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多鹤 作者:严歌苓-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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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环只是哧哧地笑；不理他的分辩。
张俭一点睡意也没了；坐在床上；两个大膝盖头几乎顶住下巴。这样彻头彻尾的窝囊他可快疯了；小环若再有一句不三不四的话；他跳下床就走。
小环头靠在墙上；点起一支烟；自得地、美味地抽起来。抽了一根烟；她长叹一声。接着她不着边际地说起女人都是很贱的；跟一个男人有了肌肤之亲；就把自己的命化在男人的命里；这女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何况不止肌肤之亲；还生了一窝他的孩子！她不承认她把命给了你也没用；那是她自己哄自己呢！
张俭一动不动地坐着。隔壁传来孩子半醒的哭声；不知是大孩还是二孩。大孩和二孩越长越像；一旦粗心大意就会弄错：一个喂了两遍奶糕；一个还饿着；或者一个洗两遍澡；另一个还脏着。尤其在两人一丝不挂的时候；只有多鹤能一眼认出两人的差别。
小环点上第二支烟；递给张俭。张俭没接。自己从窗台上摸到烟杆；装上烟丝；点着。小环今晚如何会这样深明大义？张俭仍保持高度警惕性。她的话从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渐渐扯到多鹤身上。多鹤是日本女人；没错；赌一条东海烟她也早把命化在她的男人身上了。喜爱不喜爱她的男人；另说；也无所谓。想从这男人命里掰出自己的命；她办不到。想跟多鹤和解；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跟她肌肤之亲去。女人表面上都会推的；说不定还打两拳、踢三脚；但那都是假的。她可不知道自己在作假；她以为她真在推拒、在出气、发泄委屈；实际上她已经跟你和解：你要她；比什么“对不起”、“抱歉”都管事。
张俭听进去了。小环的话有三分道理。小环大事不糊涂。
他挨着她躺下来；头抵着她的腰。她的手伸到他头上；摸摸他的头发。这两年她常常有这种体恤、照料的动作；多少有点老三老四；把他当成个晚辈或者兄弟。不过这时候她撸他头发的动作特别让他舒服。他睡了一个又短又沉的觉；醒来满心澄明；好像很久没这么精神充沛了。
十一点钟的时候；张俭准时出门上大夜班。他在过道穿衣穿鞋；帆布工作服磨擦的声响把多鹤很薄的睡意搅散了。一个夜里出去上班、为全家挣生计的男人发出的这些声响让女人们觉得安全极了。
多鹤躺在床上；听这个出门挣钱养活全家的男人走到门口；铝饭盒轻轻响了一下。大概是他摸黑出门撞着门框了；这声音使睡眠晕晕地袭上来。
一个多月前；她从江边礁石攀上来；找到回竹林的路；曲曲弯弯走进去；发现路被她走岔了。再拐出去；重开一条路；找到张俭和孩子们歇脚的那块空地；看见大孩或二孩丢失的一只鞋。她反身从竹林里摸出来；每个热闹地方都找遍了。不久；完全陌生的方圆几公里被她走熟了；连各个公共厕所都找了几遍。在游客渐渐稀疏的公园里她突然明白张俭把她带到这么远的江边来为了什么——为了丢弃她。她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坐在很陡的小径石阶上；离一切都遥不可及。她从小长大的代浪村那么远；越过代浪村；往东；是她的祖国日本。祖国也有一个代浪村；埋葬着竹内家的祖祖辈辈。祖国的代浪村太远了；她原先在丫头、大孩、二孩身上还能找回那个代浪村；还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那些埋葬在祖国的代浪村祖辈们的一喜一怒。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沉默、宁静；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狂喜和狂怒。她每次摸着大孩二孩的头发——那头发仔细看是和眉毛连成一片的；就想她父亲、哥哥、弟弟借着她的孩子们还了魂；借他们小小的肉体暖着她；给她依靠。多鹤坐在那条对着长江的石径小路上；天也远水也远地想；她生出的三个小小的代浪村村民现在和她天涯之隔。
