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可汗时代-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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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四，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是射向李建成的那支箭射出去了，李元吉则死于敬德之手。李渊此时在干什么？正在船上逍遥？真是匪夷所思。难道前一天定下的审问是要在船上进行？如果是李渊见他们没到，也不该马虎过去，应该派人催一下才是。因此，他可能此时已没有自由了，被监禁了。玄武门之变，可能就是先看住李渊，再去截杀那两个人。但前者是不能写出来的。
就这样，在玄武门之变过后不久，李世民晋升为太子，又在两个月后，从李渊手中接过皇帝的玉玺，执掌天下。
但这个皇帝却真不好当。李世民也算一个够倒霉的皇帝了，刚登基突厥就攻到了长安边上，乘人之危，简直是成心给他好看。不知当时李世民心中有多气，那个更倒霉的突厥使者，于是成了他的撒气筒——扣押使者，除了李世民、军事上、政治上的独到考虑外，大概也有泄愤的成分吧。有人说长安城当时空虚。其实不然，里面还有大量珠宝之类的东西。记得前两年看《大汉天子》时刘彻的长安就被围过，情势也是十分紧急，刘彻说城在人在。尽管这是编的，但还是挺欣赏这句话——欣赏有骨气的皇帝，比如说崇祯，不管他曾否想过逃到南方去，毕竟他真的是以身殉国了，怎么也比做了俘虏的北宋二帝强，虽然他本身当皇帝实在不成功。
不知面对突厥来犯的李世民会不会也有这个决心誓保长安。反正李渊是肯定不会的，此前李渊在建成元吉的鼓动下差点迁都，当时反对的就是如今面对更糟情况的李世民。无疑，能否处理好这件事具有重要意义。李世民刚通过非法手段得到皇位，李渊一党（这党人数实在太少）、太子党、齐王党的人还不会真的心服口服，就算承认李世民成为大唐的新主人，但是从道义上不见得真的支持他。还有就是，李世民能否成为一个可靠的天下的主人，需要一件事来证明他是能够带给他的臣民们安全的。道义上李世民无疑先输一着，如果再不能得到大家的信任，以后的事情就很难办了。
可是，李世民毕竟是李世民。别的不说，单说他敢于亲自上渭桥就很了不起——而且他身边一直就只带了六个人，还大多是文士（虽说唐初文人也大都会武，可是两者兼长者总是很少。房玄龄大家不反对吧，还有萧瑀，据说射箭很不怎么样）。之后他又独自留下来与颉利对话。其实他做秦王时就常单枪匹马地面对敌军主帅，这倒是他的一贯作风。反观隋炀帝被困的时候，就只有抱着孩子傻哭。同样是面对突厥的兵强马壮，可是如今早已江山易主，情景也大为不同。有人说执失思力其实是来告秘的，所以李世民才敢这么做。又说武德七年那次也是因为提前有什么协定……其实这很玄虚，都是猜测，而且根据很站不住脚，简单得就一句话即可推翻，突厥不会为了一个秦王不一定能实现的诺言而出这么大的力。另外对王、窦作战时，李世民也是这样做的，以对窦建德那次最为精彩——他只四个人就到人家大门口晃来晃去，唯恐他们不知道，还要特地告诉他们他就是秦王。难道他与窦建德也有君子协定？幸亏他干脆利落地抓住了窦建德，不然按那些怀疑他私通突厥的人的逻辑，这岂不更说不清？真正成了《大唐双龙传》里写的“私通外敌”了。另外，执失思力为什么来告秘，背叛自己的国家对生活在突厥的他有什么好处？而且那样的话，李世民应该很重用他才对，可是在重用的番将的名单里，没有这个人。
好容易打发走了突厥，平平安安地改元贞观。不知老天是不是有意要为难他，连着三年都不给他好脸色看。又是洪又是旱，还有蝗虫跟着捣乱。加上突厥的那次进攻，天灾人祸，样样齐全。换了一般人自信心恐怕都要受挫：难道天命当真不在我？
第一部分唐代长安复原图（2）
也许李世民不曾这般怀疑过，但是他很在意上天的警告。贞观八年那次彗星扫过南天空，他就做了半天自我检讨，连平时总给他提意见的魏征都安慰他没什么做得不好的。李世民满怀自信地带领着大唐子民走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当然这是要身体力行的，比如为了坚定大家对抗蝗灾的信心，他有一次抓住了几只蝗虫，说“若使年谷丰稔，天下又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然后就把蝗虫吃了下去。这件事，几乎成了他很会做秀的典型案例。我却觉得他这样做真心多于演戏。刘威演戏好不好？可是看他演唐玄宗吃蝗虫时（唐玄宗应该没吃过，史书中没这样写。大概是借用太宗的光辉事迹）表情很是勉强，而且还透着几分无奈。连演员都没法演好。想想也是，刚刚还活蹦乱跳的蝗虫，突然间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且好像很是凶险，岂能不拼命挣扎？