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思想的密林里-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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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尽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早成为口头禅，可人们引进的大多只是吃穿行用产品及生产手段。中国引进技术软件与硬件设备的费用之比，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而引进设备与对引进项目进行消化创新的费用之比，竟只是日本的百分之一！在不能带来直接效益的文化、教育、科学领域，中国的投入比重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
一项令百所重点大学的知识精英们激动、呼号、奔走、设计、讨论、审议、争吵、期盼了数年的高等教育世纪振兴工程，总投入１１０亿元。仅相当于修１５公里地铁，或建两座机场，或买１５架飞机，或架半座跨海大桥，或建百分之五条京沪高速铁路；相当于全国五年间在电视剧（其中近一半是废品）上的总投入；相当于全国一年公款吃喝花费的百分之一（包括这笔投入中可观的部分）；相当于香港或台湾一所大学三五年的经费，或者某所世界名校一年半的经费。
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科学春天”之后，人们清点自己的科技成就时发现，不仅世界领先的项目几乎绝迹了，连国家科技一等奖也如黄河断流，连续四年空缺。新世纪伊始，新设立的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只有授给从那万劫不复的“文化大革命”中漏网出来的老人们。是什么力量竟会比万恶的极左思潮还厉害，扼制了中国高科技发展呢？
近两年，在科教兴国的大势之下，这种情况似乎有了改变，高校投入加大——九所名牌大学三年投入就达１２０亿左右。然而，进一步的问题却更加要命，这就是大学已沦为现实生活的工具，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更沦为一群讨生活的高级市井。在中国的几乎每条街道，都可以看到无业游民张罗卖假文凭的广告，而与此并行的是，在神圣的高等学府，教授们也在热火朝天地忙着卖真文凭。前者只是维持生计，后者则可以购房买车奔小康。
如果人们关注的焦点，只在人的生存环境及体制，而不是人的内在状态。只有针对外部生活的经济战略、政治战略，而没有旨在改变人自身的文化战略、教育战略。即便强调文教科技及人才的重要，也只当作服务现实的工具，或者反映生活的影子。
国家文化动力体系的脆弱，民族精神积蕴的匮乏，个人精神空间的狭窄，造成了社会进步的根本障碍——只是以凝固的文化模式（传统或外来）机械复制、被动模仿，其结果是低层次，低价值，无后劲，无活力，没有自主性，没有创造性。
有人看到欧美市场上遍地中国货，便臆想中国不久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西方人害怕“黄祸”或者“中国威胁”，提防你、恭维你、麻醉你，让他去就罢了。偏偏有从国外镀金回来并且受惠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家们当起真来！朱镕基总理访美时举了的一个实例：一双名鞋，中国制造，美国市场卖１２０美元以上，台湾厂商赚２０美元，大陆打工者得２美元血汗钱。说出来是安慰美国人的，可我们自己的心没有觉得疼么？经济学家们没看见么？
稍懂一点历史的人便不会得此轻率而滑稽的结论。现代世界的中心是随文化与科技的兴衰而转移的。无论是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还是十六～十八世纪的英国，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德国，以及二十世纪的美国，都是有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先导，然后有社会思想与科学理论的兴起，再有制度与技术的创新，最后才有社会的发达和经济的繁荣。
工业生产是人为的、非自然的，要先理论再实践，先设计再生产，先创作再制作，先创造再复制，先抽象再现实，从人的需要出发，在想象与思维中构造现实；与工业相关联的商业更是讲究人的能动、机动、新颖，需要理性知识和奇思妙想。
所以西方现代化是自上而下，从原罪中超越，从禁忌、禁欲、天国、彼岸出发，由精神到物质，通过理性、道德、功利实现生存扩张，这样才有了现代工业文明。今日西方物质消费、技术机器只是末端的表现，根本的支撑在人们内心的精神世界。
中国传统则是自下而上，从现实求快乐，从生存、人伦、自然、此岸出发，由物质到精神，通过人情、伦理、理智达到天人境界，所以只在自然主义里徘徊。在这种背景下复制西方文明，即便造成孤立的经济增长，也不会有生命力与创造力。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思想家主要从感性经验出发，以直观体验和诗化想象把握现实生活，没有在现实生活之上，人的内心之中，建立抽象的、形而上的、象牙塔的理性世界。只有经世致用的技术和天人合一的艺术，没有实证的、数理的、精确的理论思维和实证科学。国家历来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本位，权力斗争与政权更替总是徘徊在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层面。
