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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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杏斡咎甯窦觳橹ぃㄑ钡奶饽浚旅媸怯梅娇蚩蚱鹄吹乃母瞿甓龋磕晷胗尚７礁且淮翁寮煺隆；棺⒚鳎�1。体格检查内容，心、肺、耳、眼、血压是否正常，有无皮肤病及传染病等。2。凡合适游泳者，由检查单位在当年度合格栏内和照片骑缝处盖章。深水合格证是一种塑料制品的证书，缝在游泳裤衩上。测深水也很便易，在游泳池的深水区游200米，即被视做合格。孩子学会游泳后，可选择正规游泳池随时检测。内部游泳池也发放游泳证，外单位的孩子往往通过关系办证，那里无所谓深水浅水，一张证一揽子用。当年在城西一带，中央政法干校不仅礼堂出名，游泳池同样名声在外。我们上中学时，班里很多孩子托住在政法干校院里的同学办过游泳证。
“会游了”之后
六七十年代，除了个别孩子四五岁时被“选拔”到体校，北京孩子的泳技再高，泳速再快，也属于“自学成才”。不似今天的孩子，报个游泳班，有教练培训，有专用器械，安全也不是问题，十天半个月就速成了。家长只是一接一送，连门都不用进，可以大撒把，高枕无忧。
“文革”前，与春游一样，许多机关、学校每年夏天要组织几次游泳，不少孩子起步于此。所谓起步，不过是套着橡胶的或塑料的救生圈在水里泡着，渐渐在浅水区练练憋气和换气，至于多长时间能把头伸出来，得看悟性了。个别孩子练了几十年，至今离不开救生圈，就游泳而言，可谓北京孩子里的另类。80年代上大学时，有一年暑假，系里几个同学去西柏坡凭吊，在岗南水库游了一次泳。有个北京同学下水后只在浅水处呆着，让所有北京同学侧目，感到蹊跷：“你是旱鸭子？”答云小时候家长看得紧，出不来。众北京同学皆不解，有人忍不住接茬说，当年不都是千方百计连躲带骗瞒过家长往八一湖溜吗？
“文革”中，因为有毛泽东横渡长江的壮举，游泳一直是一项得到提倡的群体运动，每年7月16日，昆明湖等水域要以大规模的游泳形式来庆祝他老人家畅游长江多少周年。直至“文革”后期，离游泳场所不远的小学，高年级夏天的体育课，必有几堂要拿到游泳池去上，其实也没人指导，说是上体育课，不如说是组织孩子游泳，更为恰当。“组织行为”以外，周末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家子出动，大人骑车带着孩子，孩子身上套着救生圈，背着军用水壶。这在当时，算是一种时尚的消夏生活；更多的孩子是瞒着家长随院里的大孩“私奔”到游泳池，这属于地下活动，一旦被家长发现少不了挨一顿臭骂甚至臭揍。不论渠道性质是光明正大还是阴谋诡计，北京孩子在十来岁上下，差不多都三扑腾两扑腾地学会了游泳。他们当然永远忘不了那令人振奋的一刻—居然突然间能不借助任何东西，把头露出水面，身子浮在水上—会游了！
一旦会游了，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一到暑假，天天泡在游泳池的孩子不计其数。城东的孩子去工体，城南的去陶然亭，城北的去什刹海，城西的去八一湖。正规的游泳场所收取费用，什刹海这样的天然游泳场，学生票价每人二分，团体（十人以上）每人一分，游泳池一两毛。当年孩子一招呼至少十来口子，去什刹海游泳，花一分钱进门，什么时候出来则没谱了。工体等游泳池有一阵子是按场次或时间收费，进门盖戳记录时间，出门结账，入场管得不大严。我的同事黄蔚琦小时候住东大桥纺织部宿舍，也属于泡工体游泳池的一族。那时院里的孩子事先说好，上午一帮孩子就带着干粮赶头拨进去，一直游到太阳落山。出来前个把小时，院里一个孩子到场，按人头起票。如此则他们经常花一小时的钱游十个小时的泳。当年孩子在游泳池一泡就是大半天甚至一天，不累也不腻。今天再回首，他们也不忌“好汉不提当年勇”的祖训，仍是一副自豪加骄傲的神态。
