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姨父-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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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跑到一个荒村里落脚，夜间却受到围剿部队的突袭，枪打得乒乓直响，子弹贴着头皮“啾儿啾儿”直叫，跑了一夜才突出包围。天亮时，傅聋子向他俩走过来，给他俩一人塞了一小块大烟土，说，你们走吧，不要跟着我们跑了。说罢，就率领众土匪遁入山林。
姨父玩得刺激、玩得痛快，但他为时三天的失踪早已急坏了母亲。在他失踪的第二天，区公所的人就带着保丁来抓人了，说在土匪攻打关帝庙时看到他跟在土匪后面跑，一副不怕死的样子。他刚到家，母亲就赶紧叫他躲到四姑家里去了。后来，母亲看到伍明耻出现在永兴场的大街上，以为没事了，才把他叫回来，却不知道伍明耻的哥哥是帮会里的袍哥，区公所不敢惹他。姨父头天晚上回来，第二天一早就闯进来几个拿枪带棒的，把他抓到了刘备庙。
刘备庙里是区公所。在一个像是木头笼子的卡房里，姨父被囚了一个星期，多次被拉到大殿里，在“刘备”的目光注视下接受审讯。姨父具有遇险不惊的优秀品质，几乎是饶有兴味地供述了跟着土匪看热闹的经过，包括他有幸吃到的腊肉。是的，那是一种腌得通明透亮的腊肉，却隐瞒了大烟土，那将成为他去延安的一段路程上的路费。最大的难题是审问者向他要枪。这使他也埋怨起自己来了，你怎么忘了向傅聋子要枪呢？最好是一支短枪，那么，他就会怀揣着短枪投奔延安了。而眼下，不管区公所怎样逼他、吓唬他，他只能继续供述腊肉的味道。姨父在学校有个外号叫“朱哈儿”，他在大堂上的表现，使区公所认定，他的确是个稀里糊涂、缺了个心眼儿的“朱哈儿”，就向他的母亲勒索了三十块钢洋，把他放了。
姨父感到庆幸的是，正是这次与土匪的邂逅和区公所的抓捕，才使母亲横下一条心说，走吧，孩子，家里实在呆不住了，远走高飞吧，娘不留你，娘再给你凑路费。
现在，大喇叭的叫喊没有使姨父感到可怕，而姨父的母亲——年过古稀的朱奶奶却受到惊吓，神经失常了。
夜深人静时，她时常跑出去寻找儿子，在小巷里喊叫儿子小时候的名字：“增子，增子！……”
4。震惊全国的“窃听案”（1）
更加严重的事情发生了。1968年4月的一天，广州警备司令部执法处处长带着两名军人闯进“牛棚”，只对姨父说了一句话：“跟我走！”就把他塞进一辆黑色小汽车里，拉到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关押在一个窗户上钉了木板、糊了厚厚一层报纸的小房子里。多年以后，姨父才得知他被逮捕时曾经被他忽略了的一个细节：警司执法处处长是带着一副手铐来抓他的，但把手铐拿出来时，却发现他只有一只手。执法处处长回去对警备处处长说：“妈的，手铐没给他铐上，倒是给他当了一回通信员，还得替他提水桶。”
那是一个用来“冲凉”的水桶。广州天气燠热，每个犯人也要有一个水桶“冲凉”。水桶就成了犯人想像自己能够像普通人那样活着的一个精神寄托。当六姨不知道姨父被关在哪里因而无法送来一个水桶的时候，看管人员曾让姨父使用过别人的水桶。他看到水桶上写着“晓菲”两个字，心中便怦然一动，感到是熟人的名字，却想不起晓菲是谁。后来，他偶然看到了跟他关在一个地方的中南局常委、原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才认定那是李尔重带来的他妻子宋晓菲的水桶。李尔重的妻子就在这个水桶上无言地伴着李尔重失去自由的岁月。
姨父认出，警备司令部关押他的地方原是广东省委副书记尹林平的住房。尹林平已经被造反派的“铁扫帚”扫出家门了。看管人员在关押姨父的屋门上钻了几个洞眼，洞眼上方贴着纸条。看管人员可以随时把纸条掀起来向室内窥视，监督他的行动，然后把纸条拉下来封住洞眼，使他无法从洞眼里得到光明。姨父知道这是监狱对重犯人采取的监视方法，而且想像得出，他的问题升级了。这是由他生长其中、他十分热爱的人民军队对他实行的专政。
