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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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孩子”。那种情景，以前从未出现过，后来也没有出现过，以后也不会出现了。
和以前及以后的孩子相比，六七十年代的孩子被认作“被耽误了的一代”，账都算在了“四人帮”头上。有个看似奇怪实则必然的现象，中小学教育早就进入了正轨，和当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无论家长、老师、孩子，都把教育视为大事中的大事，或者说头等大事。但花了不少钱，费了不少劲，今天的孩子身上的素质或曰文化含量却不尽如人意，远不如六七十年代不思学习的孩子。我的朋友李春林、王小琪夫妇的女儿一直是人大附中的好学生，刚刚进入北京大学。他们告诉我，还是哪哪都不如他们的小时候。高校年迈的教授们也常对弟子叹问：怎么一蟹不如一蟹？其实道理很简单，正因为丧失了受所谓正规教育的机会，也就没了学习上的条条框框、负担和压力，当年的孩子，可以离开课本，尽情地看自己喜欢的古今中外的小说、杂书、闲书、野书，不看正书，结果就有了现在的今不如昔。
注释
①③⑤ 冯小刚《我把青春献给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
②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④ 王朔《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⑥⑦ 崔永元《不过如此》，华艺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⑧ 韦韬、陆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 三大运动 乒乓球、游泳和自行车，在六七十年代，堪称北京孩子的“三大运动”。换一句话说，那时候的孩子，谁不会骑车和游泳，没打过乒乓球，是可以当新鲜事提的。再换一句话说，那时候的孩子，无论怎样不好运动，对这三项运动也不会陌生，而且属于自觉的参与，人人说得出一二三四。按说，官方色彩罩着的广播体操、象征性长跑，也属于人人要参加的群体运动，但一个“要”字，足以大减其实际分量，值不当一提。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天下第一“球”
当年，乒乓球当称北京孩子的“第一运动”；它的普及与风靡程度，远过于足球。但标准的木头球台不多见，院里或学校操场上，一般都砌有水泥球台。北京孩子打乒乓球全从这里起步。后来的世界冠军、国家队主力如庄则栋、卢启伟、滕毅等，进体校前，少不了在水泥球台打球，这是一定的。
水泥案子的尺寸都不标准，也没有正规球网，一概用砖头当网，遇见米粒大的石子，不易发现又对球路有影响，称“地雷”。实在找不到球台，用粉笔在水泥地上画个界线，照打不误，或者直接和“墙”打来回球。我们院有个邻居，1969年全家下放干校，老大因已经参加工作，没有随行，房子也没退。记得他腾出一间屋子，用单人床板和板凳支了个乒乓球案子，院里不少孩子都去打过。
乒乓球在文化体育用品商店或百货商店的文体用品柜台有售，小商店里也有售。极品是红双喜牌，五毛钱一个，等于半斤猪肉钱；次之是光荣、连环、盾牌、蝶花、鹿牌等牌，一两毛钱不等；最便宜的是象牌和兔牌，都不到一毛钱，象牌九分，兔牌无缝的八分，有缝的六分。孩子打球是以娱乐为主，不大讲究球的品牌，多玩这两种便宜球，能弹起来即可。水泥案子，砖头网，再好的球也不经打。有时不留神把球踩瘪了，只要没破，用开水一烫就起来，有点印儿，无碍接着玩。即使球裂了口子，就用胶布贴上去照打。直至实在弹不起来了，球也留着，作“毒气弹”的原材料。此时的乒乓球，已无所谓什么牌，商标早磨没了。
