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思想的密林里-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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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文化中去找原因。我们的教育体制至今还是衙门式的，许多教育单位已变成一些权力机构和利益集团，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对教育事业的干扰和腐蚀近些年有愈演愈烈之势。有识之士的呼吁在这种强大的传统惯性面前，只有望洋兴叹。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改革不容否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唯独教育领域成了最隐蔽的死角。官僚体制是腐败之源，而由于教育领域在传统上是官僚体制的大本营，这一领域的腐败实际上比其他领域更深刻、更具典型性，它表明了一个国家最神圣、最能代表其文化水平的精英培养场所的堕落。
总之，由于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固有缺陷所导致的对当前时代的不适应，我们今天在教育领域中已面临严重的危机。究其根源，应归之于我们历来忽视了，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培养自由的人格。本文所强调的教育中的艺术原理，无非是力图对此有所澄清而已。
我被错划为“右派崽子”的经历
1957年我9岁，上小学三年级。那时正当反右运动高潮，学校的音乐老师教我们唱了一首歌：“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当面说好，背面破坏。见到太阳，他说黑暗，幸福生活，他叫悲惨。社会主义对他不利，提起美国心里欢喜：这是什么？是坏东西！他要是不改，把他扔进垃圾箱里，把他扔、进、垃圾箱——里！”再就是整天喇叭里放的那首“社会主义好”，其中最有力的一句是：“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但过了几天，听说这位廖老师自己也成了右派。我心里恍然大悟，难怪总觉得廖老师样子那么可怕，眼睛鼓得好大，唱歌总是恶声恶气的，大家都怕他。可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又过了几天，听说我们班的年轻的班主任、一位非常美丽和蔼的黄老师，也变成了右派。那一段她已经不上我们的语文课了，整天躲在她的小房间里以泪洗面，一些顽皮的男同学就扒在她的窗口看她，喊一句“大右派！”就笑嘻嘻地跑掉了。我心里很是不忍。
我家住在“新湖南报”宿舍。一到星期天，我就拿个苍蝇拍到处打苍蝇，完成学校布置的“灭四害”任务。打到办公大楼附近，就去看一阵子大字报。大字报太多了，看也看不完，我就看漫画。有一天看到一幅漫画，是一条盘起来的大毒蛇，旁边写了我母亲的名字。还有一幅漫画，题为“主帅的主帅”，画一干部模样的人在指挥一群喽罗，在他上面还有一位坐着高凳子的人在俯视着，写的是我父亲的名字。我吓了一大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匆匆忙忙跑回家，一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对。父母亲房间的门关得紧紧的，里面隐约传出压低了的争吵声。有时来了客人，也是神神秘秘地闪进房间里，嘀嘀咕咕一阵子又轻轻地走了。我不敢问什么，只是涌上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恐慌。但马上又过去了，然后该玩还是照样玩。大人吵架，不关我们的事。
这已经是1958年春天，运动后期了。那时已经又在宣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哪里吃饭哟不——要——钱？哪里老少哟笑呀——开颜？走遍了天下找不见，人民公社哟，吃饭就是那个不要钱，嘿！吃饭不要钱！”传说农村马上要公社化了，城市里也要办公社，我就非常羡慕农村，盼望我们也搞人民公社。在学校，我热心地投入了班级组织的宣传活动，我画的宣传画贴满了一走廊，有肥猪大如牛、稻子成大树等等，还有示意图，表明到共产主义每人每天有多少鸡蛋、多少牛奶、多少水果、多少糖等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等等。还有钢铁、粮食、煤炭、棉花的增长图，塑料（当时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以前只知道叫“化学”）和橡胶的广泛用途等等。总之是一派热闹欢腾的气氛。学校的美术老师特别宠我，给我的任务也特别多，每天放学后都要搞到天黑。后来又是大炼钢铁，学校操场成了工地，大家用老糠、粗盐、黄泥加少量煤粉按某种比例和在一起做成“人造煤球”，说是用来炼钢的。天气还非常冷，我们的赤脚和手都冻得通红。老糠放多了，怎么用力也捏不拢，但放少了又会烧不着。有的同学就偷工减料，故意多放黄泥少放老糠，一个个做得圆溜溜的，看是蛮好看，也省力不少，但我很瞧不起这种做法。他们纯粹是在好玩，我却是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到来了，应当为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当时我很关心报纸上登的“放卫星”的消息，如每天都有粮食亩产多少万斤的报道，我就讲给外婆听。外婆老家是农村的，怎么说她也不相信，说她知道一亩田有多大。我那时觉得年纪老了就是顽固不化，真是为她的不开窍而叹息。
