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家族全传-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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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青年作战英勇，与革命军一道，曾一度阻止了清军的进攻。但终因敌众我寡，武器简陋，最后娘子关失守。孔祥熙派出的30名青年也辗转返回铭贤学校。
那天，孔祥熙在铭贤学校的礼堂尚德堂，为30名返校的学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
首先，由参战学生汇报了他们赴娘子关与清军作战的经过，然后由孔祥熙登台致贺词说：
“30多位同学自动请缨，到娘子关和清军作战，他们的动机，纯粹是为革命主义而奋斗，而实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至理名言。”
“30多位同学俱已得到‘智、仁、勇’的三大荣誉，云智，则他们历经艰险，能够安然返校。云仁，则他们热血沸腾，无法遏止，是由于他们‘爱众心切’。云勇，则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志愿参加正式军队，抗御强敌。”
孔祥熙的慷慨陈词，博得了学生们的阵阵欢呼。其热烈的气氛深深感染了孔祥熙，他高声宣布：“我已准备了茶点，下面同学们可以表演节目了。”于是，学生们边谈、边唱、边跳，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1912年1月1比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改年号为中华民国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然而好景不长。1912年4月1日，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被迫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于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演变成了一场“换汤不换药”的历史闹剧，国内形势由此发生急剧变化。
在山西太谷，孔祥熙神气活现的日子就此结束了。临时拼凑起来的“民军”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孔司令”的头衔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孔祥熙在政治舞台上本就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当时，显然一些人对袁世凯都抱有一定的幻想，但孔祥熙却不这么看。他认为眼下仍是前途未卜，必须另寻出路。孔祥熙左思右想，终于把注意力又转移到了洋人身上。他觉得只有依靠洋人，自己才有出头之日，于是便牵头组织了一个叫“中美同盟会”的团体，以求政治上的发展。
孔祥熙四处活动，积极地向传教士宣传和介绍自己的主张。他认为：
“灌输新思想，改革旧习惯，绝非少数人所能胜任，更非短时间所可奏效，必须多方罗致人才，广泛宣传，而后持之以恒。如此进展才能迅速、普遍。”
在孔祥熙的热情奔走和积极努力下，终于他领导组成了一个超乎宗教之上的机构“中美同盟会”。
为此孔祥熙还特地提出了两句口号：
一、“灌输新思想”。
二、“改革旧习惯”。
1911年6月10日，在太谷南街福音院里召开了“中美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在山西的外国传教士云集太谷，为孔祥熙撑腰。地方上的绅士名流也接踵而至，为孔祥熙捧场。铭贤学校的师生全体出动，担任大会的工作人员。
主席台上交叉悬挂着巨幅的中国五色旗和美国星条旗。孔祥熙作为大会主席，和传教士及社会名流一起坐在主席台中央，春风满面，非常得意。
在成立大会上，孔祥熙即席发表了一个说明宗旨的讲话。他激动地说：“中美同盟会的推一愿望，在于干部人员从速组织就绪，然后逐渐扩大范围，在全国各地成立分会。如此逐渐推展，像一撮发酵粉，可以发成一大块面粉团一样。
“为什么本会不名之为中英、中法或中意等同盟会，而特名为中美同盟会呢？这是因为美国人士对于我国向来亲善，同时也由于本主席留学美国多年，结识的美国朋友比较多，所以暂以联络美国人士为人手工作，等到本会组织就绪，工作稍有成效，我们再成立中英、中法等同盟会。”
当谈到“中美同盟会”的宗旨时孔祥熙说：“远者如美国国父华盛顿创导美国独立，近者如我国惟一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都得力于友邦之襄赞协助。否则，虽不能说绝无成功之望，但是成功势必较缓、较难，这是势所必然。所以本主席认清了‘独木不成林’的道理，愿与友邦人士携手进行，更愿友邦人士作为向导，事功进展，方可以更加神速与更加顺利。
“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平等自由的表面工作，虽告完成，但是细加研究则我们不难发现，专制余孽犹仍猖撅，士大夫积习如故，乡愚更不知何为平等自由。因此，革命工作必须继续努力，不容吾停止脚步稍事休息，我们必须积极从事以下的两项工作：
1．感化有权有势的军政要人；
2．诱导无地位、无官守的多数民众。
接着孔祥熙对参加大会的外国传教士继续说道：“中美同盟会”的宗旨，实际上是自由、平等，再加上耶稣基督的博爱，进而促进世界大同的宗旨。”