拍子的品种五花八门。光板的，一层黄色海棉的，一层胶粒的，海棉带胶粒的，海棉带反胶粒的。牌子同样以红双喜为尊，还有“流星”、“ 红棉”等等，好拍子的背面标着刻度，用来量球网尺寸，对在水泥球台打球的孩子没用。初学乒乓球的孩子一般用一层黄色海绵或一层胶粒的简易球拍，很少见还不会发球，就使上海棉胶粒拍子的。有孩子手里的拍子连清漆也不上，更不乏挥光板拍子比划的。那时没什么人用横拍，即俗称的“大刀”，一色的直拍，偶见孩子买到出口转内销的接近方型的日式球拍，就算扎眼了。使好拍子的孩子，为不致海棉开胶，往往再用胶布围着拍子粘一圈。当年海面带胶粒的拍子也就卖两三块钱，“红双喜”不过几块钱。如今上点档次的球拍都在四五百以上。前两年，同学郭记中从威海来中央党校进修，每天打两三小时乒乓球。他号称进过威海市男子单打前八名。有一次 大家聚会，说起乒乓球，一个北京长大的同学不服，两人用嘴先打了几个回合，互相扬言让对方不过十（当时都打21球）。那个同学告诉记中，你还没见过乒乓球的时候，我就用海绵胶粒的拍子了。这句吃老本的话意味着什么，从那时候过来的北京孩子，都能听懂。
球台不标准，孩子打球的规则更不标准。基本不玩21球的，至多11个球，经常玩六个球、三个球甚至一球一下台的。11球若打成10平，争胜负有两种标准。一种为“丢司”，即抢两分；另一种为“决一”，抢一分。发球轮换方式也与今天11球的国际规则不同，一人发五个，而不是两个。11球打成3：8时，赢着的一方要称对方“过节”（妇女节）。另有一种大中小将的玩法，三人同时上阵，一头站一个人（大将），另一头站两个人（中将、小将）。由小将发球，赢升输降。小将输球下台。因为是“全民”打球，不少孩子属于瞎凑热闹，连球也不会发，先把球在球台上弹起来，然后自下而上挑球过网。两个人都这么打，叫“和平球”。
没有标准规则，但有土政策。和平球即其一，不带发转亦其一，谁输谁捡球亦其一。这都是明面上的。暗地里让球什么的，还不在内。孩子之间说球，常能听到这样的土话，“连刷丫三盘”，“刷你过不了五”。“刷”，意思是赢。
有个署名“润涛阎”的作者，在网上述及他的一个同学因为赢得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乐极生悲，惹下改变人生命运的大麻烦：
“文革”时乒乓球热了一阵子，那时我在读高中。一同学侥幸把冠军给打下了台。他拿起一粉笔头就在黑板上写下了“请下台”。刚好落笔在 “毛主席万岁”下面。因为“万岁”二字已经基本看不见了，加上他太激动就没仔细看。连在一起就是“毛主席请下台”。一下子被告发，他被判为现行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是死刑。还好，他父母出身好他平时又老实巴交，给判了无期徒刑。判刑那天我紧紧跟在他旁边想让他看到我，意思是给他使眼色“要挺过去！”他爸后来嘱咐我一生都要谨慎。我的心从那天起就灌了铅。高中毕业后当工农接受再教育。不知这辈子还能不能上大学。这一辈子就这么玩完了？那种无助与绝望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六年后邓小平、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时我的同学从监狱里给放了出来。那时我已经念大二了。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都是球迷
