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6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果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话，我乐意接受修正主义这顶颇为吓人的帽子。解放后历届政治运动，只要我自己检查或者代表东语系检查能够检查这一点，检查到自己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修正主义思想，必然能顺利过关。“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但是我是一个“死不改悔”者，检查完了，关一过，我仍然照旧搞我的修正主义。到了今天，回首前尘，我恍然有所悟。如果我在过去四十年中没有搞点修正主义的话，我今天恐怕是一事无成，那七八百万字的著译也决不会出现。我真要感谢自己那一种死不改悔的牛劲了。
不管怎样，这段时间里，给季羡林头上戴的，不过是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有点联系的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帽子，而且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心里真是感到十分满意。虽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非完全美妙，说不定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会被革命小将揪出来批斗，但毕竟现在还是自由的，就不再去想那么许多，自己乐得先快活一阵再说吧。
《三国演义》里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便是：“夫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论是久远的中国历史，还是短命的北大校文革历史，都脱不出这条规律。“聂记校文革”成立不久，全校“大一统”局面尚未形成，便“烽烟四起”，“渔阳鼙鼓动地来”，出现了分裂。从8月份开始，北大出现了众多的造反派组织。它们各自为政，独立行动，不受任何人领导，人自为战，队自为战，派自为战，于是北大校园里便再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当时成立造反组织不需要登记，不需要经过任何人批准，没有人来挑剔法律程序，只要自己贴一张大字报宣布自己叫什么战斗队，写上几句“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再喊几声“万岁！”就可以了。当然，起名字也是颇有讲究的，譬如：“新北大”、“红旗飘”、“井冈山”、“东方红”、“东风”等，以见其革命性；取自毛泽东诗词的也成为时髦，如“缚苍龙”、“九天揽月”、“跃上葱笼”“从头越”等；也有颇为吓人的，如“铁锤”、“清道夫”；还有一目了然，干脆明快的，如“干到底”、“揭老底”之类的，五花八门。至于战斗队的人数，则极为参差不齐，大的几十人、几百人；小的十几人，四五人；据说还有一个人的战斗队。据不完全统计：从8月18日至10月15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校出现的各类红卫兵组织、战斗队、战斗组约九十二个，参加者三千余人。以后又陆续增加了许多。这些造反组织首先在校内外进行了大量的“横扫四旧”，抄家，没收家产、文物、书籍等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校内被抄家的有536户（教授53％、中层干部80％以上均被抄家，甚至有的外籍专家也被抄家）。红卫兵还以反“四旧”的名义，将临湖轩改名为“解放院”；燕南园改名为“反修园”；南阁改名为“五二五楼（因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写于5月25日）”；俄语系也一度改名为“反修系”。聂记校文革宣布：将6月l日定为北大校庆日。
造反派在“横扫”之后，便开始打内仗。到了l0月中旬，原来和聂元梓在一起的“老左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各派虽然表面上慷慨陈辞，革命不离口，实质上目的都在争夺北大的领导权。当时聂元梓是“老佛爷”，校文革就是朝廷，因此争论的焦点便是聂元梓和她的校文革是否执行了正确路线。反对派说：“聂元梓上台以后执行了一条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拥聂派则说：“聂元梓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此时还未开始“文攻武卫”，主要还是以笔杆子为武器，用大字报进行战斗。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擦，争斗，兼并，重组，众多的造反派组织逐渐形成了两大派：一派是新北大公社，是支持聂元梓和校文革的；一派是井冈山兵团，是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到了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后，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也分裂为“天”派和“地”派两大派。各校的红卫兵组织，出于种种原因，分别归属于两派麾下。
聂元梓和校文革除了与反对派打内战以外，还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杀向社会：到上海去支持王洪文的造反派夺上海市委的权；批斗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的“走资派”；参加“刘少奇罪行调查团”、“揪叛徒调查团”；批判朱德、邓小平、贺龙等党和军队领导人的“罪行”等，忙得不亦乐乎。聂元梓和校文革穷于应付内外两条战线的战斗任务，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更无暇关注批斗校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再加上从1966年8月份开始的大串联，早已风行全国，北大师生大部分也都离校外出串联去了，一时间，喧闹的北大校园忽然冷清起来。