这次成立大会后的第3天，孔祥熙专门雇人制作了一块会牌，长5尺，宽1尺，牌子上刻着“中美同盟会中国支部”9个大字。当即这块牌子就挂在福音院大门口。
在以后的活动中，孔祥熙以“中美同盟会”为依托，一方面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一方面同各界名流建立广泛的联系。但是，由于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的政治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希望“中美同盟会”的发展，能壮大其教会的势力；所以孔祥熙在开展活动时经常受到外国传教士的制肘。孔祥熙虽四处奔波，但终因事倍功半而影响不大。到后来，参加“中美同盟会”的人一直不多。
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美同盟会”的会址设在福音院，使许多不了解“中美同盟会”的当地人都望而却步。他们认为，这个所谓的“中美同盟会”和教会差不多，都是一码事，都是“洋人”们进行的传教活动，与中国人没多大的关系。这样一来，渐渐地“中美同盟会”便名存实亡了。
可以说，孔祥熙组织的“中美同盟会”本来就是一个松散的。宗教色彩浓厚的资产阶级团体。尽管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孔祥熙的活动也没有多大的影响，但就组建“中美同盟会”这一组织的本身来说，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就在“中美同盟会”开展活动遇到重重困难时，孔祥熙听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孙中山先生即将抵达山西太原开展活动。
辞去“大总统”后的孙中山先生，当时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并开始筹措全国铁路建设，用实业救国实现他的革命理想。
在孙中山看来，修铁路是消除中国贫困的重要因素，他始终认为美国在有铁路之前是贫困的，但一旦美国借钱铺设了20万英里的铁路后，它就成了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由于中国比美国还大一些，所以它应当修更多的铁路。
据说当时的某一天上午，孙中山先生在列车上邀见澳大利亚籍新闻记者端纳。端纳发现孙中山先生正在凝视着挂在墙上的一幅很大的中国地图，手里挥动着一支毛笔。孙中山先生在各个城市之间画上线，并把它们联结起来。端纳在一旁注视着。当端纳明白了这个人正在做什么的时候，他暗自思忖，“我确凿无疑地看到孙中山先生不仅发了疯，且疯得还较厉害。”
“我希望你帮我设计这幅铁路图。”孙中山对端纳说道，“我建议在10年之内筑20万里长的铁路。我正在地图上把它们标出来。你看见从一个省会伸向另一个省会的粗线吗？它们将是铁路干线。其它的是一些支线和次要的连结线。”
在后来的几天内，端纳每天上午7时就来到孙中山先生的车厢，看着他标画铁路线他涂掉画弯曲的线，将它们改成直线。最后当列车快要抵达一座预定要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大城市时，端纳讲话了：“我不想向记者展示您的铁路图，”端纳漫不经心地说，“您会打消您的这些特殊想法的。”
“我不。”孙中山先生不以为然地说，“我不在乎。我想让人们知道它们。我的铁路图将能拯救中国。”
“几天以前您说您将在10年之内修20万里，”端纳反驳说，“这恐怕是不可能的。首先，这需要大量的钱；其次我认为您在30年内也不会修出那么多的铁路。”
“这很简单，”孙中山先生答道，“我们将会得到我们想要的全部款项。我将用英国资金修一部分铁路，用美国资金修一部分，用德国资金修一部分，用日本资金再修一部分，等等。”
“您难道不知道满清也曾想这样做吗？他们企图将铁路收归国有，依靠外国资金来经营，结果招致一场铁路风潮。”
当孙中山先生听罢默默不语时，端纳指着地图上的西藏高原说：“孙先生，围绕西藏的那条铁路是永远也修不成的。您可以用毛笔和墨水来修它只此而已。您的铁路要经过的一些山口位于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原上。”
“那儿有道路，是不是？”孙中山先生巧辩说。
“没有道路，孙先生。只有崎岖羊肠小径，盘旋直上云天，非常陡峭，陡得连一头健壮的牦牛也很难爬上去。”
“哪儿有路，铁路就可以修到哪儿。”孙中山先生回答说，并就这样把这个问题丢开了。后来端纳记录了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梦想的私下反应：“他简直发疯了，这倒不是因为他画了铁路图，因为只要有钱和充足的时间，他画的每一条线，甚至更多的线都可以建成，而是因为孙先生竟以为只要他画了线，外国资本家就会给他足够的钱，在5至10年内修成所有的铁路！”
孙中山于1912年9月18日抵达太原，寓于皇华馆。孔祥熙闻讯后立即赶赴太原迎接。19日上午和20日下午，孙中山先生分别在山西大学礼堂数千人欢迎大会上和文瀛湖北岸的二层小楼前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说。孔祥熙在场亲耳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亲切教诲。
孙中山先生首先赞扬了山西民众响应辛亥革命的伟大精神，他指出：“前在日本之时，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制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迅疾告成也。”接下来孙中山先生又讲，“留学海外之学生，对于中国早具有一种理想，如能以各民族合而为一，则可称雄地球。故归国后即宣扬此说之真理。凡在旧政府所蕴之心理，处今时代，悉当屏除。革命非既能使中国富强也，不过借此过渡，以达彼岸。吾人必牺牲目前私利，而求将来之幸福。”
