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7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文化大革命对国人心灵的摧残,较之物质的摧毁,惨重百倍。甚至连季羡林这样的人,都曾“堕落”,遑论他人。这真让人感到怵目惊心,不堪回首。如果说,我们可以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可以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物质损失挽回来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对全民思想、心灵的摧残与荼毒,则决不是一两代人的时间所能挽回的。
至于季羡林最后提出来的质问“然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这却是一个难答的问题。
艰难的“解放”
1968年夏,北京“天”“地”两派的武斗不断扩大,北大校内两派的武斗也逐步升级。7月22日,校文革决定对井冈山兵团占领的楼房断电、断水。井冈山兵团则从37楼南墙外的高压电线上带电作业往楼内架接电源。为着接电与反接电,两派再次爆发大规模武斗。双方用长矛互相冲刺,并扔了许多自制的燃烧瓶,武斗一直持续到深夜,造成双方群众伤残,并造成校外马路堵塞,332路公共汽车停驶,附近居民及路人皆惴惴不安,视北大如战场,纷纷躲避。
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混战,震惊了中南海,引起了最高当局的关注。
7月28日,凌晨3时半至8时半,毛泽东亲自召见首都高校红代会核心组负责人,即所谓“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清华)、谭厚兰(北师大)、韩爱晶(北航)、王大宾(地质学院)。毛泽东说:“今天是我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它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l998年版。)
毛泽东的讲话,就是最高指示,一锤定音,没有任何人敢违抗,包括自恃有靠山的聂元梓在内。于是,首都高校的武斗立即停止下来,偃旗息鼓,销声匿迹。
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进驻北大。宣传队由北京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外文印刷厂、北京齿轮厂、财经印刷厂和67军等六个单位、四百九十二人组成。半年后,1969年3月24日,8341部队八十一名军宣队员在政委杨德中、副政委王连龙率领下,进驻北大。军宣队中包括后来名震一时的“四人帮”爪牙迟群和谢静宜。从此时起至i976年“文革”结束,北大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便在工人和军队组成的“宣传队”领导下度过了八年的漫长岁月。
宣传队进校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据统计:新北大公社向宣传队上缴扎枪、长矛930支,安全帽518顶,护身甲336件,铁棍约200根。井冈山兵团交出的武器计有:长矛749支,铁棍71根,护身甲208件,柳条帽432顶,弹弓8个。
宣传队办的第二件事是,要求两派倒旗,回各班系、各单位去联合闹革命。8月28日,新北大公社(5000人)召开“将革命进行到底”大会,宣布:从8月28日22点起,解散新北大公社各级组织。8月29日,井冈山兵团发表声明:从8月29日下午3时起,停止一切工作。至此,北大两派长达两年多的斗争历史宣告结束。
宣传队办的第三件事,便是在全校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次“清队”运动,又一次执行了极“左”路线,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许多无辜者。从9月下旬开始,全校干部、教师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在宣传队提出的“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思想指导下,全校相继有九百多人被重点审查。根据1968年12月12日宣传队上报的《简报》称:“自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北大自杀了十七人。”这还不包括在此《简报》发出后六天,即12月18日夜,原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翦伯赞与夫人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在内。据l969年9月4日宣传队向市革委会上报《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说:“1969年7月上旬转入(第二次)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截止9月2日告一段落。初步查清北大前身(旧北大、燕大)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等51个反动组织;在现有4711名教职员工中,清出叛徒3人,特务55人(其中潜伏特务17人),历史反革命分子21人,现行反革命分子(内含1名学生)9人,地、富、坏分子14人,共102人。”这真是“王八多得腿碰腿”了。据说,通过“清队”以后,“北大的阶级阵线基本明朗了”。