即使面对着“同志们的带枪的专政”，姨父的词典里仍然找不到“恐惧”、“迷茫”这样的字眼和“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这样的成语。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姨父发表如下之“声明”：
我这一辈子呀，蒋介石的米一粒没吃过，日本人的水一口没喝过，旧社会的事情一天没干过，从投奔延安一直到全国解放，一天也没离开过部队，我怕么事呀？你去我的老家考古都可以，挖开我祖宗三代的祖坟，用考古的办法去考察吧，放大镜、显微镜都用上，你要找得到哪一块骨头上有政治问题，我给你发奖章。这是第一。第二，全国解放后，我曾多次为毛主席做安全保卫工作，只要毛主席健在，我就一万个放心。不管你们给我扣上多大多重多骇人的帽子，最后也会像“抢救”运动那样，给我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我怕个鬼呀！
但是，姨父的常规性思维已经不能解释他面临的危难了。专案组对他的审查跟蒋介石的米、日本人的水以及祖宗三代的祖坟都毫无关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十二分努力地“为毛主席做安全保卫工作”而招致的祸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揭发出来一个“在毛主席身边安装窃听器”、“大搞特务活动”的惊天大案。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成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的“元凶”。姨父朱汉雄同志正是以参与“窃听案”的“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的。他压根儿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跟杨尚昆一起，牵连到这个惊天大案里，照旧表现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姿态，十分天真地接受了专案组的审讯。
你在武汉市公安局的时候，局里有没有录音机？
有哇，是瑞典或是瑞士造的，是一部很高级的录音机。
你用没用过这个录音机？
我没得用它的权力。那是侦察部门专用的侦察器材，侦察部门使用这个东西也要报经市委政法书记兼公安局局长谢滋群批准。我这个公安局副局长兼警卫处长是调不动那个东西的。
毛主席到武汉去的时候，你用没用过这个录音机？
用过， 不止一次地用过。
你是怎么用的？
毛主席的随员要给毛主席播放相声、京剧录音，他们只带来了录音带，要用我们的录音机播放录音。这也要经过谢滋群的批准，才能从侦察部门把录音机调出来。
有个录音员叫小刘的，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是工作关系。他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的部下，我们积极配合他的工作就是了。
那么，你好好说说，你是怎样积极配合的？
他是录音员，自然是配合录音的事情，比如说，他录音的时候需要连接电线，我就叫电工给他连线，保证录音的需要。我们一切听使唤。他需要我们干什么事情，我们就全力干好什么事情。
好了，这下子就跟“窃听案”牵连上了。
但他接受审讯时，不仅没有搞清楚自己已经陷入了“窃听案”，甚至认为，自己对毛主席谈话录音的配合工作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因而又向办案人员作了重要补充。
