迎对党委工作提出批评，同时指出，写大字报贴到外面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指示。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常委崔雄昆拒绝出席大会，说明北大常委内部对大字报的态度也有两派。
晚12点，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来到北大，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国务院有关文件，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不应该贴到外面。还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大字报可以贴，但北大是涉外单位，要内外有别。”并强调要遵守党纪国法。
当天，曹轶欧派张恩慈将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将这份大字报直接送给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康生要曹轶欧告诉聂元梓，让她“顶住”。
5月27日、28日两天，北大校内贴出大字报共五百多张，批“三家村”的一百多张，批聂元梓的四百多张。
正当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大遭到反击快要顶不住的时候，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聂元梓大字报贴出后的情况。毛泽东在6月1日中午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求在广播电台播出这张大字报。
6月1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指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毛泽东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大字报播出后，北大震惊，全国震惊。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拉开了序幕。
当晚，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吴德、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等率领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华北局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三十二人进校。凌晨零点30分，工作组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会。张承先表示：坚决支持北大的革命运动，同时向北大党委宣布约法三章：不许搞秘密活动；不许搞两面派；不许阳奉阴违。
6月2日，首都各报均全文登载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了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该文说：“为陆平、彭珮云等人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云云。这篇评论员文章同时还说：“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这段话实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毛泽东的指示，他本人的思想高于党的组织纪律，号召人们打破原有纪律的约束，向任何反对毛泽东的人进攻，不论其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
6月2日以后，北大校内形势骤变，聂元梓等人以“革命左派”身份，向“围攻”他们的人展开了猛烈反击，整个校园内更加混乱。
6月4日，吴德代表北京新市委宣布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二）撤销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改组北大党委。（三）在北大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称北大“社教”运动后期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是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个结论在北大又投下一颗炸弹，令北大师生员工感到瞠目结舌。社论一发表，北大内部就围绕这一历史旧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元梓一派人对曾在国际饭店会议上不赞成他们观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
从6月1日至6日，六天内，校内贴出五万余张大字报，每天来北大看大字报的人达十万人之多。原北大党委及所属各总支，除哲学系外，全部陷入瘫痪。
从6月初开始，北大校园内便出现了打人、骂人、推搡、揪头发、撕衣服、往身上贴大字报、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等等粗暴野蛮的斗争方式。自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学生们便开始漫无边际，肆无忌惮地“横扫”起来。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遭到学生、职工，以及不明身份的人批斗，每天批斗十几次，家中的名贵字画，各种陈设被洗劫一空，其住所被贴上“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有些来北大声援的外校学生，随便勒令“黑帮人物”交代问题。陆平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日夜不停地批斗，批斗的场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他被簇拥着站在墙头上，下面群众高呼口号，高声谩骂。对陆平的批斗一时成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观。不管什么人，只要到北大来，必然来参观一番。而且每个人都有权把陆平从屋子里揪出来批斗，好像旧日戏园子里点名角唱戏一样。