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提亚·森指出：贫穷不只是因为缺乏财富，更是因为制度腐败。
但我更认为，一个民族贫穷和腐败的根源是文化生命的弱化，是自信心的失落、价值观的迷失、创造力的匮乏、凝聚力的瓦解，是人文精神的沦丧。因此，没有全民族的文化重建，没有教育、科学的全面而深刻的革命，任何经济发展都只能停留在粗制滥造的模仿上，没有后劲，任何制度革新都只是些装点门面的抄袭，不能生根。
我把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教育、意识形态的问题，通通放到文化层面上分析，发现其共同的内在症结。我主张文教兴国的文化战略，要从根本上建立一种思维的转换：由政治－经济二维平面视野，包括政治或经济一维单线视角，转换成文化－政治－经济三维立体视野（可持续发展问题构成第四维），其中文化是主导核心。
文化战略要超越近视、狭隘、肤浅、平庸观念，如经济中心论、市场至上论、体制决定论、文化反映（及反作用）论、教育服务论、科技万能论、简单开放与单向接轨论等，旨在积极地激发、调动、改造（而非保守、炫耀、自慰）内在资源，能动地选择、综合、同化（而非照搬、模仿、异化）外部资源，在自主与接轨的张力中，建构更具生机、更有后劲的社会动力体系。
文教兴国战略的实质内容：一，形成民族内部有凝聚力的基本信念、认知方式、普遍良知及情感认同；二，建立精英群体的成长机制，并树立其在社会变革中的文化权威；三，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形成社会的内在动力体系，推动经济、政治、法律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变革和进步。四，以新文明的主人姿态主动、自信、开朗、坦然地走向世界，主导全球化进程。
文化是内心的事情，要用心灵来培养。这个过程是独立的，不能依附于经济体系，或者行政体制。它一旦抛到市场上炒作，或者框入体制内去编织，就会畸形乃至死亡。市场上经营的只是消费文化，是外在于心灵的消费方式。意识形态的思想教育一旦脱离了文化信念，就只剩下空洞的宣传口号，滋生虚伪的投机表演。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积极变革和重大转折，都是大学、准大学、泛大学开创的新文化运动引导的。
这个世纪中国的不幸也在于，在平常年代里几乎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大学，能超越当下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需要，摆脱功利主义诱惑和教条主义支配，自主地履行其文化教育使命。
文化战略的立足点在人们心灵上，首先扎根在大学文化土壤里。因为大学是文明的象牙塔。它超越平面的世俗生活，展开深度的反省与创造，从本源上提升生命创造力。只有大学，真正意义的大学，才能超越现实利益的的束缚，站在人类文明的最高处，建构全社会最自由的文化天地，积蕴社会改造的内在动力。
大学是文教兴国的战略轴心，大学文化特区的地位应取代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经济特区。大学的文化推动与市场的经济推动，分别构成现代进程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方向相反而互为补充。只有内外联动，才能启动夹在中间的体制变革。
二十一世纪中国，需要全面引导现代进程的文教特区，摆脱目前经济－政治二维平面上的外部牵制、内部腐败的困境。需要确立以现代大学为轴心的远程文教战略，恢复、充实、改造所有社会组织的现代文化内涵，形成民族内部的动力体系。
中国能够而且应当成为人类新文明的中心。但这不是狭隘民族主义：出于弱势、挨打的内心自卑，以西方模式赶超西方。
西方工业文明正在打破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全部自然平衡，并使地球处于灭绝的危险边缘。因此，人类文化的方向只能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新文化。只有在这个高度而不是狭隘的经济赶超，我们才能找到中国人的独立价值与尊严。
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应以内心的自信和行动的从容，建立内在的动力体系，而不是仰仗别人既定的结果。不能像过去一个半世纪那样，跟随西方既定的轨迹走，我们应当有一种基于自我反省的自信，要作为现代文明的超越者、批判者、创造者。唯有这样，中国才能无愧于一个伟大民族的使命，人类也才因为中国而获得拯救。
当代汉语的空洞与混乱，是中国文化失落的典型表征。本书解析一些关键词所包含的陷阱，揭示当代中国思维的局限。
学习：通常是效法、练习、Ｌｅａｒｎ，却不讲研究、Ｓｔｕｄｙ。
思想：通常是特定观点、结论，即Ｔｈｏｕｇｈｔ，而非Ｔｈｉｎｋ。
文化：生活点缀，或既定模式，而不是人们心中的内涵。
教育：知识是主体，人反成受体；只灌输，不启发自我。
科学：源于西方的特殊追求，到中国便打上巫术的烙印。
大学：本是文明进步的火车头，在中国却只是服务工具。
人才：这人不是主体，不是目的，只是为人所用的工具。
实践：马克思强调主观性、能动性，通常却只是客观性。
生产力：既然是人的能力，当然是内在文化素养决定的。
知识：不是活生生的智慧，只是它的成果、结晶、尸体。
变革：革命、改革旧体制是前提，但并不等于创造本身。
开放：生命都是保守系统，没有自主的开放，等于瓦解。
解放：文明始于禁忌，只解放而不自制，等于破罐破摔。
