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思想的密林里-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殊的风景，而是人性结构中的一个必要的层次，他带给人生以痛苦，但同时也为人生极聚着力量。
世纪末文学的灵魂
自从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中以来，第二个一千年即将过去了。当二十世纪天空最后一道晚霞就要消失之际，整个世界似乎都蔓延着一种“世纪末”的恐慌，好像那支撑了人类世世代代生活意志的坚强信念，类似于〃太阳每天照样升起”的信念，在这个垂危的时代突
然间垮掉了。理想坍塌了，禁忌废除了，信仰被嘲弄，教条被搁置，上帝已死，神变成了凡人。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但正因此，每个人都再难有所作为。人类在几十个世纪中造就的那些巨人、伟人，像冰川期之前的恐龙化石一般在那里孤独地屹立着，而现在就到来了一
个普通平庸的时代，以前某个历史人物所发出的照彻多少代人的巨大光辉，当今需要耗尽一个庞大集团数十年心血，以某个政治联盟、学术思潮、艺术流派等等的名义，才能勉强与之相陪衬。人类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明、更聪慧、更懂得生活、更珍惜自己的生命。
然而，人类日益堕落了，或者说，人类在当代如日中天的发达是以每个人的沉沦和迷惘为代价的。
这是一种愉快的沉沦。人们忽然发现，先辈们多少个世纪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不就是今天的“幸福生活”吗？有福不享，不是辜负了他们的奉献和牺牲吗？个人的生活在今天只是沿着“吃饱穿暖——顿顿白米饭——餐餐有肉——天天像过年”直到追求现代文明给予的一切舒适享受这一“幸福”阶梯不断攀升。当然，他也随时有可能在中途停下来，不论是回想这个阶梯的出发点还是前瞻到这个阶梯的顶点，都将陷入一种自讨苦吃的沉思，不知道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种动物般的现世享乐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目标。我们今天看到的恰好是一幅道德滑坡或人文精神失落的无可奈何的景象。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人心不古”的悲叹和“拯救人性”的呼吁，在当代扮演一种无人理睬的预言家的可悲角色。更多的人则遵循着现实生活的惯性，扛着一个浅薄的头脑及时行乐，游戏人生。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素来没有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度里，人们通常忧心忡忡的并不是自己无形的灵魂的拯救，而是此生此世有什么该享受的没有享受到。时代给了每一个中国人最大的机会。一个平民，只要他有毅力、有机心和耐心，他就有可能一朝暴发，享尽帝王的荣华富贵，揽尽天下美色佳丽，吃尽世上山珍海味，这时他的自我感觉绝对地好。
然而，人和人是不同的，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人类中总是会有些不满足于现状的怪人，起来对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发出强烈的抗议，对他们自己的生存状态加以深刻的审视。这是人类的幸运，而这些个人却是不幸的。他们既然代表了一个世纪的人类灵魂，也就必然肩负着这个世纪的精神苦闷、内心矛盾、生存困惑和绝望挣扎。同样是柔弱的人心，他们的心却注定经受命运的折磨，为了打击出一星半点火花去照亮黑暗的世界，而受到重创。在这些人中，最为不幸的要算那些单以自己的灵魂为自己生存的营养的艺术家了（如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因为他们不仅放弃了外部世界的一切生存手段，如功名、利益、权力、地位，甚至也放弃了内心世界的铠甲，即用来应付内心冲突的理性、逻辑和常识，而不顾一切地、艰苦卓绝地朝自己的心灵深处努力探寻。这种非人的、决不可能有最终结果的努力，几乎只有用“上帝的召唤”才能解释。“人心真是一个无底深渊！”（奥古斯丁）凡是有勇气跃入这个深渊的，都将经受无穷坠落的恐惧和永无着落的痛苦。
中国九十年代文学，可以说最深刻、最生动地展示出了这一永远坠落的痛苦。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时代像最近二十年的文学这样风云变幻、高潮迭起，也没有任何时代像这一时期这样以一种不断深入的历程逐步揭示了中国人灵魂的深层结构。如果说，这一历程的前一阶段，即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基本上还是一个摆脱“文革”意识形态话语、重新认同传统人文精神的阶段，那么，到了九十年代这一阶段，则明显地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失落。在前一阶段中，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作家们还
致力于用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去批判另一种违背人文精神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朦胧诗、寻根派和现代派则开始脱离意识形态话语，进入到某种具有人文精神根基的审美氛围，被评论界认为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或称之为“古典时期”）。然而，自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文学愈是向自己的本性即纯文学复归和深入，便愈是发现自己与传统人文精神的疏离。失落了人文精神的九十年代文学成了无家可归、飘零无主的文学。
