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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青春]告别天堂 作者:笛安-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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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知道她们并没有恶意。那些女人。她们对我都很好,总是摸我的头,给我个苹果什么的。我不怪她们拿我妈妈开涮,相反她们越这么说我越开心,因为我知道她们嫉妒。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很偶然地跟天杨说起我们的水房,说起每天早上水房门口的长队。她眨眨眼睛,“那不就跟在火车上一样?”我这才想起这是她从不了解的生活。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每天放学后她都会坐在学校的篮球馆里看我们训练——跟篮球队其他哥们儿的女朋友一起,她们被体育老师戏称为“家属团”。有一次她对我说:“她们都说,你打球的样子好帅的,不过……”我正得意,“不过什么?”“不过你的运动裤太老土了。她们说阿迪达斯这两天全场打五折,让我帮你去选一条。你看呢?”从那一回开始,我身上属于筒子楼的痕迹就慢慢慢慢被打磨掉了——被天杨,被我自己,被北明中学——这个云集了我们这城市的小精神贵族的地方。 
    我能进北明中学全是凭我自己考够了分数。但我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这跟我的继父——江校长毫无关系。如果我妈妈没嫁给他,也许我就和我筒子楼里的小伙伴一样:读完河岸上的小学,进妈妈她们工厂的子弟中学念初中,初中的时候开始打电脑游戏,打台球,也打群架。初中毕业,一生的教育也便到此为止,然后在躁动的年纪打情骂俏地走进父母的工厂上班,再然后,就是呵斥他们在筒子楼里横冲直撞的孩子了。我的那些朋友,除了极少数非常优秀或非常不争气的之外,大部分的人生都是如此。 
    那个时候,江校长还是江老师。江老师在我们的筒子楼里是个受尊敬的人。他在那所子弟中学里教物理,课讲得极好,经常辅导我们这些小孩子做数学作业。他们说他是个怪人,四十岁了还不成家。后来,他和我妈妈之间的“绯闻”虽说进一步恶化了妈妈在水房里的人缘,却丝毫没影响他在筒子楼里的声誉;再后来,当他讲课的名声越来越大时,被一所重点中学挖去了;再再后来,他和我妈妈结婚了。我们在筒子楼里的最后一夜,妈妈跟我都睡得很晚,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小东,从明天起,我们就再不用跟别人合用厨房厕所,再不用拉蜂窝煤,再不用去澡堂洗澡了,小东你高不高兴?”       
      江东(2) 
    妈妈离开筒子楼没多久,那间工厂就停产了。但江老师的运气一直很好,用“扶摇直上”形容不算过分。终于,不到十年的时间,江老师变成了北明中学的江校长。后来江校长,也就是我爸帮妈妈找了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我觉得这工作适合她。她和江校长没有再要孩子。 
    我高一那年冬天,那间工厂正式宣布破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经常在这个城市里看到昔日水房里的某个女人在送牛奶,某个顶楼上的单身汉在街角支着修自行车的小摊,或者某个“学雷锋先进个人”在寒风凛冽的早上把晨报插到每一家的信箱。也许这话由我说是不大好,但我确实从那时起感觉到“命运”这东西。特别是,我妈妈,她依然是美丽的,这些年她养成了定期做皮肤护理的习惯,总是和她新认识的朋友讨论哪家美容院的打折卡划算。我曾经跟天杨讲起过这个,她笑笑,她说我的话让她想起香港有个写小说的叫亦舒,她的小说里说:在寒风里的公车站站上四五个小时,再美的美女也是“尘满面,鬓如霜”——这就是十六七岁的天杨。她看过的书太多,这妨碍她体会赤裸裸、未经矫饰的人生。我不是在为我自己不爱阅读找借口。 
    后来那工厂就被拆了,连同宿舍区。因为种种原因,拆到一半就停了下来。直到治理护城河的时候才算全部拆完。所以有一段时间,这地方像个废墟一般荒凉。有一次放学,我和天杨就走到这河岸上。这河堤离我们学校很近。我们就踩着杂草、沙砾和小石子安步当车,我给她指我原先在哪住,在什么地方玩,她显然兴趣不大。废弃的楼群里有个老太太在一堵断壁后面卖风车,她一定要我买一个送给她,她说那是因为她觉得“老奶奶很可怜”。 
    沿着这河堤再往下走,就是一条通向闹市区的街道。河堤的尽头是个永远浮着尘土的公共汽车站牌,这一站的站名叫“雁丘”。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会有个这么动人的名字。天杨得意地仰起脸:“我知道这儿为什么叫‘雁丘’。” 
    “是我爷爷跟我说的,”她说,“你听说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吧?” 