我有时在想，李世民究竟是怎么把它们咽下去的……要我来的话必吐无疑。而且，蝗虫在古时被人们视为神物，要不怎么都不敢捉它呢，就眼睁睁看着它们吃掉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庄稼，更遑论吃？！得罪不起呀。太宗身边的人也劝他不要吃，说会生病。实际上可能是不敢都说出来，所以才用了生病这个大概念。看李世民说的话也满吓人：宁食吾之肺肠。这要在今天大概觉得挺可笑，谁都知道蝗虫非食肉动物。可是这却不该笑，因为那是在唐代，人们并不知道这些，人们眼中的蝗虫就是这般厉害。李世民也算是冒着生命危险了。既然如此，当然是大家被感动，然后就度过了灾情。
李世民不但很好地处理了这些事，更主要的是他在半年之内稳定了局势，巩固了政权——历史上不乏像他这么做的人，可是最后都输在稳定局势上。这当然与李世民的威望名声有关了。下层百姓对于宫廷斗争肯定了解不多，他们听得更多看得更多的是战场上秦王的节节胜利。乱世时人们更关注的当然是战场上的英雄。因此李世民的确是百姓们心中值得依赖的领路人。可见，安抚百姓倒不一定多难，再加上除山东外大部分地方相当于秦王的封地（看李世民的职位：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益州道行台尚书令，还有雍州牧，凉州总管……基本上都是他的地盘。还当真有点“秦”王的意思），只要在山东下点功夫，其他的也不必费很多事。
费事的是如何安抚知道内情的旧太子党。从李艺、李瑗的身上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并不十分放心——这倒不奇怪，要是不怕的话，那倒值得研究。比如李艺无故殴打过秦王手下，为此李渊曾把他下狱——就算李世民当时已经不听话了，可到底是李渊的儿子，怎能任人欺负，不然，李渊的脸也没处放。李艺这么做实在是不长眼眉。但出狱后的李艺对李世民似乎更加仇视，猜想营救他出狱的应该就是李建成。然后李艺就被李渊调到外面去了，理由好找，对付突厥。这里想插一句，李渊应该明白李艺的立场，他要是偏心建成的话，就不该把这样一个忠心耿耿对太子的人调走。情势严重时李渊也曾想杀掉尉迟敬德，可是李世民一求情就把他放了。我觉得多少也和此前李渊把尉迟恭定为谋反有关，试想，如果敬德罪名成立，那么作为敬德的顶头上司，李世民难脱干系。李建成等人定会就此进一步陷害他，这可能也在当初他们的计划之内。不知是父子情打动了李渊，还是李世民分析了一番，李渊终于没有杀敬德，而且还无罪释放。可见李渊在整个事情当中的态度绝不是一边倒地倾向于李建成的，要是那样，他何不采取更绝的手段让李世民根本就没有喘息的机会，何苦打草惊蛇后还放虎归山？被外放的李艺仍然暗中支持着李建成，正因为如此，李艺是很害怕的。比较来说，李瑗的惧怕就有点多余。李瑗倾向于李建成是真的，不然也就不必怕了。可是他没有做什么大“坏”事，和李世民也没有大的过节，而且还是正宗李家人，和李艺性质不一样。他的惧怕更多是因为担心李世民会报复（事实未必如此），再加上旁边有一个心怀不轨的人出馊主意，这下李瑗可惨了。本来不一定会死，还是可以做做悠闲王爷或者县公的，但一造反却是死定了。
好像大家都认为魏征是报着必死的决心？我不这么看。以他的刚烈，要当真是这样的话，就该大骂李世民一番，至少话语中不该用“先太子”一词。如果以一个李建成“死”党（就是能为他死的党派成员）的观点来看，李世民根本就是非法太子，太子只能有一个，就是李建成。而魏征用了“先太子”，说明他承认了李世民的现任太子地位，这已经是背叛李建成了。他那句“如果先太子听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个下场”（后面写魏征时还会分析，这里不多说了，其实是已经有些服软了）。李世民也不再难为他，大笑着赞了他一番，算是给足了面子。不过，以后魏征对李世民的有些进谏，简直就像是在“报复”他……李世民平时很听这个倔老头的话，但有时顶得急了也会有点恨，恨起来的时候不知他后悔当初放了魏征没有。像魏征那个样子，真的很少有皇帝能容忍他，忍了十七年的李世民也真的很不易。但李世民毕竟很大度也很大气，在魏征的刚正之外看到了他的“妩媚”之处。有一次他像是自言自语地问道：“这个羊鼻公究竟喜欢什么？”有人说魏征爱吃醋芹，于是他专门让人做了这道菜看着魏征吃。看着看着，李世民笑着说：“卿谓无所好，今朕见之矣。”感觉太宗此时就像是个抓住老师把柄的小学生一样坏坏地对老师这么说。不想魏征正了正色，又将太宗教训了一番：“如果君主没有什么作为，只想探索这些无聊小事，那我们作为臣子的，也只好就喜欢‘吃醋芹’这种平凡的事了。”太宗对这位“羊鼻公”还有些怕，尤其是知道自己不对的时候。不过魏征也挺坏，有一次老远看到太宗手里拿着一只鸟在玩，也知道他看到自己来了把它藏了起来，所以故意说个没完，最后竟把那只鸟闷死了。这要到现在只怕会落个虐待动物的罪名。但李世民对魏征的话并不是完全无选择地听从，当他认定自己正确的时候，他会坚持到底。比如迁移突厥以及设立安西都护府两件事，很明显作为政治家李世民的见解更加符合实际。
