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姨父-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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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父朱汉雄同志瞪圆了眼睛坐在警卫值班室一动不动。他身边有几个人各管一部电话。他用最简洁的语言依次向每个人发出指示，要他们分别向各个地方传达不同的指令。他特意带来了一位专管电话的女同志，名叫宋娟芳，上海人，是警卫处秘书科工作人员，外号“活电话”。她有一个特殊的能力就是能记住很多不为人知的电话号码，而且思维敏捷、口齿清楚、语速流畅，能够准确、快速地传达一切命令。在军事术语中需要“复诵”或“复述”——即需要对方重复一遍的重要命令，都由宋娟芳传达完成。此刻，宋娟芳就坐在姨父的对面。姨父正接连不断地向她口述命令，比如，姨父说，宋娟芳，你给我打电话到什么地方，找什么人，告诉什么什么事情，叫对方“复诵”。姨父讲完了，她也跟着讲完了，听对方“复诵”无误，立即再打下一个电话。三四部电话同时打，在很短的时间里，“马上上船”的信息已经传达到各个相关位置。
姨父打着电话的时候，能够远远看见毛主席静静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姨父知道，毛主席发话以后，能够这样静静坐着的耐心是十分有限的。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在手忙脚乱地收拾文件，整理书籍，没有一个不紧张的。姨父的头皮还是硬着的，但他正陆续接到各个相关部门领导人到达岗位的电话。他看见，毛主席也一定能够看见，在毛主席居住的院子里也是全线紧张，那些当处长、当科长的，那些管理人员、汽车司机，那些服务人员、厨师和打下手的，都带上各自要带的东西，穿梭般进进出出。从车库里把汽车调出来，把圆滚滚的西瓜抱上去，把埋在冰块里的鸡鸭鱼肉抬上去。当然，还有“水上卫队”，不要忘了把毛主席下水用的梯子带上船。
3。 头皮都硬了（2）
姨父有理由为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效率感到自豪。从毛主席发话上船，到大家上船以后开船，前后只有一个钟头。比较麻烦的是怎么把逛大街的、去风景区游玩的大头头们找回来。只要是看得到、问得到下落的，就开着汽车紧追；找不到的就问交通警察，那个时候的交通警察都具有超出常人的识别能力，没有让一个首长“漏网”。
姨父说，这是对我们安全保卫和接待工作的一次大考验，是所有人员在很短的时间里检验自身素质的一次大表演。他又文绉绉地打着比方，这也好比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乐队，无比紧张、也无比和谐地完成了一个大部头的交响乐。我却从姨父的叙述中看到，毛主席沉静地坐在沙发上，在他的目光注视下，国家机器正在十分亢奋地运转着。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令人精神紧张的事情。毛主席和党、政、军要员刚刚上了庐山，台湾、香港的新闻媒体当即披露，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重要会议。这就怪了，台湾、香港的媒体怎么反应这么快，情报是从哪里泄露出去的，是地方上出的问题还是中央出的问题；是岸上还是船上的问题；是武汉还是庐山的问题；是敌人活动，还是内部泄密？总之，产生了一系列的猜疑。经过紧张的排查，才终于查清，中央通知在西藏工作的中央委员张国华来庐山开会，是通过无线电话传过去的，传话过程中泄露了机密。
那是一段时常出现意外、令人一惊一乍的岁月。
