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思想的密林里-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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钡骄�20年的辗转遍历了西方各种时髦之后，人们才回过头来关注这些新思想在古典哲学中的根源，康德的地位又突然一下子显赫起来。在今天，许多作者在文章中不管懂不懂都喜欢引两句康德，就像几年前喜欢引两句海德格尔一样。然而，反观我们自己，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基础工作其实是远远赶不上需要的，这首先是指康德原著的翻译。其次，正因为缺乏成系统的、信得过的好译本，也就不能不影响到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一百年中我国只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康德著作译本，且大都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这些译本译者不同，术语各异，翻译的风格、水平、目的都参差不齐，有些译者并非康德哲学专家，甚至有的只是借康德发挥自己的思想，谈不上对康德哲学真正深入的钻研。至于研究文章和著作，则有不少连基本的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更不用说与西方哲学界对话了。对康德思想的众声喧哗与康德著作的翻译和研究长期惨不忍睹的状况所形成的鲜明的对比，不能不说是国内西学界的一大耻辱。在外人的眼光看来，中国人不知是不能，还是不为或不屑为。
三大批判新译的历程和意义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初次对照德文本完成了我的关于康德《判断力批判》的硕士论文时，就有一个痛切的感受，觉得我所使用的康德著作中译本亟待改进。10年后，我协助我的导师杨祖陶先生整理他早年的讲义《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该书1993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我又与杨先生合作撰写《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初版，人民出版社2000年再版），同样深感我们手中长期唯一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即蓝公武的文言文译本很不适用，而1992年刚刚出来的韦卓民白话文译本虽然有所改善，但要据以进行研究仍然不能完全相信（这两个版本都译自英文本）。所以我们在作研究和表达我们的观点时只好还是把所有的引文都从德文原版重新译出来，当时就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即有一天我们也许应该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其他重要著作以更为严谨的态度按德文本重译一遍，搞出一个能让专业研究人员可以信赖的译本，为国内的康德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可靠的平台。我们是在一边研究、一边翻译中产生了要译出康德的主要代表作的愿望的。其实可以说，我和杨老师译康德的书从一起研究康德哲学时就已经开始了，如果从那时算起，则我们翻译康德三大批判的时间整整绵延了10年之久。
1997年，人民出版社的张伟珍女士约我们翻译一本康德著作的选本，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机会，于是我们欣然答应，并立即动手干起来。当时我刚刚买了一部486的电脑，正在学习五笔字型的打字。人们都说用电脑打字对于长期习惯于爬格子的人来说很难适应，据我体会确实如此，最初写出来的“电脑文章”干巴巴的，一点文气也没有，我都几乎羞于承认是我自己写的。但做翻译是练习打字的最好的方法，只须把书本上的德文字换成中文字就行。我全身心投入到通过翻译来“换笔”的尝试之中，半年之后初见成效。当我们完成《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的翻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时，我早已觉得用电脑写字比用笔更舒服。在翻译过程中，我将译出的初稿打印出来分批交给杨老师，杨老师用铅笔在我的初稿上作了极为细致的校订（所花时间大大超过我翻译的时间，以至于我常常要停下来等他），然后再返回来由我在电脑上进行修改。但由于省去了重复抄写的工夫，这一繁琐的工作进行得可以说相当地快，40多万字的书，两年后（1999年）就交了稿。《精粹》出版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很好的反响，但也吊起人们的胃口，许多人都说你们干脆把三个批判全部都译出来算了（何兆武先生甚至还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表达了这一期望），而这也正是我们的意思。所以在《精粹》交稿和三大批判的全译之间并没有停顿，在2002年底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国内学者最感急需的《判断力批判》之后，终于在去年夏天把另外两个批判即《实践理性批判》和《纯粹理性批判》完成，并由人民出版社在去年底、今年初全部出齐。