    我说:“是不是金庸写的?”“文盲。”她大笑,她笑的声音很好听,“是元好问写的!”“元好问是干什么的?”“元好问是诗人,是……五代那时候的吧?”她歪着头想了想,“这不重要。重点是:这句诗其实说的不是人,是两只大雁。元好问他就是在这儿,这个河堤上碰见一个猎人,手里拎着两只大雁的尸体。猎人说,他本来是只从雁阵里射下来公雁的,可是那只母雁看见她老公死了,也飞下来撞死在岸边的石头上。然后元好问把它们俩的尸体买下来,葬在一起。就葬在这岸边上,所以这儿才叫‘雁丘’呢。” 
    我笑了,“真没看出来,这么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江东,”她突然换了个很认真的表情——我猜得出来她想说什么,“要是有一天我死了,你会不会跟我一起死?”果然我猜对了。“你千万别死。”我说,“你死了就是逼我再去找一个,还得重新适应脾气爱好什么的,何必费事。”话没说完,一记流星拳就重重落在我背上。“小心手疼。”我说。“你去死吧你!”她尖叫。 
    在她的尖叫声中,我发现黄昏来临。这堤岸很荒凉,对我们来说或许是件坏事,但是对夕阳来说,再好不过了。瓦砾,杂草,没有机器声的工厂,没有炒菜声的筒子楼。夕阳终于有了机会在这满眼的荒芜中透透气,尽情放纵它红色的、柔情似水的眼神。我很讨厌所谓诗人毫不负责的“抒情”,但我没办法讨厌夕阳。因为夕阳太善良了,它谁都瞧得起,就连这条臭气熏天的“河”,它也宁静地笼罩着,一点没有嘲弄的意思。 
    “该回去了。”我跟天杨说,“你信不信,周雷那个阴魂不散的一定还在校门口等你呢。”“讨厌。”天杨的脸红了,“谁叫你家就住在学校里嘛。要是你家住得远一点的话,我就一定每天放学跟你一起回去了。”她把脸凑近了,“你是吃周雷的醋了对不对?”“我吃酱油。”我故意逗她。“装蒜。”她笑。“我装葱。”“你——”“又叫我去死?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吗?”我喜欢看她眼睛瞪得圆圆的样子。“当然没好处了。我还得再找一个,还得从头适应脾气个性什么的。”她学着我的口气,然后又脆脆地笑了。 
    就在这时候,我们看见了方可寒。 
    她出现在废弃的楼群之间,先看见了我们。于是她朝我们的方向走过来,踩着一地的夕阳。“嗨。”她笑笑,算是打招呼。我们也笑笑,“嗨。”然后她一拐弯,走进一栋怎么看也不像还有人住的筒子楼。她纤丽的背影在漆黑的门洞边一闪,就隐进去了。 
    “她家住这儿吗?”天杨惊讶地自言自语。 
    “原先不是住这儿,是旁边那栋,可能后来搬家了吧。” 
    “你原来就认识她?”她更惊讶了。 
    “嗯。小时候我们也算是邻居。” 
    “原来她家住这儿。”天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可是她穿的是ONLY。” 
    “什么?” 