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也要游泳。姨父带着“水上卫队”，就住在王任重住地旁边的一个破房子里随时待命。姨父能够感到，庐山会议前期和后期的气氛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气氛轻松活泼，你见我、我见你欢声不断，谈笑风生。庐山天气凉爽，登山后如入仙境。白天开会，晚上看江西京剧团、采茶剧团等艺术团体的演出，还要组织舞会，跳交际舞。后来，山上突然变得鸦雀无声，一下子紧张起来、沉闷下来了。当时，姨父还不知道会上发生了所谓“彭德怀向党猖狂进攻”和“粉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只是感到气氛压抑、怪异和沉闷。
在山下随船待命的长江航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邓少云，正为姨父带来了长航的“江峡号”、“江华号”、“江顺号”三条客船而烦恼。这三条客船是武汉到上海、到重庆之间的大班船，临时从客运航班上取消了它们的班次，承担了运送庐山会议参加者的政治任务。送人上山后，还要抛锚在山下的九江岸边，等待会议的结束。长江航线上客运任务繁重，三条船不能回到班次上值勤，邓少云十分焦急。邓少云外号邓胡子，是姨父的老上司，在抗日南下支队时，邓少云是保卫部长，姨父是他领导下的特派员。姨父说，邓胡子是个干起工作就会忘记一切的人，在南下支队时，他给老婆写情书也是叫秘书代写的。在庐山，他老问我，客运压力大呀，叫我们等到啥时候哇？我说，我也答复不了，我也没有办法呀，只有毛主席知道这个会要开到啥时候，我们等吧。
会议结束时，中央委员们一改上山时兴高采烈的样子，人人表情凝重。姨父看到，彭德怀元帅是耷拉着脑袋下山的，却不知道元帅的脑袋为什么耷拉着。姨父还记得，好像只有廖承志照旧露出一副乐天派的样子，戴着一顶像运动会上裁判员戴的遮阳帽，肚皮上提溜着两个装满了庐山风景的照相机。其他人都神情肃穆，相互无语，从山上一下来，就匆忙上了邓胡子的船，各走各的了。
毛主席没有马上下山，姨父和“水上卫队”也奉命随主席留在山上。庐山上有个小水库，水有些凉，是死水，但是水很清，周围环绕着秀丽的翠竹和茂密的树林。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曾多次到小水库里游泳。水库旁边的树枝容易挂伤人，靠岸处发现了水蛇。姨父就让“水上卫队”的“八卦阵”把毛主席游水的范围圈定在水库中心，游完也不靠岸，就在水库中心上船。有时要跟着毛主席从山上下来，到九江游水。会议后期，毛主席不再游泳。 而姨父和他的“水上卫队”是常备不懈的，继续在毛主席身边待命。毛主席直到下山，没有再游泳。
＇附＇ 日记一则
2002年11月6日 晴
昨天，姨父与六姨一起参加了一位老人的遗体告别仪式。姨父回来说；巧了，意外地碰到了当年长江航运局的航运处长，四十多年过去了，可他提起当年给毛主席调船的事情，还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江峡号”每次从客轮班次上抽下来执行“专船”任务，都要经过他。他说他最讨厌我们，很不客气地用了“讨厌”这个词。他还说，他的本本上记着我的名字，最怕我找他调船。这次一见面，他就向我诉苦，哎呀，“班船”任务大、压力大呀，抽走了“江峡号”，汉口到上海之间就少了一个班次的客轮，老百姓要骂娘的呀！姨父还为四十年以前的事情说不完的好话，他说，好同志呀，我也没有办法呀。
姨父又不出声地抽烟，蓝色的烟缕牵挂着已逝的岁月，沉默了好久，又告诉我，长航那个老资格发了一通四十年前的牢骚，到了上车离去时才给他握了手，和他交换了电话号码。我听得出来，那是一个远去的烦恼，远去的已经远去了。
4。蒙哥马利
尊敬的朱汉雄同志越来越摸不清毛主席的心思了。