康德的主要著作三大批判新版首次全部由德文原版译出，并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出版，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今年恰逢康德逝世200周年暨诞辰280周年，国际学术界纷纷都在隆重纪念这位世界级的伟大哲学家，我国哲学界也计划在北京大学和山西大学分别召开纪念性的学术会议。汉译康德三大批判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候出新版，无疑是这一国际性活动中的一个重大事件。首先，康德是18、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而德国古典哲学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各个主要哲学流派的重要来源。施太格缪勒在其《当代哲学主流》一书中指出：“把现今的哲学和以往的哲学联系起来的许多历史线索当中，对康德哲学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今天只有少数哲学观点不是以它们探讨康德观点的方式为特征的……即使是对康德哲学持论战态度的学说，也采用了康德的某些对问题的提法，并且是建立在康德思想之上的。”三大批判的新译标志着国人对现代西方思潮循本溯源的新进展，其中自然也包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本清源提供了更适用的文本依据。其次，康德哲学是西方文化理性精神的突出代表，中西文化相遇一百多年来，不论是在本土的学者（如李泽厚）还是海外的学者（如牟宗三），都把对康德哲学的解读当成了一个中西文化和哲学相互汇通的聚焦点。康德三大批判在认识论、伦理学、美学和历史哲学等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进行中西比较的广泛话题，实际上也是我国人文科学领域的专家扩展自己的国际视野和进行中西比较的一个重要参照。第三，康德哲学是当代西方许多最新哲学纷纷重新研究的对象，在历史哲学、社会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文化哲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美学和形而上学等等领域中都再次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在“重读康德”的世界性潮流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光是英语世界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新译本就有四个，据说比旧译本有很大的改进。今天，国内学者们已经普遍意识到，没有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的基础，就很难对现代西方哲学有深入的理解，也很难与西方同行进行平等的对话。
教会哲学说汉语
除此之外，康德三大批判新版的出版对国内哲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众所周知，康德的著作艰深晦涩，连德国人都难以卒读，译为中文更是一项令人生畏的复杂工程。这也是长期以来康德著作的翻译敢于问津的人不多、也难以有重要突破的一个原因。本次三大批判的翻译全部依据德文原版，在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长期研究的基础上以研究和翻译相结合的严谨态度进行，并采取两人合作、反复校译的方式完成，每部批判前面都有专业性很强的内容简介，后面都有详细的德汉词汇索引。它标志着我国翻译界对一个重大难关的攻克，不仅在翻译上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而且有利于国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深化。黑格尔曾说过一段大有深意的箴言：“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为此他提出要“教给哲学说德语”，认为“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我们在翻译康德著作时同样深切地感到，这一工作实际上也是在努力“教会哲学说汉语”。这样说有两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汉语在今天已经有条件来“习知”世界顶尖级的哲学思想即德国古典哲学，这与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的充分发展和成熟是分不开的。现代汉语吸收了西方语言的语法和某些表达习惯之后，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原则上能够翻译任何一种外语和用外语表达的思想。这与近一个世纪以来好几代翻译家对白话文的锤炼和提高是分不开的，他们创造了一种既具有高度灵活性同时又是严格规范化的翻译文体。王小波说我们这几代人是靠阅读优秀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来形成我们的文学修养和汉语语感的，其实在哲学修养方面何尝不是如此。贺麟、关文运、陈修斋、王太庆、杨一之、熊伟等一大批卓越的西方哲学翻译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者们一起，打造了现代中国人的哲学语言。在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中，我们有意识地运用这种已经通行并渗透了中国人的日常语感的翻译语言并力求使之纯粹化，发现即使在翻译康德那些最冗长、最晦涩的句子时也最终能够做到逻辑严谨、意义明晰，而这是用文言文翻译所不可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我们感到现代汉语在当今各种国际化的语言中仍具有它从古代汉语中带来的某些重要特点，这些特点甚至有可能成为它的优点。中国汉字本身不像西方拼音文字那么有一定规范，从词法上来说，一个汉字大都是一词、一声、一形、一意，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如同“意义原子”一样颠来倒去、任意组合，变化无穷，但一旦组合却又具有“会意性”、“粘合性”，即每个字同时又以自身本来的含义加入到组合之中，融汇为一个新的、但又与原来的单个词义有联系的词。所以现代汉语根据需要创造新词、并且把新词创造得就像是一个固有的旧词这种本事，应当比任何一门其他语言都强。从句法上来说，汉语既不能被纳入分析性的语法规则（如英语），也不能被纳入综合性的语法规则（如德语），而是“混沌”的（模糊的）、具有组合的无限可能性的。这对于精确地翻译哲学文本来说，本来是汉语的缺点，但在被改造为现代汉语后，这一天生的缺点竟然变成了优点，即它既可以表达分析性的语法形式，也有办法表达综合性的语法形式。例如，我们在与英译康德著作进行比较时发现，有许多德语所特有的句法形式（如从句的“框形结构”）是英文无法表达的，但现代汉语却能够轻松地表达出来，不失原意和原味。这就是现代汉语语言的“杂交优势”。所以，“教给哲学说汉语”这一理想将不仅意味着汉语的进展，同时更将意味着哲学的进展。我们在翻译康德三大批判中所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朴素、明白，越朴素才能越明白，才能彰显出现代汉语本身固有的内在骨架和能耐，也才能直接而信实地表达繁复的哲学文体。我们相信未来的中国哲学只有在这种文体的基础上才能做出使世界惊异的成就来。