当年孩子打乒乓球，狼多肉少是一种常态。院子里没几张球台，平均一个楼两张，也就到头了，来玩球的孩子可是一帮一帮的。俩人打球，恨不得二十人围着。以至球分缩短、三四个人同时打一台球的情景非常普遍。有时院里球台人满为患，有孩子等不及，也到别的院或附近的学校碰运气。这与同时期在饭馆吃饭类似。要是两个孩子找到一张没人打的球台，痛玩一下午，是一件难得的畅快事。但经常是腿遛细了，球台还没影呢。节假日里，学校的球台闲着的时候多。当年，许多学校的围墙是带尖的铁栅栏，正常情况下身体钻不过去，但总有几处不知被谁撑开的缺口，能侧着钻进去，永远堵不住，除非你砌起砖墙。野孩子进学校，用不着钻栅栏缝，这大概多是打乒乓球的孩子所为。
办公和宿舍区一体的院子里的孩子，有机会在木头案子上打球。早年的办公楼差不多都是苏式建筑，高台阶，宽走廊，大窗户，大门对着楼梯。不少机关在每层走廊对着楼梯口的地方布一张乒乓球案子，供职工工间活动。白天不方便，晚上孩子没少溜进去玩。能不能玩踏实，要看看门老头的心情。最好是买通看门的，次之是和他们混熟了，下策是偷偷摸进去。但看门老头一般不易通融。有个住在高校院里的朋友说，他们宁可冒险从楼后面镶在墙上的外置铁梯子上爬到三楼，破窗而入。玩的时候，也不能像在院里那样尽情喊叫，争吵一个球的得失。就这样，得逞率也不高。有一年期末，考完试，几个孩子想打球，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多，办公楼值班室熄了灯，他们估摸着看门老头进入梦乡后，才从三楼的窗户里摸进去。一盘还没打完，老头就提着棍子上来了。
乒乓球最流行的时候，打球也不过是孩子的游戏，没有谁拿庄则栋为榜样，勤学苦练，做世界冠军梦。玩来玩去，水平尽管参差，也差不太多，能占住擂台不下来的，极少见。当然，有天分的孩子，六七岁时被体育老师发现，送进体校，成了业余几级运动员的则另论。我们院的孩子金之龙，自小入什刹海体校打球，上的是定点学校—大木仓小学和北京六中。他很少和院里的孩子在水泥台子上瞎玩，偶尔比划两下，也是有一搭无一搭。尽管他没打出什么大名堂，但沾了乒乓球很不小的光。我们是同一年高考，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与顾准的儿子、当年北京市文科状元顾重之同班。可知这是当时最热门的专业之一。除了成绩不错，一技之长应该起了作用。另一位朋友崔国清，在有几千员工的单位得过单打冠军，如今是国家级裁判，动不动被叫去执法，至今每周训练若干回。
对乒乓球，当年的孩子除了打，还看或听（比赛）。最熟悉的播音员是张之和宋世雄。但他们即使在电视里解说，也不露脸，孩子只闻其声。有传说宋世雄曾坐在广播大厦门前“解说”过往的汽车，一群孩子围着听，据说嘴皮子和解说乒乓球一样跟得上。我们上大学后，大概在1981 年前后，学校曾请张之来给学生作报告，原定在一个一二百人的教室，到点人满为患，临时易至更大的八百人教室，仍盛不下，场面一时混乱。现支一块大黑板，征书法出类拔萃者上台书写报告主题。那几年隔三差五有名人来学校演讲，包括侯宝林在内，都出不来这种效果。张之当时年事已高，早退居二线，仍能给当年的大学生、六七十年代的孩子造成如此近乎疯狂的“追星”场面。
那时能在家里看电视转播的孩子寥寥，都是四处寻摸。宿舍附近的中小学校、邮局、商店、基层驻军，这样的单位逢重要赛事，常把14英寸黑白电视机移至室外，孩子就蹭着看。北京孩子里，没有过到外面蹭电视看的经历的，几乎没有，除非自家有电视。世乒赛从1971年的31届开始，就有实况转播，名古屋成了对中国观众而言名噪一时的城市。首体建成后，1973年办过一次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赛后拍成一部叫《万紫千红》的纪录片，片中主题歌，至今还有人唱。那年为在首体看球，各院孩子都整宿整宿地排队，就这还不一定买得上南北台的票。想当年，孩子对待乒乓球的痴狂劲，肯定不逊于2003年8月的“皇马”北京之行。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都是追星族