两种游泳裤
70年代初以前，市面上还见不到尼龙游泳裤，泳镜也极少见，游泳帽是塑料的，男孩都不戴。男式游泳裤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棉线的，上面系带，深蓝深红两种；另一种是布的，侧面开口，或一排扣子，或系带，也是蓝红两色，较线的颜色更深。去八一湖这样的没有更衣设施的地方游泳，一般要事先穿好游泳裤，到地方脱了衣裳就下水。游完了上岸换裤衩，侧面开口的好说，找小树林或背静的地方先把内裤穿上，再把游泳裤侧面的扣子或带子解开，从裆里拽出来即可。线的系带游泳裤衩换起来略微费事，那时孩子游泳没那么多穷讲究，也嫌累赘，都不带浴巾，一般是用长袖衬衫在腰上一围，把身体中段遮挡住，然后褪下游泳裤衩，换上内裤。当年的北京孩子，对这两种更衣方式都体验过无数次，提起来想必是记忆犹新的。女式游泳衣也是布、线两种，布的从上到下都是花褶子，线的仅一色，适用于中老年妇女。这两款游泳衣前胸后背都捂得相对严实，当时在西方国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三点式泳装，还远离中国的游泳池。
北京孩子穿什么款式的游泳裤，有一种不成规则的讲究。岁数小的、初学游泳的或泳技不怎么样的，多穿线游泳裤，穿这种裤衩显得不大利落，还兜水；布质游泳裤更短，更贴身，更时尚，更能体现人体线条，为半大孩子所青睐。打个比方，线游泳裤相当于田径运动会上的球鞋，布游泳裤相当于钉子鞋；或者线游泳裤相当于轮胎底的懒汉鞋，布游泳裤则是白边儿懒。一看穿哪种裤衩，大致可以判定这孩子的游泳史和泳技。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水中绝活
这些孩子中，尽管没有一个受过专门训练，但架不住老在水里泡着，互相比这比那，野路子照样可以练就高手。最抖份的是游泳池里的高台跳水，一般孩子是不敢玩的，能跳冰棍就算胆大了，我的大学同学李轩居然能在十米台上先展翅后扎头，和李孔政他们比，就差折跟头了。他这一手就是打小在工体游泳池练的。后来他成了足球记者，常在电台出声，据说已不止小有名气了。前几年在一次体育记者和球迷的联谊活动上，有个老太太追过去和他握手，满口京片子，激动地说：“您就是李轩呀！”这是逢我们班同学聚会，他必津津乐道的事情。因为负责足球报道，李轩和工体的缘分一直持续到前两年，如今似乎不大亲临一线了。
北京孩子耍到李轩这样敢在十米台上玩扎头的没几个，一般孩子玩跳水，多是从岸上往水里扎，弹跳好的顶多能玩玩“燕式”，了不起能从几米高的水闸或桥上往河里跳。孩子之间经常比的，是憋气时间、游泳的距离和速度、游泳的各种姿势、能否一动不动地把水面当床躺着乃至下水的最早月份。能游一手好的蝶泳或自由泳（当时也称爬泳）比能横渡八一湖多少个来回要令人羡慕得多。我的另一个大学同学孙杰的蛙泳不错，据说还参加过百米比赛，大概游出了一分半以内的速度。前几年横渡这个海峡那个海峡的张健也是北京孩子，但似乎是60年代以后出生的。70年代前期北京孩子在水里扑腾时，他大概还没起步。