青春的迷惘
人一辈子，最难忘的其实只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童年，一个是青春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他的时光简直就像嚼过了的甘蔗渣，淡而无味，而且一年一年的越过越觉得过得快。所以历来就有人认为，青年时代以后的日子都不必过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于33岁时死于征战途中，被黑格尔称为“一幅最美丽的景象”，因为“要使他永远以一个青年出现于后世人眼前，他就不得不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早死”。我国“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则有人提出，人过40都改杀。这都是当一个社会处于青年时代所流行的议论，生于这样一个时代的年轻人是最幸运的，因为只有他们最有作为。
但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处于青春期，而是要么走向成熟，要么迅速老化。所以，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青年人的常态就是处于动摇与迷惘之中，他们常常羡慕前人年纪轻轻就干出了丰功伟绩，震撼了世界，而自己身处一个普通平庸的时代，不要说没有建功立业的条件和机遇，就连一个站得住脚的理想都失去了。不过，尽管今天青年看起来比老年人更老于世故，但青年人之所以是青年，正在于他们并不满足于自己和自己时代的现状，在内心中有一番挣扎和探索，想要渗透人生的意义。青春的迷惘其实正是对人生意义的迷惘，对自己“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的迷惘。以前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叫《你到底要什么》，讲的是苏联“解冻”后的60年代青年寻欢作乐之余的怅然若失心态。记得当时我还在农村当知青，几乎所有同龄人考虑的都是“我将会成为什么”，却极少有人考虑“我到底要什么”。是啊，我将会成为什么自然会成为什么，可是我到底要什么呢？这个问题不搞清，我将成为的那个“什么”很可能是我根本不想“要”的，到那时如果我再明白自己真正要什么，那就晚了。
当时眼前的确是一片漆黑。这不仅是指对我这种“出身不好”的青年来说，招工和“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绝无希望，只能打算一辈子务农；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给我指一条精神上的出路。现行的一切理论、宣传、口号和指示都成了明显的骗局，我渴望找到一位老师、兄长或父辈，能够再做人和思想方面给我立一个榜样，或提出一些有意的忠告。但我最终是绝望了。我终于明白了，除了靠自己，谁也不能帮我。那时，未来在我心中完全是一个未知数，整个国家的命运同样如此。我在迷惘中奋起，在迷惘中读书学习，在迷惘中探寻人生的意义和国家的前途。经常会有一种空虚感和底气不足的迷惘向我袭来，其中交织着朦胧的战栗、神秘的预感、暗暗的焦虑和莫明其妙的恐慌。但它并没有将我击倒，而是迫使我带着深深的忧郁和伤感，游向知识的海洋。今天想来，我要感谢青春的迷惘，虽然当时感到自己像掉进了无底的深渊。我怀念自己的青春时代，主要就是怀念这种迷惘的心情。
的确，正是在40岁上（“不惑”之年或“该杀”之年），我开始不再迷惘了，而代之以一种紧迫感。经历了考研、读研、留校任教的一连串“时来运转”之后，那一年我突然发现，人生若短，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恐怕是永远也做不完了，所以要赶紧做，现在就做。我放下了一切爱好，一切交游的机会，除了讲课之外就是埋头于书斋，抓紧一切时间，拼命追赶着某颗遥远的命运之星，经常梦见自己误了火车。我终于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了，我要搞清一切真相，历史的真相，社会的真相，人类的真相，人性的真相，最终是自己的真相。人生中充满了欺骗、自欺和虚伪，我不愿意度过一个虚假的人生。当然，完全搞清真相是不可能的，否则人就成上帝了。但我认定人的生命之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他有这一点灵明，或者说神性，他类似于上帝。最近十多年来，我的生活过得平静而无纷忧，与我青年时代的动荡不安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从自己的时间感觉上来说，这十几年过得简直就像只有三个月，但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没有虚度光阴，我把我的一生都凝聚在我青年时代所选定的一点上了，为此我要再次感谢当年的青春的迷惘。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不同的，他的选择自然也和别人不同，这一点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更是如此。但很可能世世代代的奋发有为的年轻人对自己的青春会有共同的或类似的感受，他们所体验到的青春的迷惘并不是特殊的风景，而是人性结构中的一个必要的层次，他带给人生以痛苦，但同时也为人生极聚着力量。
世纪末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