季羡林在“文革”初期，想象自己头上应该戴的两顶帽子，结果半年过去了，一顶也没给他戴上。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里，季羡林完全成了一个自由民。这时，没有人来“勒令”他拿出钱来，也没有人再到他家去扫“四旧”，相反，他还参加了一些社会工作和集体劳动，这使他喜出望外。他说：“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我没有被划为走资派，而今仍然浪迹革命之内，滥竽人民之中，这真是天大的幸福，我应该感到满足了。”
在这段日子里，他首先参加了接待来北大串联的“革命小将”的工作。
全国大串联开始后，各地、各类人物，都打着“革命”的旗号，到处串联。几千万人，在全国各地漫游，四处造反。中央文革命令各单位要好好接待这些“革命小将”。小将们坐车乘船都不花钱，吃、住费用全由接待单位负责，整个儿一个免费大旅游，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的好事。串联的造反派，不需要任何身份证明，也没有单位的介绍信，就凭一身旧军装，再加一副造反派的派头就足够了。这副“尊容”，人见人怕，列车员不会向你要票，连警察也惧你三分。到北大来串联的外地人比6月初来看大字报的人还多。据统计：自7月29日至8月28日，一个月中，到北大来串联的外地人员共约2l2。4万多人次。小小的燕园又挤得水泄不通。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回忆道：
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呆在临界线这一边，为了感恩图报，表示自己的忠诚，更加振奋精神，昼夜值班。“客人”没有棉被，我同系里的其他人，从家里抱去棉被。每天推着水车，为“客人”打开水。我看到“客人”缺少脸盆，便自己掏腰包，一买就是二十个。看着崭新的脸盆，自己心里乐开了花。
但是，正如俗话所说，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快活得太早了，太过分了。革命小将，当然也有一些中将，好像并不领情。新被子，只要他们盖上几夜，总被弄得面目全非，棉花绽了出来，被面被撕破。回头再看脸盆，更让人气短。用了才不过几天，盆上已经是疮痍满目，惨不忍睹。最初我真是出自内心地毕恭毕敬地招待这些“客人”，然而“客人”竟是这样，我的头上仿佛狠狠地给人打了一巴掌，心里酸甜苦辣，简直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了。
大串联很快突破了学校范围，扩展到工厂、农村，生产秩序大乱。成千上万的人在全国涌来涌去，交通线路不堪重负，耗费国家资财无数。随着冬季到来，大串联的势头仍然未减，而食宿接待已难保证，中央只得下令停止串联。
于是，季羡林又参加了劝说这些“客人”回去“复课闹革命”，或者“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劝说“客人”走的工作，比接待工作更加艰巨。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军宣队的带领下，到西颐宾馆、气象局等外地人住得多的地方去做说服工作。那些在北京尝到甜头的外地人哪里会自动离开呢？于是劝说，辩论，有时候甚至是激烈的争论。弄得季羡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但是还要忍气呑声，去做劝说工作。气象局的任务完成了，他们又挥师远征，到离北大相当远的一个机关，去干同样的工作。此时已经是1966年的冬天，天气冷起来，季羡林每天从学校骑车，长途跋涉，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遇上雪天，天寒地滑，要走两个小时。中午就在那里吃饭。那里根本没有他们呆的房间。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天棚。这个天棚连风都挡不住，更甭说寒气了！饭菜本来就不够热，一盛到冰冷的碗里，如果不用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咽地吃完，饭碗周围就会结成冰碴。想当年苏武在北海牧羊，吃的恐怕就是这样带冰碴的饭。这样的生活当然是很苦的。但是季羡林仍然感到很愉快，因为能参加这项工作，说明他仍然是“革命群众”的一员。
最让季羡林兴奋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参加了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选举。
季羡林曾担任过几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北京市人大代表。海淀区人民代表选举也参加过几次。当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能投上一票也并非容易的事。“文革”开始后，聂元梓和校文革便宣布：取消“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五类分子”等数百名干部、教师的选举权。季羡林幸而还留在人民内部，从而保住了选举权，他为此而感到庆幸，他写道：
当我在红榜上看到自己名字时，那三个字简直是熠熠生光，仿佛凸了出来一样。当年在帝王时代，“金榜题名时”的快乐，恐怕也不会超过我现在的快乐。我现在才体会到，原来认为唾手可得的东西，也是来之不易啊！投票那天，我换上了新衣服，站在“人民”中，手里的红红的选票像千斤一般重。我真的是欢喜欲狂了。我知道，我自己还没有变成像印度的不可接触者那样，还没有人害怕我踩了他的影子。幸福的滋味溢满我的心中，供我仔细品尝，有好多天之久。
——《牛棚杂忆》
还有一件事情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回忆。