第一部分杜如晦像（1）
提起纳谏，忽然想到李世民自己其实是很有口才的。一次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李世民问他那人的才能如何——对曰：“炀帝将幸江都，召百官问行留之计，怀道为吏部主事，独言不可。臣亲见之。”上曰：“卿称怀道为是，何为自不正谏？”对曰：“臣尔日不居重任，又知谏不从，徒死无益。”上曰：“卿知炀帝不可谏，何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谏？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后仕王世充，尊显矣，何得亦不谏？”对曰：“臣于世充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贤而纳谏，不应亡国；若暴而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上曰：“今日可谓尊任矣，可以谏未？”对曰：“愿尽死。”上笑。这段文言不是很难，应该可以看懂，如果看不懂的话，只要看到来来回回说了好几个回合，然后就是杜淹对答不上来就够了。但是为了能让臣下进谏，李世民也只好改一改爱和人争论的习惯，而且还得展开“微笑攻势”来听别人提意见。这对于本性有点刚愎自用的李世民来说无疑有点痛苦，然而本性更是忍酷的李世民硬是忍住了自己的脾气。为了能够将国家治理好，为了证明给当初不信任他的人，甚至就是给他的父亲，还有那些认定他是杨广第二的人，他将这一切都忍住了。这既是动力也是压力。自此，他辛勤地处理政务，一丝不苟。李世民似乎精神十分旺盛，无论哪个领域，几乎都有涉足。他极擅长骑马射箭，从“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来看，似乎他也会乐器，从他对于琵琶的特殊喜爱来看，多半就是会弹琵琶（李渊就会弹琵琶，说不定是家传），而且看他自信的样子，技艺应该不错。贞观四年（630）灭突厥后那次宴会，太宗则是当众起舞，不禁令人遐想他的舞姿……在文学上，他明智地拒绝了别人想给他出文集的提议，但他的作品并未因此而遗失。太宗喜好书法也是人所共知的事，他是第一个以行书刻碑的人，他还善长写“飞白”，还有那个盗兰亭序的传说至今还在流传。另外，据说高祖太宗都会画画……
唐代繁华的长安街市
经过几年文治，贞观朝达到了一个盛世。经济上强盛，唐的开元通宝在这二十年内无疑是世界上最稳定值钱的货币；政治上清明，唐太宗的纳谏例子不用多举了吧；文化上发达，对外来文明更是兼容并蓄，来到长安的景教教徒大概是不会想到迎接他们的是大唐皇帝派来的当朝丞相房玄龄；在法律上，唐律也堪称后世典范。就拿一件事来说吧，就是唐律不允许诬告，如果证明所告是诬陷的话，那么诬告人是有罪的。这就很了不起，有些朝代是鼓励打小报告的，而明朝更是有专门的特务机构。除此之外，贞观时法制上的确做得很好，柏杨先生在写到这里的时候就说：“贞观之治”在历史上留下光辉，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冤狱，或很少冤狱！仅就人性尊严的观点，中国虽有其他太平盛世，也只有贞观之治，才算是黄金时代，我们为生长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庆幸。
除了文治，太宗还有赫赫武功。贞观三、四年李世民灭了东突厥，当时很是大快人心，同时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不小的震慑作用，因为“天可汗”就是在那之后不久各族拥戴他做的。东突厥在当时曾强极一时，能打败他们当然更强了，所以唐一下子就确立了其强国地位。李世民更可贵的是，无论对待战败国的百姓还是来投奔大唐的人民，他都以其宽广的胸怀接纳。以德服人，不单纯靠武力，在军事的基础上加进了政治的砝码，这是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李世民杰出的地方，因为这两者他是真正地兼有而且兼强。
然而作为政治家，他也不乏“阴谋”。对薛延陀的那次悔婚无疑是政治至上的例子。这也对，难道明知道那样做有利却为了一个死板的“信”字而放弃吗？宋襄公就是这样子，宁愿吃亏也要遵从道义，因此在道义上绝对他是对的。可如果李世民也这样做了，谁知那些说他无信之人会不会反过来笑他是宋襄公式的“仁义”。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许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