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衙门-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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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不服，哪受得了？因此这里的俸禄总是比别处优厚得多，略如“地区补贴”。可尽管如此 ，依旧经常缺官。据宋人方勺《泊宅编》说，凡是派到那里去出公差的官员，都不敢逗留， 甚至在界外移文索牍。那么在里面做官的人呢，就坚持喝外头运来的泉水，据说瘴疫主要通 过这里的水质传染，倘用铜盆贮水，须臾颜色呈黑，故处瘴县者有诗云：“避色如避难，冷 暖随时换。少饮卯前酒，莫吃申后饭。”（《泊宅编》卷3）有免疫能力的人 ，就叫“有瘴县 令”、“有瘴主簿”之类，可以超限期地久任下去。这风气一直流传到清代，乃至吏部唱名 时，名单上竟有“有瘴”注释。这就是说，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可以服从国家需要，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当然，反过来这也可以作为惩罚官员的一种 措施。北宋时新旧党争，纠缠多年，大抵一派得势，另一派就被赶到地方上当州县佐NB03 2之类，“有瘴”之地常常是轮流接纳两派谪人的“风水宝地”。
最后该讲一下官员考核了。考核制度据说源起西周。秦汉时对州县衙门的考核内容是“ 上计”，原来衙门里都有日常工作记录，叫计簿，增加了多少户口，开垦了多少荒田，抓 获了多少 盗贼，收进了多少钱谷，全要记录在案，加以汇编，供上司考核。《汉书·萧育传》上说 ，萧育当茂陵县令，在年终考核中，排在同郡县令中的第六名；另有一位漆县令郭舜，计 簿上的成绩更差，被郡守责骂。萧育上前去为他讲情，郡守大怒：“你也不过考个第六，勉 强合格，倒还有心思替别人讲情？”即要他自己去郡府中有关科室接受审查。萧育不睬，科 室里的办事员过来拖他，萧太爷按住佩刀威胁说：“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竟准备 当场辞官。据《汉官解诂》的注家胡广说，东汉时州县官员考核犹如过关，常发生县令印绶 被没收、县丞县尉被缚责的事。足见当时考核之严。
违制律·老州县·考满诗（3）
魏晋南北朝时，考核制度逐渐完整化，晋时考查州县官员的标准共五条：一曰正身，二 曰勤民，三曰抚孤，四曰敦本，五曰修人。唐朝时对州县官的考核叫“考解”，带上衙门工 作记录去京城受考，自己先写好自我鉴定，在同僚中当众宣读，接受大家评议，每个人都得 这样做，颇有点衙门工作评议会的味道。这些鉴定连同评议意见送进京城后，由吏部考功司 对照衙门工作记录作出最后评语，优奖劣惩，还发给“考牒”作为凭据。以后任期满了，是 调官是升迁还是降职，要参考这些“考牒”。
考核又有一般标准和具体标准。一般标准是 所谓“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非）懈；具体标 准依工作性质而定，比如县丞主簿一类，要考赋役增减，县尉要考 抓盗贼多少，学官要考授课时间等。宋朝时也很重视考核，州县官由考课院考，京朝官由审 官院考，统称“磨勘”，意为检验复核。任满候选的人，得老老实实地把考核评语填写在“ 脚色”上。“脚色”就是个人履历的俗称，大约含有“你是什么脚色”的意思，上面有多种 项目，如姓名、籍贯、年龄、出身、社会关系、政治面貌。那会儿有新旧党争背景，新党 当 政时，你得填上“不系元祜党籍”，旧党得势时，最好作一个“不系蔡京、朱、王等亲属” 的说明（《朝野类要》）。接下来就是有无奖惩记录了，如系惩类，又得 说明哪些是属 于工作上的错误，哪些是属于品行上的问题，哪些是属于政治上站错队的性质。沈括在《梦 溪笔谈》里写过一件事，很耐人寻味，说是福建有一剧贼叫廖恩的，聚众剽掠，干了许多杀 人抢劫的事，后来被招安了，也有了做小官的资格，和同等次的官员一起参加考核选任。当 时在座的有几十个人，个个填写“脚色”，都少不了有得罪受惩记录，“皆理私罪或公罪， 独 （廖）恩脚色称：‘出身以来，并无公私过犯。’”这里所云“出身”，系指 “进入仕宦”的 意思，即“自从参加工作以来，还没犯过一点错误”。试想州县下僚，事务繁 剧，过失在所难免，一进入考核记录，便成为“脚色”中的斑点，倒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者，反而清白无瑕。廖恩的这份“脚色”，不仅是对考核制度本身的一个绝妙讽刺，也形 象地证明了所谓“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乃是中国官场的古来传统。所以这又伴 随产生出另一个传统：官员们赴考时，都求“中中”，安保禄位便是满足，这就叫“不求有 功，但求无过”。
宋人文集中，保留有一些领导给下属考核时写的考语，兹引录一则。乃是北宋著名文学家黄 庭坚的父亲黄庶任知州时，为舞阳县尉某人写的考语——