那时孩子游泳，阵容颇为壮观，尤其是机关宿舍院里的孩子，动辄几十人集体行动。脚蹼、汽车内胎（充作游泳圈）、篮球球胆等行头赫然随行。友人丁大建小时候住白广路钢铁设计院宿舍，他们院离陶然亭游泳池不远，院里孩子学游泳差不多都启蒙于那里。“文革”一起，毛主席以身作则畅游长江并号召大家到江河湖海里接受大风大浪的锻炼，这帮孩子够不着大江大海，也不甘在池子里打转，就往八一湖水闸或上游的京密引水渠（又称运河）奔，那些地方水深，水流也急，刺激感强。他们院孩子每次出动都浩浩荡荡，脱下来的衣服能堆成小山，自行车一支一片，个个身怀水中“绝技”。那时八一湖里鱼龙混杂，男女老幼、会游的不会游的，都在里边扑腾。上了中学的半大孩子不屑与他们为伍，爱到水深流急的运河游。据大建说，他们院孩子的游泳水平算是厉害的，不仅以各种姿势干游，“到中流击水”，还用水草树枝搭门，分两拨用球胆打水球。别的院的孩子不时有人过来羡慕地打探：“你们是海军大院的吧？”有一回一群孩子正游着，有人觉着腿碰到什么东西，几个孩子顺手就捞，拽出水面的竟是一具死尸。这人合衣溺水，显然不是游泳淹死的，失足落水的可能性也不大，弄不好是受了冲击之后想不开跳了河。这些不懂什么叫害怕什么叫恶心的孩子也是傻大胆，并不在乎刚喝了几口死人身边的水，把尸体弄上岸晒着，接茬游。那时候不少孩子一天两场，白天游回来晚上再去，八一湖晚上大毒蚊子盛行，夜间游泳不挨晒，但少不了挨咬，回来人人一身包。那也去，耐不住瘾大。
另一类水中绝活
这些“北京孩子”，如今还有不少人把游泳当成一种日常的运动方式，隔三差五去游泳馆锻炼身体。当年可没想那么多，那时候孩子游泳，体育运动不过是一个旗号，玩闹的成分远大于锻炼身体。所以，在游泳场所，恶作剧一直与孩子相伴。
常见的恶作剧是灌人、趁其不备把池边的孩子推入水中、打水仗、在游泳池里撒尿。孩子下手不知深浅，有个朋友七八岁时和院里的大孩子去游泳池，自己还不会游，在边上坐着就被推到水里，差点没淹死。另一个朋友被推到水里，屁股恰好坐到了汽车内胎的气门上，顿时血流如注，送到医院缝了数针。那时候也没那么娇气，旁边的孩子刚撒了泡尿，自己就被灌了水的情景几乎天天发生，没听说谁因游泳时喝了水而闹肚子。
有些孩子把恶作剧做得更绝。友人牛铅住在复兴路上一个带游泳池的军队院里，暑假院里的孩子天天以游泳池为家。他们院孩子有几样拿手把戏，可谓“坏”到了家。之一是找准目标，突然间把某个孩子推进女更衣室。一般是选择瘦小和缺少挣扎劲的，也是趁其不备，几个孩子突然一齐使劲，目标就进去了，接着就传出阵阵吱哇尖叫的女声，这些孩子听的就是这个声音。经常是被推进去的孩子又被推了出来，抹着眼泪回家。进过女更衣室至少等同于进过女厕所，话把儿就算落下了。来年游泳还提这事：“你丫在里边看见什么了？”把戏之二是抹清凉油。清凉油是当年夏天防治日晒蚊叮的常见药品，白天游泳一般用不上，一些孩子把它带到游泳池，显然别有用心。他们专找游累了在岸上边晒太阳边睡觉的打挺的孩子，用清凉油抹其脚心，片刻，游泳裤衩就成了“小帐篷”，屡试不爽。被抹的孩子惊醒后在一片起哄声中明白自己“现了” ，其表情之尴尬，是可想而知的。把戏之三是扒裤衩，这是在水里干的“坏事”，往往是即兴为之，你扒我的，我扒你的，乱扒一气。有的孩子动作快，扒下别人的裤衩往岸上甩，被扒的孩子只好拣“好听的”猛叫，让岸上的孩子充够了大辈还不算完，出了游泳池还得冰棍伺候。
所谓“三大运动”，就孩子的实践心态来说，其实都谈不上是什么运动，玩兴所向而已。
注释
① 刘心武《遇罗克一家的故事》，载《老照片》（第十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日常生活
1976年7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去世。后来有报道说，家属按照他的遗愿，把全部存款两万余元交了党费。作为收入最高的国家领导人之一，朱德积建国二十多年的全部工资所得，攒下来的，也不过这个数目。有文字披露，毛泽东的月工资为404元。在中国，工资收入超过他们的大概惟宋庆龄一人。举这些例子，虽说和北京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毫不相干，但从中不难推想，普通人家的经济收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当年，北京市的几乎所有家庭，是靠死工资收入养家口，挣的都是有数的钱。级别和子女人数，是左右一个家庭物质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