到了1958年夏天，父母的右派已经定了案，我们兄弟姐妹就此成了铁定的“右派崽子”。不过，那时还不像后来的“文革”，这些情况并没有在学校同学中公开，就连老师也未必清楚。记得三年级有一次上语文课，新来的语文老师布置我们写一篇作文“我的妈妈”。我在课堂上红着脸举手，告知说“我的妈妈是右派”。老师楞了一下，说：“那你就写‘我的爸爸’。”我几乎要哭出来了，说：“我爸爸也是右派。”全班同学一时间鸦雀无声。老师沉默良久，最后说：“那就写你的哥哥吧，有哥哥吗？”我点点头，坐下了。但语文老师还是很喜欢我，因为好多次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一个很难认的字或词来问大家，如“邋遢”，全班都只有我一个人回答得出来。还有一次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意思，大家都不举手，我举手答道：要做好一件事情，先要把工具准备好。老师大为惊异。我与班上的同学关系也很融洽，那个时候还没有像后来贯彻“阶级路线”那样形成“人吃人”的局面。我的弟弟妹妹们可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他们上小学时正逢“文革”，在加入少先队（那一段叫“红小兵”）、佩戴红领巾等一系列事情上都受到歧视，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一年以后的1959年夏，我们全家大小九口人正式被扫地出门，从新湖南报社的社长单栋住宅搬到了河西岳麓山的湖南师院两间房间里。母亲早已下放衡山劳动改造，父亲被贬为一般职工。在此之前，保卫科的人来我家，把父亲放在壁柜里的一支长枪和一把手枪起走了，我从来不知道家里还有这种东西，这时竟然有一种自豪感。但面对空荡荡的、变得陌生了的房间和一地的玻璃碎片，又有些怅然若失。不过当我背着一包行旅跟着大人过了河，走到以前只有在过队日才去过一回的岳麓山下时，心情是愉快的。我们的宿舍在半山腰，快到达时，大人们都走累了，曾在三棵巨大的松树下休息。我从没见过这么高、这么大的松树，仰头看得头都晕眩起来。去年我还特意去看过它们，却只剩下一株了，而且四十多年里似乎并没有长大一点，反而变矮小了，在周围新盖的楼房挤压下奄奄一息地濒临枯死。但那时它们是多么雄壮！从那里过一条溪，再上一个坡就是我们家了。我非常喜欢这个新家，虽然除了妈妈下放、姐姐在中学寄宿外我们仍有三代七口人住在两间不到十平米的房子里，用的是公共的厕所和厨房，但周围可都是山啊！我们的学校就是师院附小，正好位于岳麓书院里面，当时颓败得连围墙都倒塌了，竖立着朱熹老先生所题“忠孝廉节”四个大字的石碑的大殿是我们下雨天上体育课和打闹的地方，校内和校外根本没有界限。那真是一种精神的解放！我们一下了课就在山上疯跑，到山涧里去捉小虾和螃蟹，捉到就放嘴里生吃了。那时粮食定量开始一减再减，我外婆减到只剩下一个月16斤大米，最后竟然只有9斤，而我们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外婆拖着患水肿病的身子，每天带着我们一群孩子上山拣柴、挖蕨根、采野菜，找野果子和蘑菇，使我们获得了不少山上的知识。但外婆终于没有能够熬过1961年的冬天，她死之前一个星期还在山上劳作。有一段时间学校讲“劳逸结合”，每天只上半天学。又有一阵子搞“大种大养”、“瓜菜代”，星期六的劳动课就是上山挖菜土。大家饿得路都走不动，哪里还挖得了什么土，那锄头觉得重如千斤，大家只是拄着工具谈吃的。那时我心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有一天，吃饭可以不限量，尽肚子吃，那就是共产主义了。所以后来我可以看不起任何人，就是不敢看不起农民，可以倒掉吃剩下的鱼肉，就是不敢倒掉米饭。父亲在家门口开了一小块生荒土种菜，没有肥料，只有一点煤灰和尿。长出的南瓜叶子很茂盛，却从不结南瓜，红薯也是只长叶子不长根，只有冬苋菜和蕹菜长得好。父亲虽然出身于农家，不过从小全家供他读书，并没有做过多少农活，但农民观念是有的。记得第一次和姐姐去十里外的后阜河码头挑煤，父亲为我准备一付扁担畚箕，说这是对我的一次“锻炼”。姐姐挑60斤，我只挑30斤。那是我十一岁的肩膀第一次压上担子，样子肯定难看极了，后半段路是数着电线杆子过来的，每根电线杆歇一气，肩膀都磨破了皮。从此以后，“锻炼”两个字就深深地印在了我脑海里。
那时班上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几乎都是右派子女，大概因为师范学院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右派在这里不足为奇，子女就更无所谓了。我们都很受老师器重，也很认真地当着班干部。当然，这些同学数年以后也一个个都下了农村。1962年，母亲摘了右派“帽子”，回报社工作，家也就搬回了报社，分了两间宿舍，我进了长沙市三中念初中。初中三年我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除了成绩优秀外，主要是“思想进步”。那几年全国都在宣传“支援农业”，学校也很强调劳动观念，我们每学期都要去周边的工厂和农村搞劳动，有一次还到60里外的洞井公社“支农”一个星期，帮农民干活。我的劳动表现是无可挑剔的，回来后所写的作文也被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初二的时候，开始宣传邢燕子、董加耕扎根农村的优秀事迹，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当时我哥哥已从零陵师范毕业，由于家庭的政治问题没有分配工作，在长沙做临时工，后来报名去了洞庭湖的千山红农场。