舞阳大约地广，他盗往往囊囊于其间。居一岁，为窃与强者凡十一。前件官 （指接受考核的舞阳县尉）捕得之，或杖或徒，或黥或弃，其亡者一而已矣。夫如是，非才焉 固不能。其考可书中。
县尉的主要职责是抓地方治安，这位舞阳尉任职一年，逮捕并依法处理了一批窃盗，有记录 在案的逃掉一个，上司给他的打分是“中”。
明清的考核前紧后松。明代时州县官三年一考，谓之“外察”；清代时州县官也是三年 一考，谓之“大计”。明清官场上贿赂风气较之前代益盛，这种“外察”、“大计”到后来 全流于形 式，保以“卓异”或特参“贪酷”的，都是主持考核者的人情或相反。比如《金瓶梅》里官 任掌刑副千户的西门庆，五毒俱全，坏事做绝。因为舍得花银子，自下而上一级一级贿赂， 得到的考语居然是“才干有为，精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 神运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齐民果仰。宜加转正”。于是由副千户变成了正千户。此外，甚 至也同大挑知县一 样，竟有看相貌身材走过场的。清人赵吉士著《寄园寄所寄》中有一则故事：德化县令应履 平任期满后，赴吏部参加考核，文优而其貌不扬，不得列为上等；老应气不过，写了一首诗 贴在吏部门前——
为官不用好文章，只要胡须及胖长。
更有一般堪笑处，衣裳糨得硬绷绷。
考官制度连同封建社会官场本身，都已经走进了穷途末路。
第四章 “本朝与胥吏共天下”
京朝皇权分割
清代“同光中兴”期间，有个被排为与曾（国藩）、左（宗棠）、 胡（林翼）、李（鸿章）等齐 名的大官僚，叫郭嵩焘，常能发表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言论。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 、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 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
郭嵩焘所云，特指京朝皇权的分割情况吧？确实，胥吏而能把持中央政府的各个职能部 门，表现得最为严重的，确实是在清朝。但若把这个问题“下放”到州县衙门来考察的话， 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观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朝各代的州县衙门，几乎都是老爷和胥 吏共天下。
苍王信徒萧王子孙（1）
宋人叶梦得著《石林燕语》记，宋朝时官府中的书吏，每至秋天必醵钱酬神，“问其何 神？曰‘苍王’。”苍王，就是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仓颉，书吏另有“刀笔小吏”的通称，常 任差事就是动笔杆子做记录、迭文案和算账目，按照中国古代“百工技艺，各祀一神”的规 矩，仓颉就成了他们的保护神。许多官衙的正门里向这一边，中间都挖有一个小木龛，里面 供一个小神像，人们管他叫“不动尊佛”；其实佛典里并无这位“不动尊佛”的座次，这是 书 吏们对苍王的又一种尊称。为什么要用“不动”呢？原来书吏们最担心被官老爷罢斥撵走， 要想老赖在衙门里不动，全靠恭恭敬敬地侍候苍王，求他老人家保佑了。
和门板背后的苍王坐像配套，历来州县衙门里又有所谓“衙神”供奉，叫作“萧王堂”。 在第一章里曾介绍过新官上任，照例要拜“衙神”。其实拜“衙神”最勤快恭 敬的不是官老爷，而是书吏们，从渊源上看，“衙神”是属于他们的。所谓“萧王”， 就是西汉时的首任相国萧何，萧何是秦朝县衙门里的书吏出身，从此天下州县书吏都自认是 他的徒子徒孙，有这么一位名垂史册的祖师爷，大家都觉得挺自豪。
这算闲话，一笔带过，现在该来说说这班苍王信徒萧王子孙们的本来定义了。首先，在 古代官场中，吏是一个可以分成广义和狭义两种方式理解的概念。广义的吏即所谓官吏，是 官的概念。狭义的吏则专指在官府中承办具体事务的人员，他们和当官的基本区别之一，就 是无论品秩多么低微的官员，总是处在一定范围或一定层次的负责地位上，因而总有一定程 度的决策权；而吏则不同，从制度上讲，没有任何决策权力。本章所谓拜苍王供萧何的吏， 就是这种狭义上的吏。
其次，吏的出身、选拔、任用、管理和前途等各项，即所谓吏制者，与官制完全不同。 先讲出身吧，哪怕是品秩极低乃至未入流的杂职官，都有所谓“一命之荣”，照例是君主任 命或吏部除授，列入政府正规编制，并可依法享受不同的政治待遇，同时也受到诸如籍 贯回避 、京察大计等制度的约束；但吏则不同，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政府雇用人员的性质，特 别是州 县衙门内的吏员，一般均从地方上拣取“有德”、“有才”的人充任。“有德”的标准是循 良无过，“有才”的标准是书写计算，选取的方式则是由“耆老”公议或考选纳赀，因此一 落入实践， 大多是为地方上的绅富所把持了。《汉书·高帝纪》说刘邦曾“试吏”，应劭的解释就是“ 试用为吏”。他的泗上亭长这个职务，在秦末又叫亭吏。这位刘三的品行，无论如何够不 上“有德”吧？照样成了吏的一分子，反过来那位煞有介事读点书儿的韩信，则以“家贫 无行，不得推择为吏”。人们由此可知古代政府的阶级色彩同样通过吏的选用得以强化，亦 可把州县衙门的吏员从某种程度上认定为地方绅富豪强势力的代表。文学形象里，《水浒传 》 里的郓城县小吏宋江就是现成的一个，他老子宋太公便是当地的庄园主，其“才干”是 “自幼曾攻经史”，而“德行”则是“爱习枪棒，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在“黑道” 上有“万儿”。