那时候，孩子在学校填任何表，必有“家庭出身”一栏。一般分为干部（“革干”）、军人（“革军”）、职员、教师、知识分子、工人等几类。
两个生存要素
解放后，国家公职人员的收入从供给制过渡到薪金制。国家干部和军人的工资纳入行政级别，共分25级。13级（工资153元）以上算高级干部， 17级（工资99元）以上算中级干部。看文件、看病、出席会议、能否订阅《参考消息》、“大参考”，都以多少级来划杠。由低向高，每一级工资之间的差别递增，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北京属六类工资区，大学毕业进入机关的公务员，一年以后定为行政22级，工资56元。那时的工资级别与职务不完全挂钩，中央直属机关里，十一二三级的“干事”有的是。有个同学大学毕业后分到中组部，干过一段落实政策的工作，他经手的老干部中，有七级的局长，九级的处长。70年代，吴桂贤贵为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拿的工资还是按以前的级别，几十块钱。军队的级别与军衔大体相靠，大校一般为九、十级，上校为十一、十二级。将军和尉官，以此类推。机关大院的孩子，爱拿家长说事，比着玩。谁的家长在什么机关，谁的家长官多大，谁的家长多少级，甚至家长所在机关的负责人是大将还是上将，是部长、副总理还是副委员长，也牢记在心，尽管这和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不搭界。多年前，有篇文章回忆说，两个军队院里的孩子较劲，一个说：“我爸比你爸官大，我爸四个星，你爸一个星。”另一个说：“别看我爸一个星，我爸让你爸立正，你爸不敢稍息。”
走技术系列的知识分子，工资档次比行政级别拉得开，也就十几个档。以教学系列为例，一级的工资（360元）相当于行政五、六级。那时，一、二、三级是正教授，四、五、六级是副教授，四、七两级为交叉级。四级教授的收入与行政十级相当，工资在200元上下。可见，当年顶有教授或副教授的帽子，含金量是不低的，属于货真价实的高级知识分子。
工厂实行八级工资制，八级工工资在百元上下。学徒工三年出师，转为二级工，国企二级工工资为41。5元（有 “四十一吊五”或“四百一十五大毛”的戏称），街道工厂的三级工才41元，整差出去一级。
衡量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准，不能单看收入，更要看负担的轻重。那年头，独生子女很少，老干部家里的独生子女尤少。家家生一群孩子，五六个甚至十个八个都不算什么，老小与老大年龄相差一代人也不是新鲜事，有的还是二茬、三茬。老婆若没工作，加上需要负担的老人甚至兄弟姐妹、老家的亲戚之类，一个人的收入再高，日子也好过不到哪儿去。有个部队院里长大的朋友说起他们院一少将，生了六七个孩子，住房、家具、小汽车、公务员，都是公家配的，这是待遇。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他的孩子们，个个衣衫褴褛；家里天天大锅熬粥；如果撤走公家的家具，他的家当连捡破烂的也未必看得上眼。参加过长征、曾任四野副参谋长的苏静中将的孩子回忆说：“父亲每月工资325元，这在当时可谓高薪，但因要养十口人，日子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