进步：没有普遍的社会进程，生命有进化，也会有退化。
法制：西方法制依循普遍法理，中国法制服从特定权威。
国际接轨：单向与外部势力接轨，等于无条件放弃自我。
科教兴国：文教方可并行，没有人文背景，科技无灵魂。
中产阶级：资本家来自清教徒，中国大款却多是西门庆。
经济特区：引进外来文明重要，创造内在文化更为根本。
走出象牙塔：中国的问题是，“象牙塔”根本就没有过。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是有机系统，不是机械结构。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文明的内核是精神，外壳是物质。
封建：秦始皇就消灭了封建制，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制。
启蒙：西方启蒙原是内在觉醒，中国启蒙则从外部灌输。
现代化：现代人竟要“现代化”，语言逻辑上就说不通。
汉民族：传统汉人淡忘其民族特征，家族性多于民族性。
义利之辨：道德是利益调节方式，并没有超越功利主义。
素质教育：实质就是人文教育（全人教育），过于抽象。
应试教育：实质就是知识教育（唯知教育），过于具象。
又红又专：两者不搭界，道德基于信仰，专业基于素养。
率先现代化：只有物质堆积，ＧＤＰ增长，没有人的自新。
地方领导大学：大学地方化，失去超越性，只死路一条。
文化教育产业化：与政治、法律、国防产业化一样荒唐。
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是探索未知，跟从别人就完了。
二十年赶超西方五十年：搬来人家的木头，却没栽自家的树。
风云因何而起
常听人们说，中国人善于遗忘，不善反思。但从表面现象上看，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中国的历史记载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全面的，中国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忠、奸、善、恶的判断是最分明、最有“定论”（当然，主要是“钦定”）的。远的不说，就拿解放以来中国哲学所经历的风云来看，我手头就保存着一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的小册子《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翻开第一页，赫然进入眼帘的是一条语录：“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书中的内容是批判杨献珍解放初期提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大跃进”时提出的“思维和存在无同一性论”、文革前提出的“合二而一论”。字里行间，处处可以看出以人划“线”的“钦定”痕迹，通篇没有理论分析，只有“死敌”、“叛徒”、“罪恶勾当”、“迎头痛击”之类的喧嚣。我在二十多年前读这些文章时就颇感疑惑：不是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吗？这还有没有道理可讲了？由此也就得出一条宝贵的人生经验：道理不是用来搞清问题的，而是用来敲打人的。由此又还生出更大的疑惑，不知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记载都是真有其事呢，还是有许多是为了敲打人（使“乱臣贼子惧”）而编派出来的？
现在又到了一个总结以往的时期了，各种百年回顾、千年回顾层出不穷。由王炯华教授主编的《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则是对半个世纪的思想回顾，书中除了对杨献珍的“三论”从新的角度进行了重新评定外，还对文革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哲学思想斗争作了颇为细致和透彻的分析。然而，由于老毛病的缘故，我对这些所谓思想斗争的理论方面并不是很感兴趣，倒是对这些争论的政治背景及书中各章后面所附的专门谈对这些争论的“思考”、“教训”、“启示”等等的段落和小节倍加关注。读了这本书，中国人五十年来在思想上究竟在干些什么可以说跃然纸上，那结论决不是值得乐观的。我们所看到的勿宁说只是一系列的“风云”。至于说是什么“风云”，上面提到的那本小册子说得很明白：“哲学上的两军对垒，从来就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不能把哲学斗争简单地看作是‘学术之争’。”《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的说法则是：“汉代杨雄所言‘万物纷纭，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一类‘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圣人标准’在现代中国的重演”。实际上，当书呆子们还在争论那点“道理”的时候，“圣人”早已动了肝火，因为这涉及到的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到底谁来当“圣人”的问题。只要想当圣人的不止一个，或者只要圣人心目中总有自己的竞争对手，那么“风云”（或“灾难”）就注定是不断升级的。当然，我这里并不是指某个特定的个人而言，而是指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