1961年9月，毛主席住在风景秀丽的东湖南山甲所，头一天会见了二战时期著名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当晚，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在胜利饭店宴请了蒙哥马利。按照既定日程，蒙哥马利在武汉的活动到此结束，第二天早晨，他就要乘火车离开武汉到广州去。他所乘坐的公务车已经挂在列车上，早上7点钟开车。蒙哥马利就要上车了。
凌晨5点钟左右，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突然给姨父打来电话，要他通知蒙哥马利不要走，毛主席今天还要见他。姨父赶快打电话到蒙哥马利居住的胜利饭店，找到了湖北省外办副主任，让他将这一变动通知蒙哥马利；又接着打电话通知火车站，马上把蒙哥马利所乘公务车摘下来，不要把它拖走了。
蒙哥马利临时留下来，与毛主席进行了第二次会见。
又让姨父吃了一惊的是，毛主席在第二次会见结束时，十分愉快地邀请蒙哥马利跟他一起游长江，眼下就去游。姨父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想到毛主席会邀请这位英国老头游长江，尽管他在二战北非战役中打得德国元帅隆梅尔丢盔卸甲，尽管他率领英国二十一集团军成功地实现了诺曼底登陆，但他毕竟比毛主席还要大六岁，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
毛主席说游就游。姨父又分秒必争地把“江峡号”调过来、命令“水上卫队”开过来，确定游泳水域以及与之相应的码头和行走路线，让所有这些地方的保卫工作立即跟上来。
姨父记得，英国老元帅谦虚地对毛主席说，我这次没有准备，下次再来和你一块儿游泳。但他也被人群簇拥着，随同毛主席上了轮船。姨父还记得，蒙哥马利那天穿了一件很显眼的大红衬衣，正如一个早已退役的白胡子老兵，手抚船栏，面对江水，观看了毛主席游泳的全过程。
我对姨父说，我知道蒙哥马利是一个脾气有点古怪的英国老头。他那次访问我国也曾到了洛阳。我当时是河南省一家报社的记者，得知蒙哥马利在洛阳剧院看了著名豫剧演员马金凤主演的《穆桂英挂帅》以后，耸了一下肩膀说，战争不是女人的事情。我不知道蒙哥马利被毛主席拉去看游泳有何观感。姨父只是说他静静地迎江风坐着，十分有耐心地一直坐了一个小时。蒙哥马利是1887年出生的，那一年七十四岁，即使他曾经是游泳健将，大概也不可以轻易接受中国长江的挑战了。
毛主席游水以后，刚刚上船，又表示要亲送蒙哥马利回胜利饭店。这又是一个意外。毛主席从来没有去到外宾下榻的地方迎送外宾的先例，事前谁都不知道毛主席还要去胜利饭店。胜利饭店在汉口，船要驶向汉口，在哪里靠船，走哪条路线，事先都没有安排。毛主席住在武昌东湖南山。毛主席坐的小汽车还停在武昌的江岸上。姨父与谢滋群紧急商量，临时选定汉口四维路江边的一个比较偏僻、因而也比较安全的靠船点；又赶紧通知还守在武昌那边等毛主席上岸的汽车和保卫人员，立即到汉口这边来。临时确定的靠船点是一个靠木船的码头。“江峡号”就靠在一条装卸砖头的大木船上。没人晓得毛主席会到那里去，因而那里最安全，没有引起惊动。毛主席和蒙哥马利刚刚下船，汽车也从武昌那边赶到了这边。毛主席和蒙哥马利同坐一辆汽车，直抵胜利饭店。
胜利饭店也不知道毛主席会在这个时候亲送蒙哥马利回来。经理、服务员、管电梯的工人都没有到位，毛主席突然到了。姨父知道五楼有个会客室，阳台上可以眺望长江，一边让服务员赶快开门，一边打开电梯，请毛主席偕蒙哥马利到了五楼会客室。毛主席和蒙哥马利在这里坐下来，寒暄了一番以后，姨父看见毛主席向旁边一伸手，机要秘书罗光禄就从皮包里拿出来一件东西，毛主席接过来，送给了蒙哥马利。蒙哥马利接过了那件东西，连连称谢。临时增加的一次会见到此结束。
姨父后来得知，毛主席头天见了蒙哥马利以后，当晚书写了《水调歌头·游泳》，送给蒙哥马利的就是他亲笔书写的这一首词。
