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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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培源是著名的流体力学专家，相对论专家，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在群众中有相当高的威望，是党中央明令要保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周培源本来也未想参加造反组织。在3月份，校文革召开第一次干部亮相大会上，周培源就在大会上亮相，并表示：一定要坚定地站在革命路线一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没有表示偏袒某一方。后来，校文革不搞斗、批、改，继续大搞乱批乱斗，不择手段镇压不同意见的小组织，并且秘密整周恩来的“黑材料”。周培源认为这样做不符合革命路线，便同其他一百三十四位干部发表了《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称：“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都是“井冈山兵团”的前身——引者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周培源带头写的《公开信》一发表，立刻惹恼了聂元梓和校文革，于是便对他进行围攻，恫吓，谩骂，弄得这位老先生心烦意乱。周培源是个很有性格的人，事情既然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出于无奈，便横下一条心，干脆“上山”，加人“井冈山兵团”。周培源“上山”后，立即被井冈山的群众选为总部勤务员。
　　在大饭厅辩论大会上，周培源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对季羡林震动极大。他被周培源的勇气和正义感大大地感动了，同时，开始回顾自己一年来走过的道路，并思考下一步的选择。
　　季羡林想：“一年来自己‘滥竽’人民之中，深知这处境实在来之不易，所以下定决心，不参加任何派，做一个逍遥派是自己惟一的选择的，这也是一条阳关大道。在全校乱糟糟的情况下，走这一条路，可以不用操心，不用激动，简直是乱世中的桃花源。反正学校里已经‘停课闹革命’，自己不用教书，不用写文章，有兴趣就看一看大字报，听一听辩论会，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简直像个活神仙。”
　　但是，人世间绝没有桃花源，燕园也不例外。
　　燕园里天天发生的事情时时刻刻地刺激着我，我是一个有知觉有感情的人，故作麻木状对我来说是办不到的。我必须作出反应。我在北大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担任过北大工会主席，担任过一些较重要的社会职务，其中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等等。俗话说：“树大招风。”我这棵树虽然还不算大，但也达到了招风的高度。我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说好听的就是，心还没有全死，还有一点正义感。说不好听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种，很不识相。在这样主客观的配合下，即使北大有个避风港，我能钻得进去吗？我命定了必须站在暴风雨中。

　　——《牛棚杂忆》　
　
　　


命定站在暴风雨中
　　季羡林决心不再做逍遥派，不再企盼什么避风港。他要面对现实，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作出自己的选择。
　　长期以来，季羡林就感到，北大这位“老佛爷”干的许多事违背了上面说的革命路线，他说：
　　虽然什么叫革命路线？我也并不全懂。学习了十多年的政治理论，天天听那一套东西。积之既久。我这冥顽的脑袋瓜似乎有点开窍，知道干一切工作都必须走群众路线。我觉得，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判断一个领导人的重要尺度。而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只是我认为——那个女人背离了正确道路。新北大公社是在北大执掌大权的机构，那个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时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结果。“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最高指示”一经发出，全国风靡。北大自不能落后，于是那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了北大“合法”政权的头子，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这真是锦上添花，岂不猗欤休哉！然而这更增加了这一位不学有术、智商实际上是低能的“老佛爷”的气焰。她更加目空一切，在一些“小李子”抬的轿子上舒舒服服，发号施令，对于胆敢反对她的人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停职停薪，给小鞋穿，是家常便饭。严重则任意宣布“打倒”，使对方立即成为敌人，可以格杀勿论。她也确实杀了几个无辜的人，那一个校外来的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下的中学生，我上面已经提到。看了这些情况，看了她对待群众的态度，我心里愤愤不平。我认为她违反了上面的革命路线。我有点坐不稳钓鱼船了。
　　——《牛棚杂忆》
　　季羡林曾经同这位“老佛爷”打过交道，深知她“愚而诈，心狠手辣”，属于“在理论上一窍不通，但是在耍阴谋诡计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一类人。虽然此时季羡林心里对新北大公社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为了慎重起见，他还不愿马上行动，与“老佛爷”为敌，那样做风险太大，只好暂时韬晦，依违两派之间，表面作出一个中立的态度。