1967年的五六月份，正是麦收季节，东语系的“革命”师生奉命到南苑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协助麦收，季羡林也被恩准作为“革命”群众的一员，一块去了。那一年雨比较多。在村子里住了十多天，几乎天天下雨。雨下不长，几乎转眼就过。可是也制造了不少麻烦。师生们白天从麦田里把捆好的麦子背回村里，摊在场上，等候晒干，再把麦子打出来。一阵雨来，他们就着了慌，用苫布把麦子盖上。雨一过，太阳一出，再把苫布掀掉。有时候一天忙活好几阵子。特别是夜里下雨，师生们立即起身，跑到场里盖苫布，忙得浑身大汗，再被雨水一浇，个个成了落汤鸡。然而农民却没有一个出来的。那时的农民正在“通向天堂”的人民公社里吃大锅饭，谁也不肯卖力气。
白天，大家劳动一天，身体十分疲惫。晚上睡在一间大仓库里。地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地铺，一个人所占的面积仅能容身。农村蚊子特多，别人都带了蚊帐，外加驱蚊油，季羡林孑然一身，什么都没带。夜里别人都放下了帐子，蚊虫叮不着。惟独季羡林这里却是完全开放的。于是所有的蚊子都拥到他这里来，蚊声如雷，下袭如雨。早晨起来，伤痕遍体。但是，季羡林毫无怨言，仍然精神百倍地干活。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我混迹“人民”之中，积极性特高。白天到麦田里去背捆好了的麦子，我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我背的捆数决不低于年轻小伙子。因此回校以后，受到系里的当众表扬，心里美滋滋的。
季羡林当时已经五十六岁了，虽然还不算老人，但是也差不多快进入老年了。他几十年在大学里教书，同书本粉笔打交道，没有经受过体力劳动的锻炼，干这么重的活儿，实在是有些吃不消。但是，在当时的处境下，累点，苦点，只要站在“人民”一边，总比揪出来批斗要好得多，所以他才“心里美滋滋的”。
如果季羡林就这么甘于逍遥，甘于不问世事，甘于随遇而安，甘于自得其乐，甘于“难得糊涂”，甘于逆来顺受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就会平安无事地度过十年“文革”岁月，而不会坠入“牛掤”的地狱中去。事实上“文革”中，不少的逍遥派就是这么顺利地走过来的。可是，“祸福茫茫不可期”。事情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季羡林的想象……
两派对峙，血染燕园
l967年2月15日，支持聂元梓校文革的“红旗兵团”、“红教工兵团”、“东风兵团”等红卫兵造反组织率先联合成立了“新北大公社”。在成立大会上，聂元梓代表校文革表示热烈祝贺。新北大公社成立后，各系各单位纷纷相应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战斗团”。这一派可视为“在朝派”，无论人数和实力均雄居首位。
1967年8月17日，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井冈山兵团”宣布成立。它是由原“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北京公社”“红旗飘”等五个造反组织（简称井、红、团、零、飘）联合而成的。在成立大会的宣言中称：“我们革命造反派走过了光辉战斗的一年，大造了陆平、彭珮云的反，大造了张承先坏工作组的反，大造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反，今天我们又大造聂元梓、孙蓬一（时为校文革第一副主任──笔者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实行了革命大联合。”令人吃惊的是，北大副校长周培源出席了大会并讲活。同日，周培源参加井冈山兵团，并担任第一届总部勤务员和核心组组长。“井冈山兵团”成立后，各系各单位也相应成立了“井冈山兵团纵队”。“井冈山兵团”以“纵队”区别于“新北大公社”的“战斗团”。东语系成立了“井冈山兵团第九纵队”，简称“九纵”。这一派可视为“在野派”。“在野派”无论在人数和实力上都远逊于“在朝派”。“井冈山兵团”的成立，标志着北大校内两大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正式形成。
虽说两派组织都是执行极“左”路线，派性十足，都搞打、砸、抢、抄，都打出江青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以壮声势，都表示自己是这位“旗手”的忠实信徒。但是，“新北大公社”掌握北大的大权，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而“井冈山兵团”则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同情。
这时中央已经下令，要实行“三结合”，解放干部。于是双方都努力拉拢教员和干部，特别是那些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教员和干部，表示自己一派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
一次，两派在大饭厅召开辩论大会，季羡林前去旁听。两派的主要领导人坐在台上，群众坐在台下。领导人的官衔也都变了，不叫什么长，什么主任，而叫“勤务员”。会场上自由辩论的气氛十分热烈，领导人的“公仆”形象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样的场景，季羡林感到全场洋溢着一股革命的气氛，好像回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代一样，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最让季羡林感到吃惊的是，在井冈山领导人中，居然有一位老人，白发盈巅，神态安祥地坐在那里。季羡林仔细一看，这不就是他十分熟悉的周培源副校长吗？这让季羡林吃惊不小。
周培源是著名的流体力学专家，相对论专家，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在群众中有相当高的威望，是党中央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