与此相应，九十年代文学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现象，即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和以张承志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前者以对传统人文精神的辛辣调侃而揭示了中国当代世俗生活真实的众生相。但由于这种文学自身缺乏精神的原创性，它只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无可奈何的首肯，对现实中不负责任的游戏态度的鼓吹，从而迎合了俗众的阿Q式的自满自得心理。后者则出于对这种媚俗倾向的厌恶和反拨而放弃了文学的独立地位，转而依附于人们好不容易才从中摆脱出来的道德政治狂热（“红卫兵精神”），利用文学去“捍卫”一个旧式的理想，以保持自己精神上的高尚纯洁。然而，上述两种倾向却包含一个共同的基
点，即文学只能是其他精神生产的附庸，它本身没有创造一种新人文精神的能力，一旦脱离既定的精神格局，它就只能堕落为一种文化快餐，一种仅仅用来“解气”、“搞笑”和消遣的玩艺。此外，游离于这两种极端倾向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女人”、“小男人”文学，它们在中国历史上一切升平年代都曾像蘑菇一样地冒出地面，在现代却失去了古人的耐心和生命含量，既不愿在形式上作诗词歌赋的开拓，也不能在内容上作宏篇巨制的挖掘，顶多只是对古代感时伤世的诗情和言情小说（如《红楼梦》）的散文化的模仿。九十年代散文的大流行折射出一个事实，即中国诗性精神的丧失，而最可悲的是，这一沉重的代价却并没有换来思想的深化和理性精神的确立，而是导致了文学的泡沫化和伪劣化。至于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则除了老一套的政治影射之外，就是模仿《三国演义》中那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的无是无非的感叹。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创造。
不过，九十年代文学也并非一无建树。应当说，摆脱传统道德对文学的束缚，这本身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困境的一个必要前提。在中国文学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如魏晋、宋元、明清之际等），都有一个文学相对独立的阶段到来，遗憾的是，文学独立以后向何处去，这始终是中国文学未能解决的大问题。因此，独立了的文学要么成为一种形式技巧，要么堕落为媚俗与宣淫。换言之，中国文学不是为政治伦理道德服务，就是为自然（人的天性或本能）服务。当然，文学返回到自然就是返回到了自己的根，即人的生命力；然而，仅仅停留于
生命力的本能状态，不是从中升华出纯文学来，而是使文学降为动物本能的宣泄，这本身恰好表明了生命力的不足和贫弱。中国历史上个体人格的萎缩正是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中国人只有依附于群体才能有气魄、有力量，一旦脱离群体就会垮下来，不知道自己与动物或尘土究竟有什么区别。文学的真正独立要以个体人格的独立为前提。这种个体人格既不以群体道德的代表自居而盛气凌人，也不是放浪形骸、游戏人生、自轻自贱，而是在孤独中默默地向人性的高峰奋力攀登，与自己的懒散、自欺和粘连于他人的习惯作斗争。在中国当代文学家中，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可以看作是向这种人生境界的迈进，只是作家本人未必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但如果我们仍然相信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的话，我们便可以预料，文学向自己独立人格的追寻将会真正成为下一个世纪中国人自觉的心路历程。
解《通天塔》之谜
“寓言小说”或哲学寓言这种体裁在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少见。除了带有政治性的乌托邦作品？如莫尔的《乌托邦》 和反乌托邦作品？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之外，还有更具文学性的，如拉伯雷的《巨人传》，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等。张远山先生的《通天塔》一书定位于“反乌托邦小说”之列，但立意比一般政治性的反乌托邦小说更高，它关注的是人性和人类永恒的命运这些更一般的哲学问题。本书从头至尾都是由疯子口里说出来的“疯话”和“梦话”，这给作者在创作中进行“魔幻”想象拓展开了极大的空间，但也使本书的主题思想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成为了一个至今尚未破解的谜。