　　在这期间，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是到印尼驻华使馆去示威游行。原因是印尼方面烧了我国驻雅加达的使馆，为了报复，就去示威。这是一件深得人心的爱国行动。北大两派谁都不想放过这个机会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争取更多的群众。两派都可以说是“倾巢”出动。在学校南门里的林荫大道上，停放了几十辆租来的大轿车，供示威者乘坐之用。两派当然分乘自己的车。可是季羡林哪一派都不是，想乘车便成了问题。此时两派中认识季羡林的几员干将，看到有机可乘，都到季羡林跟前来献殷勤，拉季羡林上车。这反倒使季羡林乱了方寸，不知道该上哪派的车好。井冈山的一位东语系女将，拉季羡林特别积极。从内心来讲，季羡林是愿意上井冈山的车的，但是，他当时还有顾虑，害怕这一上车便暴露了自己的倾向，得罪了新北大公社一派。新北大公社来拉他的人也很积极。最后，在经过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思想斗争之后，还是上了公社的车。
　　另一件是有关参加学习班的事。
　　当时上面要求造反组织解放干部，实行“三结合”。两派为了表现自己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纷纷拉拢干部，组织干部学习班，以壮大声势。有一些在前一段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批斗了一阵，没发现有什么大问题，虽然靠边站了，却也不再批斗。这些人就成了两派争取的对象。季羡林也是被争取的对象之一。井冈山的人前来动员他参加他们的学习班。新北大公社的人动员他参加自己的学习班。老问题又出现了，何去何从？季羡林又成了“哈姆雷特”，犹豫不决。虽然经过长期的观察与考虑，此时季羡林是愿意去井冈山办的学习班的，但是他想，如果自己要是在井冈山学习班去“亮相”，其中必然隐含着极大危险性。新北大公社毕竟大权在握，人多势众，兵强马壮，而且有一个心胸狭隘的领袖，得罪了她，后患不堪设想。犹豫了很久，为了个人安全起见，季羡林还是参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学习班。
　　季羡林说：“两派学习班的宗旨，从表面上看，看不出什么差别，都拥护伟大领袖，都竭尽全力向领袖夫人表忠心。对后一位的吹捧，达到惊人的程度。两派都贴了不知道多少大字报，把她吹捧得像圣母一样。”当然这是他后来的看法。当时季羡林同大家一样，对这些吹捧并没有产生过任何怀疑，他说：“我水平低，对于这一点完全赞同。虽然我也曾通过小道消息听了不少对她十分不利的话；但我依然不改初衷。”
　　在处理上面两件事情时，季羡林都做得十分谨慎，韬晦之计施展得也算巧妙。但是，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季羡林生性诚实执著，不会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更不善于掩蔽自己的想法，心里有话说出来才痛快。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他对两派的看法，大家都一清二楚，这便给他带来了麻烦。
　　两派的信徒，特别是学生，采用车轮战术来拉他。新北大公社的学生到他家，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你不能参加井冈山。”这还是客气的，不客气的就直截了当地对他提出警告：“当心你的脑袋！”有的向他家打电话，劝说他，警告他；有的甜言蜜语，也有大声怒斥，花样繁多，频率甚高。此时季羡林的处境同上面提到的周培源的处境完全一样。季羡林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我是天生的犟种，有点牛脾气。你越来逼我，我就越不买账。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干脆下海。其中的危险性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可见我当时心情之一斑。”

　　季羡林就这样下“海”了，上“山”了。
　　季羡林一参加井冈山，由于他的威望，在北大的影响，立即被选为井冈山九纵（东语系）的勤务员。像他这样年龄，这样著名的教授，公开宣布参加某一派造反组织，特别是井冈山，这在北大除了周培源以外，还是罕见的。这件事当时在北大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井冈山一派的人高兴得手舞足蹈了；新北大公社一派的人则怒气冲天，破口大骂；他的朋友们都替他捏一把汗；逍遥派们则等着好戏看。
　　海下了，“山”也上了，这个举动给季羡林带来了双重性。他说：“好处是它给我的内心带来了宁静，带来了平衡，不必再为参加或不参加这样的问题而大伤脑筋。坏处是它给我带来了恶性发作的派性。派性我本来就有的。但是过去必须加以隐蔽。现在既然一锤定音，再也用不着躲躲闪闪了。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讲的也不可能完全是真活，谩骂成份也是不可避免的。”
　　“派性”这种新事物，是很奇特的。它好像邪魔一样，谁要是中了派性的“邪”，就如同鬼魂附体，立刻失去理智，失去客观判断事物的能力，是非不分，真伪难辨。一旦有了派性，朋友可以割席，夫妻可以反目。一个和好美满的家庭，就因为夫妻参加的“派”是对立的，便会因此搞得家破人亡。同一派的人，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有什么缺点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对立面一派的人，都变得一无是处，即使昨天还是最好的朋友，今天因为参加的派不同，就会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一向四平八稳的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个都变成了好斗的公鸡。派性会产生无比强大的力量，使人不知疲倦，义愤填膺，只要是为自己一派干事，义不容辞，虽死犹荣，简直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后来，两派之间由动口变成了动手，互相残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白白牺牲了许多无辜的生命。事后，许多人感叹：如果大家把派性产生的这种力量和干劲，用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四化”岂不早已实现；用来抵御侵略者，又怎会有百年受外敌欺侮的历史？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出现过这种异常的心理状况，实在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探求一下。