时令已经进入了1968年的冬季,此时工军宣传队已经进驻北大两个多月。劳改大院内的劳改队伍逐渐缩小了起来。一来二去,剩下的人不多了,但是季羡林仍然呆在劳改队伍中,没有人来过问他。监改人员命令所有的人都搬到一间大屋子里去住。又过了一段时间,上面传下命令:各系的“罪犯”分别回到各系关押。东语系便把季羡林等几名“犯人”提回系里,关押在外文楼二楼北面的缅甸语教研室里。
到了外文楼以后,季羡林没有再挨打,但是没想到由于他“态度不好,没有低头认罪”,又遭受一次飞来横祸。
有一天,解放军派来“支左”的常驻东语系的一个营长赵╳╳,把季羡林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问季羡林一个问题。季羡林当时认为解放军的水平总应该是高一些的,但是令季羡林非常失望,这位营长态度极其粗暴蛮横。这使季羡林心里非常窝火,他的犟劲也上来了,便粗声粗气地说道:“我的日记已经全部抄来了,一定会放在外文楼某一间屋子里。你派一个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记。最多只用五分钟,问题就可以全部弄明白。”季羡林万万没想到,这一下又捅了马蜂窝。这位营长大概认为季羡林这个囚犯竟胆敢顶撞他这个“太上皇”,真是胆大包天,于是勃然变色,大声指责季羡林态度极端恶劣。
季羡林回到牢房,马上就有革命群众到屋里来贴大标语:“季羡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等等,整个牢房被红红绿绿的标语几乎贴满了。“司空见惯浑无事”,这些东西对季羡林的神经已经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了。他夜里照睡不误,等候暴风雨的来临。
果然,“革命家”们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季羡林被两个东语系的红卫兵押到东语系学生住的40楼。他看见楼外早已贴满了针对自己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羡林!”顿时他明白了,因为昨天他顶撞了军宣队,这是赵营长对他的惩罚,他现在变成了“翻天”的代表人物了。
季羡林被卡住脖子,拧住胳臂,推推搡搡,押进楼去。先走进一层楼道,楼道本来就很窄,现在又挤满了学生。季羡林被押着穿过人群,耳朵里听的是口号声,头上、身上挨的是拳头。他被两个红卫兵押着走,仿佛腾云驾雾一般,飞上了二楼。二楼同样是震天的口号和雨点般的拳头。在嘈杂混乱声中,他又被押上三楼。“仪式”完了以后,又被押回牢房。
后来季羡林听说,这叫做“楼内游斗”。是谁发明的,不得而知。季羡林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这样的批斗,花样虽然新鲜,但是对他也没有什么刺激,只觉得“好玩”而已。
事情当然不能就这样结束。这位赵营长下定决心,不整得季羡林死去活来绝不罢休。于是连夜制定方案,调集人马,布置任务,要给季羡林一点颜色看看。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季羡林又被押到一间教研室里,那里面坐着教师,也有学生,面对面地对季羡林进行批斗。然后是第二个教研室,第三个教研室……每个教研室都批斗一通。东语系有十几个教研室,共批斗了十几次。接着又到东语系学生班里去批斗,每个班批斗一次。季羡林也记不清究竟批斗了多少次。他说:“加起来,总有二十来次吧。以每次批斗一小时计算,共有三十来个小时。反正三两天内,我比出去‘走穴’的人还忙。”这样的批斗能产生什么效果呢?他说:“除了感觉到有点疲倦之外,‘虱子多了不痒’,我‘被批斗的积极性’反而调动起来了。我爱上了这种批。我觉得非常开心。你那里‘义正词严’,我这里关上耳朵,镇定养神。那些真假革命家们,大概是万万想不到的吧!”
1969年2月17日,宣传队根据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宣布监改大院解散,并释放分别关押在各系的“罪犯”。监改大院这座由聂记校文革私设的牢房,从1968年5月建立至1969年2月解散,历时十个月。先后关押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二百一十八人。
1969年春节前,东语系革委会突然通知季羡林说:“你可以回家了。”没有说明原因。季羡林满腹疑问,抱起铺盖,走回了13公寓的家。他走进家门,看见那间大房间已被封了门。全家人挤住在一间九平米的小屋里面。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告诉他,他被关押期间,有一个学生拿着抄走了的房门钥匙,带着一个女人,在那间被查封了的大屋子里,鬼混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就睡在季羡林的床上,还用他们家的煤气做饭。这个家伙还威胁两位老太太说:“不许声张!否则有你们好看的。”季羡林听完,心里一阵恶心。他拿着革委会发还的钥匙,打开了门,看见屋内一片狼藉。又看了看自己的床,他忽然想到,自己离开这床已经有八九个月了。
此时季羡林在高兴之中又满怀忧虑。自己现在虽说已经不是囚犯了,但是头上还顶着一摞帽子,前途仍然渺茫。每月只能拿到的那一点钱,连吃饭也不够。此外,还有不少外来压力。有一天,他无意中听到家属委员会的什么“连长”的老头子,高声昭告全楼:“季羡林放回来了,大家要注意他呀!”季羡林听了虽不感到吃惊,但心里仍难免别扭。他知道自己被判“群众监督”了。这样的身份,就仿佛成了瘟神,还有谁敢接触他呢?