    “你们男生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她的那件白短袖衫跟我们的校服不一样。是ONLY的。我在国贸商城看见过。贵得吓人,那么一件要三百块,料子摸上去就好得不得了。”       
      江东(3) 
    “人家是勤劳致富。”我笑,“你能跟人家比?” 
    “也对。”我看出来她眉宇间的鄙夷。于是我说: 
    “其实她挺可怜的。她是个孤儿,从小就在她爷爷奶奶家长大。我想她也是没办法才……” 
    “那不是理由。”天杨很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可怜的人很多。可是人不能因为可怜就去做不好的事情。” 
    我什么都没说。这样的争论不会有结果。 
    校门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了。红色的花岗岩。在夕阳下它看上去没有平时那么盛气凌人。当然,出现在我们视线里的还有周雷。我虽然很讨厌这个像苍蝇一样的家伙,可是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他。他知道我和天杨在一起,但他也知道我没有理由阻止他放学后和天杨一起回家。毕竟,只不过是顺路一起回家而已,况且他还总是得体地微笑着,站在天杨身边亲切地跟我说再见。想想看人家就剩这一点儿幸福了,我也不好那么没风度地剥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周雷在北明中学怕是已经成了“坚忍不拔”的代名词。奇怪的是,只有天杨是真的不相信周雷喜欢她。谁跟她说她都不相信。理由是:“周雷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要是他喜欢我一定会直接跟我说的,我问过他,他叫我别听你们瞎说,我们就是好朋友而已。我当然是相信他,不会信那些闲话了。”——你说这孩子,她是装傻还是真傻? 
    他俩的背影顺着暮色延伸的方向消失。我掉转头,往我家所在的教职工宿舍区走。天色渐渐黯淡下来。远远的,我看见妈妈的身影,我知道她身上,一定带着图书馆里油墨的香气。       
      天杨(1) 
    '天杨' 
    皮皮死了以后,那张病床就暂时空着,被大人们堆上了好些杂物。方圆的情况好得令人诧异,从特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且不说那些化验结果,她的气色看上去就好了很多。陈大夫很有信心地对她妈妈说:“病情现在控制得很好。照这样下去,完全控制住也不是没有可能。”我看到那个憔悴的女人高兴得掩面而泣。陈大夫似乎已经忘了自己不久前还说过方圆最多只剩下三个月的。现在他换上了一副微妙的表情,对那个不停道谢的女人说:“这没什么,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可以想象杨佩听了这句话的反应,她会撇撇嘴,叹一声:靠。 
    天气渐渐热了,很久没有周雷的消息。我暂时不想找他,从那天之后,他也再没给我打过电话。二十五岁生日也就平淡地过去了。本来嘛,用杨佩的话说,一把年纪了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倒是那天早上,龙威和袁亮亮在我上班时一起冲我大吼了一句“Happy  
      Birthday”,我诧异地表示感谢的时候,龙威说他和袁亮亮“潜入”了值班室,看到了我那天无意中压在玻璃板下面的身份证。龙威一直在眉飞色舞地说,袁亮亮明显有些精神不济。这些天他总是发低烧,不过他自己依然乐观得吓人。 
    日子又变得像以往一样无聊。上班,下班,值夜班,二十四小时,一转眼就过完了。唯一的一件不平常的事:五一放大假的时候,我到北京去领回了不不。 