北大革命小将的创造力十分惊人。北大走资派在脖子上被挂上大木牌，上面写着这个走资派的名字，再在名字上用红笔划上叉，这个天才的发明就是出自北大小将们之手。就像巴黎领导世界时装的新潮流一样，当时的北大确实领导着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挂牌子的新生事物一经出现，立刻传遍全国。不过，挂牌的钢丝越来越细，木牌越来越大，分量越来越重，以致细钢丝嵌进“犯人”肉中，鲜血直流，则是校外的“革命群众”对北大新潮流的发展，在北大似乎还没有见过。不管怎样，从6月1日以后，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此种风气迅速蔓延到中小学，以及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使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季羡林就是在这个混乱时刻从南口村回到北大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奉命回校
6月4日，在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北大师生忽然接到不知道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季羡林赶紧收拾行李，好在他带的东西本来不多，一无书籍，二无细软，只一床被褥，一个脸盆，几件随身穿的衣服，顺手一卷，立即成行。他挤上学校派去的大汽车，坐在车上，从车窗向外望去，看见自己住了八九个月的南口村平静如常，心头不觉漾起了一缕离情别绪。但是，此时有点兵荒马乱的味道，他也顾不得细细咀嚼这缠绵的离情，只在心里说了一声：“拜拜了，南口村。”
汽车启动了。他看了看东语系那位总支书记，只见他神情严肃，沉黙不语。季羡林想，他的政治细胞比自己多，阶级斗争经验也比自己丰富，他沉默不语，必定是有什么不祥的预感。季羡林虽然心里也没底，有点嘀咕，但是也没有时间考虑得太多。以前从南口村请假回家时，心里总是兴高采烈的，但是这次回校却惴惴不安，好像走向一块“未知的土地”。一个多小时以后，汽车开到了燕园。季羡林原来在车上还天真地期望，会有东语系的教员和学生前来迎接他们，热烈的握手，深情的寒暄。因为总支书记和他，毕竟还是总支书记和系主任，还没有被罢官嘛。然而一进校门，令他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是不久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校内林荫道上，横七竖八地停满了大小汽车。自行车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房前树下，角角落落，只要有点空隙，就挤满了自行车。至于校内的人和校外来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万头攒动，人声鼎沸，喧声直上九重霄。以大饭厅为中心，人们成队成团，拥拥挤挤。抬头望去，墙上，地上，树上，布满了大小字报，五光十色，简直是一个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
季羡林哪里知道，从6月1日起，燕园就天天如此。到北大来朝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一般涌进燕国。在革命派的眼中，北大己经成为极其神圣，极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过了麦加，超过了耶路撒冷，有的甚至不远千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
他们坐的汽车，一进校门，就寸步难行，大家只好下车步行。什么迎接，什么握手，什么寒暄，都抛到爪哇国里去了。
同行的那位总支书记，一下车，就被革命小将“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他是钦定的“走资派”，陆平的“黑帮”，大概理应如此吧。此时季羡林也管不了这么许多，只是心中暗暗庆幸，幸亏洠в腥死唇幼约海蝗唬约阂不嵯衲俏蛔苤榧且谎弧敖佟钡讲恢裁纯膳碌牡胤饺チ恕８詹旁诔瞪献约夯够孟牖嵊腥死从幼约海得髯约涸谡紊鲜翟谔薮溃字桑谛睦镌鹇钭约海骸凹蛑毕褚煌反缆俊！�
季羡林在目瞪口呆之余，稍稍定了定神，意识到，虽然没有迎接，没有欢迎；但也没有怒斥，没有拳打，没有脚踢，自己现在还是一个自由人，还有行动自由，便挤进了人群，一手抱着铺盖卷，一手提着脸盆，茫然地向朗润园13公寓的家走去。
季羡林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是，还没有人来“接”他，他还能住在家里，还有行动自由，这说明至少目前他还没有沦为“牛鬼蛇神”，还不属于“横扫”的对象，这让他稍许安心。至于有人给他贴大字报，这是应有之义，毫不足怪。幸而大字报不多，主要的一张就是前文中提到的关于《春满燕园》的那一张。大字报的大标题是：“季羡林的《春满燕园》是一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毒草！”其论点是：歌颂春天，就是歌颂资本主义复辟。写教师备课，学生晨读就是“业务挂帅”、“智育第一”，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
季羡林当时还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即使这样，当他看到这一张大字报的时候，除了吃惊以外，“心里觉得十分别扭，像吃了一肚子苍蝇似地，直想作呕。”“为什么最美好的季节春天竟成了资本主义的象征呢？学校之所以要办，就是让人来念书的，为什么在学校里，一提念书就成了‘修正主义’呢？”他一边看大字报，一边在心里问道。可是，大字报从来只下结论，不做推理分析；只扣帽子吓人，不摆事实讲道理。这正是大字报威力的奥秘所在。季羡林看完大字报，心中忿忿不平，不由地“哼”了一声。就是发生在这十分之一秒钟时间里的“哼”声，也没能逃过“革命小将”警惕的耳朵，暗中给他记下了一笔账。后来，季羡林成了“死不改悔”的“死硬派”，经过上百次的批斗，罪名多如牛毛，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