书的主体部分是疯子王先生七个具有连贯情节的梦？最后一个梦由王先生的精神病医生、自己也成为了疯子的尚大夫转述 ，说的是古老的王村和王、施两姓部落在沦为象征着城市现代文明的王城的属地后，遭遇了天崩地裂的洪水之灾，除了王母、刚刚出世的王先生和少女施青青外，全体罹难或自杀身亡。王先生被带到王城当作王子抚养；王母一心复仇、毁灭王城，进城寻子；施青青在与王子几番邂逅、几番错过后，最终成为整个王城的性偶像；王城自倪大雨？大禹 以来历九十九代，在王先生的养父倪九十九一朝统一了全世界，也统一了全人类的语言，并用王村地下的棺材板建通天塔，以便让爆满的人类向天堂发展；王先生继位后，为了拯救人类而毁灭人类，颁布“如梦令”，推行“无后教”，禁止生育，鼓励自杀，同时加紧修建通天塔，以便上天堂求上帝赦免人类；但真正毁灭人类的还是施青青的美色，以及她最后的脱衣舞？“湿婆之舞” 卷起的狂风；正当王城和通天塔在肉欲的疯狂中毁灭之际，梦游回来的王先生悟到了“失明方能复明”、“毁灭而后得救”的道理。在“尾声”中，不死的王母终于死了，但在盖棺论定之后，居然又从黑暗中孕育出了一代新的生命，这新的阳光下的新人类和原先的人类相比，不仅体型只有原先的九分之一，而且都有一条长长的尾巴，显然是一种返祖和退化现象。这一结尾真是对全书主题的一个绝大的反讽。
已经有论者看出，书中的“王先生”在其游历中“也时刻修改和发展着自己的思想”，即从“请求上帝赦免人类的罪”，到相信“上帝救不了人类，拯救人类的只有人类自身”，即相信每个人凭自己的瞬间现在的独特性即可自救；到了“尾声”中又为之一变，产生了一个以新代旧的“乌托邦”？李静：“终极追问——《通天塔》游记”，载《通天塔》附录四，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４０页，下引此书只于引文后注明页码 。但既然“尾声”中的这一变化是对前两个阶段的完全否定？或否定之否定 ，那么它就表明：原来人类根本就没有什么毁灭，也没有什么拯救，而只有退化，或者说，退化才是拯救。从文化意蕴上说，第一阶段大致相当于基督教的原罪说和拯救说，第二阶段大致相当于佛教的自性成佛或顿悟说，第三阶段则相当于老子的返朴归真说。其实，这所谓三个“阶段”也只是本书的真正主题逐步自觉显露的阶段，这个主题即庄子“梦蝶”式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它是全书的基调或背景，正是它，使得基督教的救世情怀、佛家的当下解脱和老子的返朴归真都扭曲成了一幅疯狂的漫画，形成了一场又一场的“白日梦”。
疯子王先生的叙述一开始，就在一篇演说中指出了世道的疯狂，并宣称自己的使命是“我将敦请救世主重新降临这个世界”，因为上帝其实并没有死，而“只是病了”，是被世人的疯狂感染了，只有世人改邪归正，上帝才会痊愈，而世人“才可能得救”（６页） 。这里面的确包含有李静所指出的一个“谁拯救谁”的“悖论”（３３８页） ，已经暗中埋下了相对主义的根。宫廷小丑王八传播“祸音”道：“天国远了。地狱近了。大祸就要临头了。凡信奉上帝的。就不要在这世上留下后代。因为时间不多了。当那时候。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使人怀孕和使人奶孩子的有祸了……”王八相当于《圣经》中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身份，这些话显然是模仿《圣经》的？《马太福音》第３、２４章 ，只不过与《圣经》上的话反着说。如“福音”改成“祸音”，“救世”改成“灭世”，“天国近了”改成“天国远了”，“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改成“人们说天地不会废去，我的话却要废去”，诸如此类。但细究之，这种改动并不完全违背基督教的意思。基督教的确是在传播“祸音”、“危机意识”，鼓励人们弃绝人世，这样才能因祸得福。基督教也如王八一样，不是来救这个世界的，而是要来灭这个世界，“因为只有灭了这个旧的。才能重造一个新的”（１７６页）。然而，基督教中的这种毁灭与创造、有祸与有福、尘世与天国的关系是一种向上超越的关系，王八却是从相对主义的“内在超越”式的轮回来理解这种对立的。所以他对王先生即倪世遗 道：“在我停止的地方。就是你开始的地方。你将要离开这里。然后再回到这里。你从哪里来。也要回到哪里去。你将看到一切丑恶和不幸。因为只有充分认识这个世界的丑恶。才能充分认识这个世界的美丽。”（６７页）福音书的基本精神遭到了篡改：不是要抛弃尘世升入天国，而是要离开尘世又回到尘世，在地上建立天国，达到佛家“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大觉悟境界。于是，王先生就从基督教的“灭世”转入了佛教的“救世”：“我当然不是什么灭世主。我是来救世的。我决不能让王城毁灭。我更不能让人类毁灭。”（１７８页）对人类，他怀有慈悲心，但救人类的方式，却是以国王的身份发布行政命令：“永远取消狂欢节”，“鼓励自杀，严禁行医”，“立无后教为国教”，“不得擅自生育”等等（１８０页）。这一系列尘世的拯救措施与佛教的厌弃生命、跳出轮回的说教类似，但仍然缺乏佛教的精神上的超越。王先生的理想只不过是造成联系人间和天堂的“通天塔”，使人能够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也就是使天堂也变成人间，“恢复失去的乐园”（１４０页）。无疑，佛教对绝对真理？“真如” 的信念，在书中一开始就受到了老庄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侵蚀，因而王八的被不断强调的一句名言是：“一切真如都是假如”。其实这句话也完全可以反过来说：一切假如都是真如。这就是中国化了的佛教——禅宗的精神。所以，当王先生看出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的反复折腾都失去了意义基础（２０５页），因而他的天堂梦和上帝梦彻底破灭之后，当他把“使所有的梦想破灭”当作自己“惟一值得追求的梦想”（２０９页）之后，他就放弃了世俗的权位而出走了。他在盲无目的的漫游中悟到，“每一个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