    还好首都机场是喧闹的,假设周围一片寂静,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拿这个小家伙怎么办了。远远的,看着空姐把他带过来,我预感到他是个麻烦。他一句话不说,只是看着我,很专注的样子,看得我心里直紧张。我想起了电影里外国人初次见面的说话方式。“你好,”我说,“我是天杨。”他看着我,他的眼睛很大,很黑。“我们先去吃饭,然后坐晚上的火车回家,你说好吗?”他依然静静地看着我。我本来想从他的表情推测一下他到底在想什么——但他一点表情都没有。 
    我拉着他的小手,往外面走。“我们在电话里讲过话的,你记得吧,我是姐姐。”他转过小脸,看了我一眼,算是回答。“你真了不起,”我觉得我必须找点话说,“这么小,就一个人搭飞机来这么远的地方。”意料之中的,他不理我。眼睛看着北京的天空上的云。 
    “你想吃点什么?飞机上的东西很难吃吧?”他似乎是不屑于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拿眼角瞟了我一下,然后眼光又移到了很远的地方。 
    他长得很像爸爸。尤其是眼睛。还有脸部明晰的轮廓。 
    “我们家里有你的照片,你明天就见得到了。就是你在迪斯尼乐园和米老鼠照的那张。”我其实只是为了弄出点声音而已。 
    他第一次开口说话是在那天深夜里,在火车上。他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脸颊,把我弄醒了。他的小脑袋从我怀里钻出来,轻轻地说:“尿尿。”我带着他穿过长长的走廊,火车在黑夜里寂静而规律地前行着,似乎是钻进了山洞,因为周围突然间黑得太彻底。我拉开厕所的门,打开灯,对他说:“我在外面等你。”他抬起头,在灯光里湿润地看着我。我重复了一遍,“我在外面等你。”他说:“不。”这是第二句话。我只好跟他进去,回头关门的时候听见他轻轻地说:“你是女的。”他脸上有点羞涩。我愣了一下,笑了,“没关系,你不用介意。就连我,有时候半夜里起来也会害怕呢。可笑吧,我都这么大了。”他红了脸,转过头来,嘟哝了一句:“女孩嘛。”小家伙。 
    被他这么一闹,我是再也睡不着了。火车到了一个小站,站台上的灯光映着不不的小脸。我说:“睡吧,还早呢。”他听话地闭上眼睛。我支起身子看看窗外的站牌,我们正在穿越黄土高原的腹地,也就是每年春天沙尘暴的老家。 
    火车又开始在自己的声音里前进。我喜欢火车。从小,我就很喜欢听这些单调寂寞的声音。比如在中学的篮球馆里,我最爱的就是篮球砸在木地板上的回响,这些声音里有股忧伤,这忧伤和很多民间音乐里的忧伤异曲同工。空旷的声音里,我看见自己坐在橙黄色的看台上。那时候我梳的是两条麻花辫,穿的是校服的短袖衫背带裙。周雷很做作地投进去一个三分球,落下时被江东抢了去。不不睡着了,小脑袋蹭着我的胸口,暖暖的。一瞬间,一种熟悉的悲凉像那只篮球一样砸在我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不不的呼吸吹到我的脸上,我紧紧地拥住了他。汉语的词汇妙不可言,悲凉,真的凉凉的,带着一种树木的清香。 
    第二天清晨,不不醒得很早,他似乎有点紧张。我带他去餐车吃早饭的时候告诉他:“爷爷奶奶都是很和气的人。你放心。”他又恢复了白天的沉默,像是没听见我的话,倒是对面前的烧饼发生了兴趣,一点点抠着上面的芝麻。我这才想起,他从没吃过这个。 
    五一长假还没完,这一天该我值班。把这个小麻烦移交给爷爷奶奶,我就得匆匆忙忙往医院赶。假日里的医院空空荡荡的,龙威的声音响彻整个走廊,“美女,我们想死你了!”“好点儿了吗,亮亮?”我问。几天不见,袁亮亮瘦了些,在枕上用力地点点头。我在北京的时候,杨佩给我发来短信,“袁亮亮开始化疗了。”“好点儿了,”他说,“就是有时候有点想吐。”“化疗都这样,正常的。”我说。“那……我不会变成秃子吧?”“不会。”我笑。“变成了也没事儿。”龙威说,“我把头发剃光了陪你。到时候我们就是‘光头性感二人组’,你——意下如何?”“滚一边儿去。”袁亮亮怒吼,听声音倒还是元气十足。       
      天杨(2) 
    旁边病房里的好几个孩子都等着我去输液。我正给那个金鱼眼小姑娘扎针的时候,手机开始在衣袋里振动。我没理会。针运入了细小的血管,“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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