他临走前和我谈了他的理想，他要像高尔基那样读社会这本大书，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我非常激动，认为他一定能够成功。他从湖区给我寄来的信也更使我相信这一点，我觉得他写得好极了，他现在就是一名伟大的作家了，只是还没有写完、成书而已。有时他从湖区回来，就滔滔不绝地和我谈他所经历的有趣的事情，我看着他由于充足的粮食而长胖了的脸、由于强烈的阳光而晒黑了的皮肤和由于高强度的劳动而壮实了的体魄，心中无限地羡慕，觉得农村比城市有味得多，我将来如果要去农村，就去千山红——这是一个充满诗意和诱惑的名字！所以初三时学校动员我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即准备升不了学就下农村，我是班上第一个表态的，态度最坚定。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全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是农民，我们家祖辈也是农民，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当然，按照我小时候的理想，我是想过要当科学家的，但那个时候到处都在狠批“成名成家”的思想，那种想法也就变得很遥远而模糊了。何况我由于家庭问题本来就有一种“原罪”感，觉得自己应当到农村去进行一番切实的“思想改造”，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1964年中考，按照成绩本来升高中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我父亲担心的是能否考取长沙最好的一中。志愿是他帮我填的：第一志愿一中，第二志愿三中，为此还与三中的班主任王老师有过争执。可是到了要发榜的前夕，政策突然变了，凡是家庭有政治问题的一律不予升学。于是全部考试成绩作废，“阶级路线”贯彻到底，我和一大批成绩拔尖的同学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次是由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导致我们失学的，而且这条“左”的路线还只限于湖南，其他省份并没有如此实行。不过我当时并没有丝毫沮丧，而是顿时升起了一股年轻人的蓬勃之气，几乎可说是跃跃欲试，决心实践自己的“第二种准备”，并第一批递上了下农村的志愿书。对于那些没有考上高中又不愿意下农村，宁可进一个街道工厂干一点敲敲打打的工作的同学，我真的有些看不起。王老师特意来我家看望我和我的父母，连连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还流了泪，也有表示歉意的意思。我却并不想怪罪任何人，反而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准备”好了的。有点遗憾的是，我本来想去的地方是千山红，但那一年全市的下放地点是江永县，不过江永听说也是一个好地方，我就积极报了名。只有我母亲还想不通，把户口本偷偷藏了起来，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在我的说服下交出来了。父亲则帮我打点行装，找出外婆留下的一口破皮箱，自己动手修理了一番，放进几件平时穿的烂衣服，说到了那里以后再给我寄东西。我自己则带上几本课本，几何、代数、俄语、物理，语文就不带了，带上一本《辩证唯物主义》，一个日记本，准备像哥哥一样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就这样，1964年9月，我和三千多名主动报名的长沙知识青年（绝大部分是应届的初、高中毕业生）一起下放到了千里之外与广西交界的江永县。我们班唯一一个与我一起去江永的是我的好朋友刘培沛，外号叫“刘备”。这大约是“文革”前全国首次大规模的集体知青下放，据说周总理都很关心。上面说，我们从下放农村的第一天起就算是参加革命了，以后填起表来就可以写“1964年9月16日参加革命”。
江永位于都庞岭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风景的确秀丽。但这里的人好像属于另一个人种，个子特别矮，平均只有一米五左右，而且老人一般都比年轻人高。后来知道这是三年大饥荒留下的后遗症，现在的年轻人正是当时的小孩子，那几年能保住条命就不错了，根本没有长个。我们长沙市三中和四中共六十余名男女知青插队在白水公社的三个大队，分成一些知青小组，每个生产队一组，作为队上的一户。刘备在第一知青组，我和喻力、黄树成、董颖秀、姜慧云、曹明宪六个人是第二知青组，住在二队的一栋公房。楼下是厅屋、厨房和杂屋间，楼上是一边一大间卧室，男女各一边。黄树成年龄最小（不满16岁），但家庭出身最好，所以成了我们的小组长。我们每人发了两块床板，拼起来成一张床，两条长凳（用来架床板），一张稻草编的垫子。我把床单铺在上面，再放上我带来的四斤小棉被，心想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家”了。长沙市派下来的带队干部是七中的杨校长，那时约四十来岁，据说也是犯过错误的，要陪我们生活、劳动一年，他就住在我们这个六人知青小组。开始我还挺高兴的，但后来发现这决不是什么好事。杨校长管我们的生活有一条原则，叫做“细水长流”。第一年国家拨给我们每人每月35斤大米，再以后就让我们自立，杨校长就叫我们每月节约5斤，只准吃30斤，即早上三两，中午四两，晚上三两。那时我们十六、七岁，进行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又没有什么油水，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