当年，红极一时的世界级足球球员如贝肯鲍尔等人，北京孩子没什么人知道，但世界一流的乒乓球运动员，他们都如数家珍。乒乓球选手是能在北京引起明星效应的惟一一拨人。
中国运动员，男选手自庄则栋数起（此前尚有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年等，此三人“文革”中不堪迫害而自杀），以下有李富荣、张燮林、郗恩庭、李景光、梁戈亮、许绍发、刁文元、李振恃等。女选手有邱钟惠、林惠卿、郑敏之、郑怀颖、胡玉兰、仇宝琴、张力、李丽、葛新爱等。
70年代以后，三连冠的世乒赛冠军庄则栋有点过景了，后来官至国家体委主任。前几年，我曾在赛特商场地下冷饮店里见到过他，独自一人，来吃一碗冰甜食，谢顶，看上去是一半大小老头，与1976年我们在颐和园门口看到作为国家体委主任陪外宾游园时的他判若两人，当年的风采已被残酷的岁月荡尽。张燮林打削球。李富荣拿了三届世界亚军。最有孩子观众缘的，是梁戈亮。梁是横拍选手，打球很利落，但欠稳定，赢的快输的也快，噼里啪啦就是一局。在世乒赛上曾连抽瑞典选手21板，给包括孩子在内的中国观众留下了难忘的一幕。许绍发被说成怪球手，据说他是世界上头一个采用高抛发球的选手，一直打到70年代中期。郗恩庭的辉煌历史是摘得一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
女运动员里，郑怀颖是尤其抢眼的球手。她十八九岁出道，梳两条短辫，直握球拍，快攻凌厉。她的运动生命似不算长，据说身体不好，提前退役了。很多孩子私下为她惋惜过，心态与今天的追星族相仿。在北京孩子眼里，70年代以后的国内乒坛，最有记忆价值的运动员，就是梁戈亮和郑怀颖，其他人往后捎。
外国球员中，日本的长古川信彦与河野满，瑞典的本格森与约翰森等男选手；日本的大官行江、滨田美穗、小和田滨子，罗马尼亚的亚历山德鲁，朝鲜的朴英顺，韩国的李艾丽萨和郑贤淑等女选手，也为北京孩子所乐道。
长古川信彦的打法与梁戈亮类似。河野满是直拍选手，戴眼镜，透着点儒雅之气，这在运动员当中还不多见。本格森是瓦尔德内尔之前瑞典最值得骄傲的选手之一，他也拿过不只一次的世乒赛冠军。亚历山德鲁是60年代初的选手，运动生命一直延续到70年代，当时大概已40多岁，倘还健在，该是70岁的老太太了。70年代中期，对中国女队构成麻烦的是韩国的一对选手李艾丽萨和郑贤淑，中国队在与她们交手时输多赢少。再后来，中国男女球手多属昙花或流星型的，不大为孩子所牢记。
六七十年代，自行车是家庭重要财产之一。名牌车轻易买不到，和手表一样，凭票供应，收工业券。传统名车，主要是三大品牌——上海产的永久牌、凤凰牌，天津产的飞鸽牌。他如北京产的燕牌，青岛产的金鹿牌，天津飞鸽厂的红旗牌等等，皆归于杂牌。
自行车的种类是形形色色的，有男女之分， 28和26两种型号之分（24和22等小型车当年极少见），普通、加重和轻便之分。车上的配件也都相对独立。车闸分普通皮闸、涨闸、线闸、倒轮闸等几类。链套分全链套（又称大链套）和半链套。车铃分普通铃和转铃。车支子分单腿支子和架式支子、电镀的和普通喷漆的。车锁有五六种，从原始的铁片一捅即开的钥匙到钢丝锁等。车座更是五花八门。还可以把自行车分成锰钢、半锰钢和非锰钢三个档次。名牌锰钢车，是自行车里的老大。标准配制的自行车，统称“标定”车。
“掏裆”时代
小则一二年级，大不过四五年级，北京孩子便开始了他们的自行车生涯。除了极少数家境优裕者，孩子到了学车年纪，一般没有属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