他说，我们为毛主席修建梅岭一号时，我跟警卫科科长申兴国商量了一下，觉得给毛主席录音时不能老是临时扯电线哪，电线绕来绕去地绊脚，不安全，也不方便。我就出了一个主意，在客厅的地毯底下留下一条录音线路，还有一个可以放置录音麦克的凹槽，盖上一块木板；又考虑到毛主席有时不在客厅里开会，如果人数不多，就在卧室里开会。毛主席的卧室很大，至少有三十多平方米，人数不多的会议是坐得下的。我们两个一商量，除了会客室、客厅这些地方以外，在毛主席卧室的地毯下边也设置了一条录音线路，连接到梅岭一号电闸服务员的地方，以便在这个地方录音。
4。震惊全国的“窃听案”（2）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补充，专案组立即活跃起来。
你向省委、市委领导汇报过吗？
没有。只是在地毯底下多安一个线路，我拍板，就可以定下来了。
后来，你是怎样使用这个录音线路的？
后来，听说不用录音了，我就没有再过问此事。总之，录不录音、用不用得着这个线路，要由毛主席带来的机要人员决定。
多年以后，姨父才弄清楚自己是多么积极主动、不遗余力地提供了自己参加“窃听案”的确凿证据。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就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的“窃听案”，因为录音员是毛主席从中央带来的，不是其他任何人塞进来的；录音又是毫无遮拦地在毛主席面前进行的。这需要多么超常的政治想像力才会把它变成一个“窃听案”啊！
姨父缺乏这样的想像力。在翻来覆去的审讯中，先后给他换了六个关押的地方，一个比一个戒备森严，他却照旧地“不以为然”。其中的一个关押地是广湛公路旁边的上元岗靶场。偌大的靶场，空空洞洞的营房，却只关了他一个人，且有两个哨兵一前一后地看着他。门前一杆枪， 是哨兵的手枪；后窗上一杆枪，是哨兵的半自动步枪。周围的狼狗“嗷嗷”乱叫。蚊帐上还吊着一个二百支光的大灯泡，天一黑就对他开始了粤式“烧烤”。
上元岗靶场也是枪毙人的刑场。上厕所要走十几米的路，押送他的哨兵就把他当成了练习枪毙人的活靶子，一边走，一边瞄着他的后脑勺打空枪，接连不断地拉一下枪栓，再“啪”地扣一下扳机。姨父说，他的头皮竟然没有紧一下，脖子也没有缩一下，眼珠也没有勾回去瞥一下。他只是产生了一个疑问，这是哪个当官的带出来的兵啊，这是哪一家的《步兵操典》哪？把枪口戳到头皮上放枪肯定无疑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可这样的神枪手算个什么玩意儿呢？你把枪啊、刀啊，长的、短的，真枪实弹全都拿出来，这一套对我朱汉雄不起作用。他还说，“文化大革命”前，他曾带着中南局机关民兵来这个打靶场打靶。民兵打天上的气球，枪枪落空。他说，我来试试看，就把枪体支在残臂上，一枪就把气球打爆了。瞧瞧，那才叫本领！
八 粤北监狱
1。大墙里的“呱嗒板儿”
当姨父十分充分地向专案组提供了自己参与录音工作的证据之后，警备司令部的一个排长带着一个班的士兵把他押上卡车，送进了广州到从化路旁的一座军营。在这里，他看见了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金明、李一清、王德，常委李尔重，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等一大批久违的高级官员，他们都服服帖帖地成了军营里的囚徒。
姨父与中南局和广东省高级官员一起，又被押送到一个军用火车站，上车北行，经韶关，到乐昌，又被押上一辆卡车东去，进入一座荒无人烟的大山，山坡上有一座监狱。这里没有地名，因地处广东北部，山那边就是湖南郴州地界，所以叫它“粤北监狱”。原来关在这里的重要案犯都已转移出去，以常务书记金明为首的一批中南局常委和他们主管安全保卫工作的办公厅副主任朱汉雄同志，如同一群驯顺的羔羊被赶进了这座监狱。