当时，孙中山先生的这两次讲演，都给孔祥熙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随后他又在太原同孙中山先生作第二次会晤，并“有所密谈”。也就是从这时起，孔祥熙同孙中山先生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并且，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密切的联系，孔祥熙正式开始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伟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3．亡命日本
还是在1913年夏，孙中山在南方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时，即曾写信给山西的孔祥熙，期盼他接信后即束装赴沪，以襄赞“二次革命”。孔祥熙当时接到信后，倒并没有踌躇，当即就把铭贤的校务交待一番，便匆忙上路了。从这一点来看，倒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当年的孔祥熙确是真心投身革命，为了革命不惜抛家舍业。毕竟，当时的孔氏家族已非其幼时那般潦倒那般不值珍惜了。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待孔祥熙行色匆匆赶到上海时，“二次革命”已告失败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亦已逃亡日本，一时无从与之联系。只两月之间，局势即发生如此逆转，孔祥熙不免目瞪口呆，不知所向。当时又正逢袁世凯政府白色恐怖最严重之际，反动势力在上海大肆搜捕革命志士。面孔祥熙自辛亥以后又一直是北中国地区最活跃的革命党人，如在沪滞留下去，恐怕要难逃罗网。万般无奈之下，他也便只好横下决心：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孔祥熙决定东渡扶桑追随孙中山去了。
一艘远洋客轮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颠簸前行，悬在半空中的太阳惨白惨白地将光芒洒落在已经发暗的海面上，仿佛在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船尾的海鸥惶恐地尖叫着，上下翻窜，一时找不到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归宿似的。天与地间所有所有的一切，都显着那般的无精打采，那般的惶惶不可终日。仿佛，所有这一切都衬托着站在船舷旁那位中年男子的黯淡心态。
这位男子便是正处天涯亡命之中的孔祥熙。
曾几何时，也是这天也是这海，同样也是这位孔祥熙，怀抱一腔科学救国的热情，不远万里飘零海外，赴美国求取救国的知识和本领。当时，他也是倚在这船舷旁极目远眺，心情是那样的兴奋，澎湃如眼前那汹涌的万顷碧波一样。然而时隔仅为数载，命运竟如此严酷地降临在孔祥熙头上，以至他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奔，只好这般子然一身孤零零地漂泊再漂泊，不知漂泊到什么时候，才能重返那熟悉可爱的故乡？
不知因为什么，此次出洋孔祥熙心情异常的沮丧，也异常地思念故乡。
当时导致孔祥熙情绪低落的原因，并不只是表面上革命的久未成功屡战屡败，这只能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且为一般局外人所不知的，却是孔祥熙内心中正忍受着刚刚丧偶的痛苦煎熬，所谓孔祥熙当年丧魂失魄的苦恼，相当大一部分即源于此。
如今一般世人都知道孔祥熙的夫人是宋蔼龄，却不知宋蔼龄并非孔的结发妻子。孔祥熙当年的结发妻子叫做韩玉梅。1908年孔祥熙留美返乡并创办了太谷铭贤学校之后，已过而立之年了。事业有成，当然就该到了成家的时候。经媒人介绍并且在老父亲的积极张罗下，当年秋天孔祥熙在家乡太谷与韩玉梅女士拜了天地。
那韩玉梅原本是个孤儿，是由太原的一所教会学校将她抚养成人的。姑娘生得端庄清秀，娇小纤弱且又性情温婉，知书达礼。由于同是受的教会学校的熏陶，夫妻二人倒是有着相同的志趣和共同的语言。结婚以后两人你敬我爱，夫唱妇随，生活非常的幸福和谐，且又不失年轻人的浪漫色彩。然而好景不长，自幼失去父母呵护且又长期生活在宗教礼仪压抑中的韩玉梅，长期以来身体瘦弱并患有肺病。在今天，肺病已经不是什么绝症，只要及时医治便能很快康复，但在当时我国对肺病尚无根治的药品，一旦染上便成不治之症。韩玉梅没等为孔家留下一儿半女，便于1912年撒手西归。
虽然仅仅作了3年多的夫妻，但是孔祥熙对韩玉梅却情深似海，他把爱妻安葬在先父孔繁慈墓的右侧。
韩玉梅的病故，对孔祥熙来说是个沉重的精神打击，使他一度陷于悲痛之中，情绪异常低沉。一时间爱妻的影子时常在眼前浮现，晃来晃去搅得他心神不定。但远大的救国理想和手头忙碌的工作又不容孔祥熙一味地沉浸于心中的悲伤。当时的两全之策，只有找机会换换环境，以冲淡心中那难以磨灭的记忆。
“呜”地一声汽笛长呜，将沉浸在回忆与思念中的孔祥熙唤回，举头前望，日本列岛已在眼前了。一想到马上就可以和自己敬重的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革命党同志见面，孔祥熙一路阴郁的心清不禁好了许多。“二次革命”失败后，为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