即使没有人告诉他现在已判了“群众监督”,他自己已经有点反常。走路抬头,仍然不习惯。进商店买东西,像个白痴,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不敢叫售货员“同志”,可是,不叫“同志”又叫什么好呢?当时还没有叫“小姐”、“先生”的习惯。结果是“口嗫嚅而欲言,足趑趄而不前”,一副六神无主,四体失灵的狼狈相。他自己都感到十分难堪,仿佛成了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了。
过了没多久,季羡林被指令到学生宿舍40楼去参加学习。他第一次去40楼的时候,正是冰封雪飘的时候。这一段路相当长,总有三四里路,走快了,也得用半小时。季羡林走出家门,走了一段路,立即避开大路,从湖中的冰面上走过去。季羡林忽然想到古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说法,这本来是个形象的比喻,可自己今天的处境不正是这个样子吗?
来到4O楼,不久前他还在这里被“楼中游斗”,这回是什么身份呢?他自己也说不清。他一鼓勇气,进去报了到。幸而没有口号声,没有拳打脚踢,而是不冷不热的待遇。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被分派了小组,组员都是学印地语的学生。从此以后,他就以这种莫明其妙的身份,参加了学生的学习活动。
同革命群众在一起,季羡林开始很不习惯。自己是人是鬼,还没有定性。游离于人鬼之间,不知何以自处。学生们活泼爱动,休息时吹拉弹唱,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季羡林则呆坐一旁,宛如泥塑木雕,自己也觉得和现场的气氛很不协调。
又过了半年,8341部队进驻北大。开始,北大师生,包括季羡林在内,都对这支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部队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拨乱反正,整理好北大这个烂摊子。
可是,8341部队进校没有多久,宣传队领导小组就作出了一项令人不可理喻的决定:北大大多数教职员工,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劳动改造。此地天气炎热,是江西鄱阳湖地区有名的血吸虫病重疫区,苇叶上的露水珠里都有血吸虫的蚴尾。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头说,这叫作“热处理”,实际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
季羡林开始是做好了“热处理”思想准备的,准备被发配到鄱阳湖去。可是,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最后却让他留在北京,同学印地语、泰语的学生到京郊长城以外的延庆县新华营,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了新华营后,他才知道,没让他去江西鲤鱼洲而让他来新华营,原来是另有任用。
根据上面的指示,大批判不能空对空,需要有人做“活靶子”,这样批起来才能有生气,有声势,效果才能更好。季羡林现在就成了这样一个“活靶子”。季羡林在新华营被分配到菜窖里搬菜,曾经被拉出来,批斗过几次,算是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务。
1970年旧历元旦,季羡林奉召回京。
季羡林从1969年春节被释放回家,到l970年春节奉命从新华营回京,在这整整一年里,他游离于人鬼之间,“滥竽于革命群众之中”,是人是鬼,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但毕竟不同于监改大院的囚徒,所以他称这一段时期的处境为“半解放”。
东语系大队人马回校以后不久,全校首批八百八十名工农兵学员便进入了北大。大概是为了有利于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学校命令各系党政办公室都搬进学生宿舍里去。教师也要到学生区去活动。东语系的办公室搬入了学生35楼。35楼共有四层。三四层住女生,一二层住男生。在二层中间腾出若干间屋子,是系党政办公室。季羡林被分配在一楼进口处左边一间极小的房子里,这里就是本楼的门房。季羡林的差事就是当门房。领导分配的任务有三:第一个任务是看守门户;第二个任务是传呼电话;第三个任务是收发信件和报纸。
第一个任务对季羡林来说,又难又不难。领导嘱咐他说:不要让闲杂人员进入楼内。季羡林与本系的教职员都是“老相识”了,他都认识。高年级的学生,他也能认个八九不离十。可是新来的工农兵学员他一个也不认识,怎么知道谁是闲杂人员呢?既然不认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