姨父说，毛主席邀请外国人一起下长江游泳的，只有蒙哥马利；毛主席亲自送外国人到住地的，只有蒙哥马利；毛主席书写自己的诗词送给外国人的，也只有蒙哥马利。毛主席就这样让蒙哥马利在武汉多呆了一天。毛主席有什么想法，我们是摸不透的，只能无条件地紧跟。不这样，还能怎么样呢？
5。直竖的漩涡（1）
“老人家是怎么想的啊？”
每当姨父面对保卫、接待毛主席的光荣任务，这个充满了崇敬、也充满了惶惑的疑问就日夜伴随着他。这是一个永远的悬念，一个不能破译的谜语。
1958年是我国经济领域盛行神话中的浪漫主义、表现了空前的艺术想像力的年代。毛主席忽然提出，他要下三峡游水。这比小麦或水稻要亩产万斤以上更加令人震惊。姨父经三峡护送过班禅、达赖，还护送过周恩来总理过三峡到重庆，又从重庆迎接毛主席经三峡到武汉。他多次通过三峡，知道三峡河道狭窄而险奇，水流湍急而怪异，是万万游不得的。
但是，一旦毛主席他老人家讲了，你又能怎么办呢？当初毛主席提出游长江时，党中央的二把手刘少奇劝阻不了，试图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的方式进行阻止而使得毛主席发了脾气，而且，以后的事实证明，毛主席已经在江面比较宽阔、流速却并不平缓的江水里“胜似闲庭信步”地多次完成了对长江的征服，那么，谁又能阻止毛主席以唯他独有的宏伟气魄和浪漫情怀实现对三峡天险的征服？
姨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组织人力对三峡天险的险情进行认真调查，要么用事实纠正自己所谓“三峡游不得”的右倾保守思想，要么用事实让毛主席改变念头。在武汉与重庆之间，他和他的同事们来来回回走了很多趟，还通过长江航运局，在宜昌港等很多地方作了调查。一次次的调查证明，三峡实在游不得。
三峡不仅航道弯曲、狭窄，且水流怪异，遍布险滩。俗话说：“清滩、叶滩不是滩，崆岭才是鬼门关。”清滩、叶滩水凶浪急，所以岸上都有绞车，白木船、机器船顶水上行都要绞车绞。历史上只有加拿大造的“荆门号”和“夔门号”轮船马力大，可以不绞滩。其他船只到了这里，既要船上加足马力，岸上的绞车还要用钢丝缆绳，好多人“嗨哟，嗨哟”地喊着号子绞船，才能过得去。人到这里游水，要找到“胜似闲庭信步”的感觉真是比登天还难。崆岭是从长江南岸伸出来的一个石头山崖，上面写着三个字：“对我来。”船到那个地方，千万不要转舵，一定对着它来，船到那里自然拐弯，一转舵反要撞船。如果到那里游泳，能够“对我来”吗？
三峡里还布满了凶险异常、变化无常的漩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有不同的危险点，一年四季变化无穷。随着降雨量的不同、水位高低的不同、流速快慢的不同，漩涡变成了出没无常的“流窜犯”。因此，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三峡是不可以夜航的，历史上也没有给后人留下科学的水文资料。姨父只能从长江航运局找到一本原始资料，是清朝以前的石印版本，除此，再也找不到比较完整的水文资料了。
长江从宜昌到万县以至到重庆这一段，有一个特别受人尊敬的职务叫“领江”，相当于在对外港口行使国家主权、对外国船只引进引出的引水员。“领江”出现在三峡的内河航线上，则完全是由于航道、水流的怪异和凶险。“领江”们不是依靠他们对三峡的豪情万丈的征服，而是依靠他们对三峡的小心翼翼的敬畏，懂得三峡水得罪不得，懂得顺着它的坏脾气引导航船，才成了三峡航道上的权威。比如，宜昌、万县之间有一个很出名的“领江”叫杨大兴，他上船、下船，都要用滑竿抬着他，他一步路都不走，而且抽大烟。据说在宜昌、万县之间，他在每一个港口上都有一个老婆，走到哪儿，他都有家。解放了好几年，三峡航行还离不了这个人，还要用滑竿抬着他。开船时，他往驾驶室里一坐，把那根老长的四川烟袋往窗户上一靠，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