姨父说，可苦了李尔重了！汽车刚刚离开乐昌，他就要求汽车停一下，他要下去拉肚子。押送人员不答应，他只好咬牙忍着。但他实在忍不住了，再次要求停一下，再次挨了熊。李尔重再次咬紧了牙关。可以想像一下，我们的李尔重同志是以多么惊人的革命意志控制着腹中一阵高过一阵的纯属生理学上的冲动啊！一走进监狱的高墙，他就像终于得救了一样，箭也似的奔向了厕所。
姨父是抱着“宾至如归”的心情在粤北监狱里安顿下来的。根据他的观察，这里无疑是一个关押重大案犯的监狱。四面高墙和高墙上的电网铁桶般地包围着一个四方院子，东南、西北两个对角上还有两个碉堡。碉堡的门开在监狱外面，向着监狱的一面是黑洞洞的射击孔。
隔不了几天，专案组都要让他汇报一次思想。
第一次，问他，怎么样，有什么想法？
姨父说，我心里凉了半截。
怎么凉了半截？
高墙深居，铁门锒铛呀！
第二次，他又说，我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怎么又“荣幸”起来了？
我跟中南局的书记、常委一般高喽！
怎么叫“一般高”？
他们都是中南局住一栋小楼的人，我这个官是最小的， 一开会，我是替他们管吃管住管汽车管保卫的人。现在他们住一间，我也住一间，都是倒锁门，一样的电网、炮楼侍候，这不是一般高了吗？
又一次，他说，很好，我在欣赏“呱嗒板儿”呀！
什么“呱嗒板儿”？
屋顶上的瓦片是摆上去的，没有抹石灰，风一刮，瓦片会动。风从屋顶上吹下来，瓦片就从上到下，有次序、有节奏、有轻有重地“啪啪哒哒”响起来，像呱嗒板儿打莲花落一样，好听得很哩！接下来，就要“天女散花”了。
什么是“天女散花”？
“天女”从瓦缝里钻进来，就满屋子飘起雪花了。
姨父为我加注解说，广东只有粤北下雪，没火烤，冷死人喽！我好不容易捡到了一个输液用的玻璃瓶，它有个杰出的橡皮塞子，到晚上，把开水灌到瓶子里滴水不漏，放在被窝里暖脚，好幸福啊！
姨父又说，也有“幸福”不起来的时候。比如我要上厕所，连喊三个“报告”，他不搭理你。你肚子里“内急”呀，你不能蹦，也不能跳，硬憋着。房间里只有一个暖水瓶、一个痰盂，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尿到痰盂里。最糟糕的是，有时还要把大便拉到痰盂里。
到粤北监狱以前，对姨父的审查已经基本结束。到粤北监狱以后，只是要他把多次写过的“坦白交代”再顺一顺、理一理，集其大成，从头到尾地抄一遍。姨父虽然借此机会练习了硬笔书法，且已达到了笔舞龙蛇、力透纸背的程度，可是也有皱起眉头的时候。专案组的人神经紧张，以为这是他有可能“自绝于人民”的征兆。姨父就向他们吹牛说，自寻短见这一套，我是很在行的，你们绝对地看不住。办案人员急问，你打算怎么个自寻短见？姨父说，莫着急嘛，以后你到我家里做客，我请你喝着酒、吃着饺子，再表演给你看。
姨父又为我加注解说，我才不自杀哩，我怕个“么罗儿”呀？我没偷没抢，我对领袖、对同志、对世人、对家人没有干过见不得人的事。么样的“窃听器”呀，那是个十分正当、十分好用的录音装置，是中央工作人员在毛主席和中央领导面前使用的高科技产品。因此，他有权力想像，总有那么一天，会像延安时代的“抢救”运动那样，马队从延河滩上奔驰而来，毛主席出现在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向包括朱汉雄同志在内的一切受了委屈的好同志脱帽赔礼说，对不起，搞错了。
在铁窗里，他从没怀疑过这一天的到来。
2。铁窗内外好风光（1）
姨父最喜欢到监外的大山上劳动，虽然尾随着监狱管理人员，不可以互相讲话，但他可以活动一下腿脚，等于到山上“放风”。种地、铲草，他一只手干不了，但可以浇地、积肥。他东看看、西瞄瞄，看不完山上的风景，还可以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