　　二十多年后，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他对北大两派作了如下的评论：
　　在当时，在派性猖狂的时候，客观评价根本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觉得可以了。两派基本上都由年轻的教员、学生组成。两派当然都有自己的政纲。但是，具体的内容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论路线，两派执行的都是一条极左的路线，打、砸、抢、抄，大家都干，不分彼此，难定高下。据我的观察，两派的政纲既然是半斤八两，斗争的焦点只能是争夺领导权。
　　季羡林虽然是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个不可一世的“老佛爷”的，但是心中仍然有些惴惴不安。此时，聂元梓正如日中天，荣升“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更加趾高气扬，炙手可热。季羡林在太岁头上动了土，她能饶得过自己吗？季羡林常常在心里嘀咕：一方面，自恃历史清白，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他想，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来“揪”他；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自己跳出来参加了井冈山以后，“老佛爷”和新北大公社已视自己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且，当时只要随便抓住对方的片言只语，加以曲解，诬陷罗织，无限上纲，就可以把一个好人打成现行反革命。
　　从1967年夏天到秋天，季羡林仿佛在走钢丝，随时都有跌下来，坠入万丈深渊的可能。这时，流言极多。一会儿说新北大公社要揪季羡林了；一会儿又说要抄季羡林的家了。季羡林对这些流言，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终日提心吊胆。他说：“我的心里像揣着十五只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在我的日记里，我几乎每一周都要写上一句‘暴风雨在我头上盘旋’。”
　　炎炎长夏，惨淡的金秋，季羡林就是在这种惶惶不安中度过的。　
　　


厄运临头——抄家
　　随着天气转凉，风声越来越紧。季羡林多次听到新北大公社要对他下手的传言。然而，他还有侥幸心理。自恃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不怕你抓。但是，季羡林错了。
　　1967年11月30日深夜。季羡林刚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忽然听到门外有汽车声，接着一阵异常激烈的打门声。他连忙披衣起来，门开处闯进来六条大汉，都是东语系的学生，新北大公社的铁杆，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风凛凛，面若寒霜。季羡林一看，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早有思想准备，并不感到惊奇。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季羡林虽不认为自己是好汉，但眼前亏却是不愿吃的。他毫无抵抗之意，他们的大棒可惜无用武之地了。
　　季羡林还没来得及穿衣服，就被赶到厨房去了。他那年近古稀的婶母和老伴，也被赶到那里。此时正是深夜风寒，厨房里吹着刺骨的过堂风，三位老人浑身打战。他们被禁止说话，大棒的影子就在眼前晃动。季羡林当时既不敢抵抗，也不卑躬屈膝请求高抬贵手。他只是蜷缩在厨房里冰冷的洋灰地上，冷眼旁观，倾耳细听。他很奇怪，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三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只派一个小伙子来，就绰绰有余了。然而，只是站在厨房门口的就有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是姓谷的朝鲜语科的学生。过去师生，今朝敌我。季羡林知道，他们全家人的性命就掌握在这帮人的手里。当时打死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完全不受法律制裁。
　　季羡林的眼睛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耳朵是能听到的。只听到一大一小两间屋子里乒乓作响，翻箱倒柜之声，捣碎、摔碎器物之声，此起彼伏。季羡林知道，这是他多年来省吃俭用，积累的一些小古董，小摆设被砸毁了。小将们对抄家这一行已经非常熟练，他们手足麻利，“横扫千军如卷席”。
　　楼上横扫完毕，一位姓王的学泰语的学生来找季羡林要楼下的钥匙。原来季羡林搬过来以后，住在楼上。学校有关单位怕书籍过多过重，可能把楼压坏，劝他把书移到楼下车库里去。于是季羡林在征得了全楼住户的同意后，把楼上的书搬了进去。这位姓王的小将到季羡林家来过，知道书都藏在楼下。他伸手向季羡林要钥匙，季羡林知道他是个内行，敬谨从命，把钥匙交给了他。小将们抄家，深谋远虑，涓滴不漏，极端地负责任，真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时虽然听不到声音了，但是季羡林心中更加痛苦万分。那些他心爱的书，几十年积攒起来的书，有的是从中学时代就跟随他，有的是在德国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