其实，果真“自幼曾攻经史”的人，一般都不肯去做吏。吏和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转个轨道极不容易。秦汉时，以吏补官的事例还有一些，秦始皇甚至做过“以吏为师”的 决定，多少有助于吏的社会地位提高。既然“以吏为师”了，许多读书人也就顺其自然地以 “试吏”为进身之阶，慢慢爬起。可是有了科举制后，由吏入官的希望便渺茫了，“攻经史 ”就是为了应科举，只有失败者才考虑去做吏，更何况还有教书、游幕等其他出路可以选择 。元朝时有一段时间停了科考，吏员的出路一下子广阔起来，许多官职都从这些人中间提拔 。从整个中国古代官场史来看，算是例外，但即便如此，许多胸怀大志的儒生仍然不肯 轻易迈出这一步。如宋濂著《王冕传》上说，著作郎李孝光欲推荐王冕去州衙为吏，王冕骂 他道：“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备奴使哉？”这话儿说得不错，别看小 说中把宋江写得何等有体面，实际上相对于做官来 讲，做吏是“备奴使”的，起码从体制上说是这么一回事。宋人吕居仁曾写过一部《官箴 》，开卷就提出当官的须“事君如事亲，事官长如事兄，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 百姓如妻子”。瞧，连老百姓也可享受“父母官”之“家属”待遇，只有“群吏”不能，公 然以“奴仆”视之。难怪心高气傲的王冕要把李孝光的好心肠当驴肝肺看待了。
既然是低人一等的“奴仆”，所以一旦进入吏道之后，除了有本事去考个功名来以外， 甚至花钱捐官的资格还不及平民。明代宪宗时，山东发生饥荒，为筹措救济费用，国家大开 捐银买官之门，不少州县吏员都趁机出钱，买个当官的出身。御史杨守随专折建言，以为“ 爵赏不可以无律，名器不可以假人”，要拍卖官爵也不能卖给做吏的人，“其于害政，莫此 为甚！”这话怎么讲？很简单，区区小吏，哪来这么多钱捐纳买官？不消说，都是非法收入， 他们越有钱，不正意味着官场更腐败了？所以明宪宗对此折的批语是：“朕患吏道不清，严 考试以为进退。今若募胥吏入赀赈饥，免考登仕，是教吏贪也。御史言是，其亟罢此例。” （《典故记闻》卷15）从此，吏员买官的通道又被堵住了。清循明制，最初时 在这一道关卡 上把持得也很严，但越到后来越松弛。不过官场中观念未变，还是瞧不起吏道出身的。史念 祖当广西巡抚时，刚到任便发现有个熟人，原先是其原任衙门里的吏员，这会儿已报捐了一 个典史，恰巧分在广西抚署当差。史念祖叫着他的姓名问道：你不就是某某吗？捐官用去多 少银子？那人回答：“七百多两。”史念祖微微一笑，“唔，有两分利息了。”接着便要他 “试从廊下巡行
苍王信徒萧王子孙（2）
一转”。巡抚大人的命令，典史不敢不从，“巡行一转”结束后，史大人的 评语竟是，“爬都不会，便学走乎？”羞得此人狼狈不堪地跑了出去。（《南亭笔记 》卷11）
和卑贱的社会地位相适应，吏员的俸禄也是很低微的。西汉时吏有“斗食”之称，意思 是年俸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其实这还是高级衙门里的待遇，州县 吏禄连这个数目也达不到。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 人 ，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可知多数小吏的额定岁入，还抵不上一户五口 的农夫家庭。东汉时的情况，大约比西汉时更不如，王符、仲长统、崔NC035等著名政 论家都呼吁过增加小吏俸禄。不过这同北宋时的吏制比较，又算不了啥了。据沈括《梦溪笔 谈》 披露，“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这简直和北魏百官无俸的用 意一样，公然是要吏员以非法收入为生了。因此王安石搞变法时，样样开源节流，却又舍得 为 吏员定禄并列入各级政府的正当财政支出，求得“以绝请托之弊”。这种把保证吏禄与促进 廉政联系起来考虑的认识，为以后历代统治者所接受。是以从南宋以后，州县吏员的收入较 之从前毕竟要改善得多，但仍然只能从纵向相比上，从制定名份上讲，倘若作横向比较的话 ，也还是微乎其微。明人沈榜所著《宛署杂记》内，保存了一份宛平县吏员的“工资单”， 一般在县衙本部机关供职的吏员，每年的“工食银”才七两二钱，那些分派在巡检司、闸关 等机构里的吏员，每月才支六斗仓米，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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