再从石径上下来；公园已经空了。她想跟人打听火车站；又不会说“火车站”三个字。走到一个正在收摊的茶水站；她手指头蘸了桌面上的茶渍；写下“火车”两个字。茶水站的主人是个六十岁的老太太；对她又笑又摇头；脸都羞红了；意思是她不识字。老太太拉了一个过路人；叫他认认用茶水写在桌面上的两个大字。那是个拉架子车的小伙子；以为她是哑巴；拍拍他的架子车；手势很大、表情也很大地表示他用架子车带她过去。下了架子车；她的手插在连衣裙的侧兜里；手指捻着那五块钱；不知要不要拿出来给小伙子。最后她决定不给钱；多给他几个鞠躬。她那双膝并拢；两手抚腿；弯腰九十度的鞠躬把小伙子吓着了；拉着架子车匆匆离去；又在远处回头；没想到又受她一躬；这下他头也不敢回地跑了。
她很快发现小伙子把她领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因为她只在纸上写了“火车”两个字；而没有写“站”；小伙子就把她放在两条铁路交汇的地方。不久就有一列货车通过；货车在这里突然减速；几个坐在芦苇沟边上的孩子跳了上去。孩子们向她招呼；叫唤：上来呀！上来呀！她奔跑起来；孩子们伸出四五双手把她拉了上去。上了车她问：玉山的？玉山去的？孩子们相互看看；还是不明白她到底问什么。她觉得自己的话一点毛病也没有；他们却听不懂；信心减退下去。呼呼的大风里；她把句子在嘴里重新组装；用小了一倍的声音问：去的玉山？其中一个男孩为大家做了主；朝她点点头。他们看上去有点扫兴；用牛劲拽上来一个话也讲不通的女人。
油布下装的全是西瓜。孩子们拉起油布；油布成了包括多鹤在内的七八个人的屋顶和铺盖。这时多鹤才明白火车为什么到了那一段减速：它刚刚通过了一段被雨水冲垮正在修复的路段。多鹤伏卧在西瓜上；身体左右滚动；从油布缝隙看见修路工地灯火通明。张俭在早晨看着她时想干什么她明白了：他想要她的身体。他伏在阳台栏杆上抽烟；她在他身后打开窗子；他就是不回头。她看他什么时候回头。终于不行了；他回头看了她一眼；隔着两米的距离；嘴唇已经亲吻了她。他是想和她好合一次；最后一次。
多鹤竟让轻轻滚动的西瓜给晃睡着了。
她是被冷醒的；身上的油布不知哪里去了。回过头；七八个孩子全不见了；不少西瓜随他们一块下了车。火车扎在无尽的黑夜里；往更深的夜色里躜着；她不知道时间、地点。但她知道；什么都帮了张俭的忙；让他得逞了；让他分开了她和她的孩子。她和祖国、代浪村、死去的每一个竹内家的骨血终于被分开了。
西瓜车在毒太阳里开开停停；在大雨里也开开停停。她多次下狠心跳下车；又多次下狠心留在了车上。一连几天的西瓜餐；她浑身都让红色、黄色的西瓜汁泡透；被风吹散的长头发又被西瓜皮汁粘住；成了一件头发结成的蓑衣。她脑子里全是呼呼的风声；是火车和黑暗磨擦出来的声响。那声响灌进皮肉、血管；随着两行泪横飞。她伏在一个个冰凉、滚动的西瓜上；任这些无信的、不负责的球体把她抛到左抛到右。多年前她被装在麻袋里；被土匪搁在奔跑的马背上；她也不比这时更绝望。她仰面躺在西瓜上；想到了阿纹。
那个躺在路边生孩子的阿纹。阿纹长发披散；脸色如蜡；嘴唇煞白；就这样躺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傍晚。她躺得像一堆血糊糊的垃圾：泡透了血的一件和服；两条血淋淋的腿；一个还在冒热气的血孩子。她是走着走着就完成了分娩的。婴儿眼看着就不动了；长长的脐带打了好几个弯；瓜蔓一般连着未熟的瓜。阿纹不要人们靠近；一边龇牙咧嘴一边嘶喊：“加油啊！快走啊！别过来！别杀我！我一会儿就跟上！别杀我——我还没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的手掌满是血污；向人们一下一下地挥舞；要从她身边过去很久人们才悟到；她那龇牙咧嘴原来是笑容。她笑着向人们讨饶：“别杀了我；我还没有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血淋淋的手掌握起拳头；一上一下地挥动；给自己的嘶喊打拍子：“加油！加油！”
嗓音撕布一样……
不体面的阿纹。就因为要找她的孩子。
于是这样一个不体面的多鹤出现在南来北往的旅客眼前；披着头发结成的黑蓑衣；馊臭的连衣裙上一片绿苍蝇。
那个苍蝇如云的车站叫做“武昌”。她不知道到达这个站之前火车被换过几次车头。迎面而来的楼、房屋、密集的电线杆让她知道这是个大地方；比她住过的两个城市都大。西瓜一车皮一车皮地被人卸下去。快要卸到她这一车了；她突然想到；她吃下去的、用作洗脸洗手当便盆的西瓜有几十个。跟那七八个孩子下车的西瓜至少也上百。那上百个西瓜的账也会记到她头上。你有证据说你没有吃或者糟蹋掉那上百个西瓜吗？你有证据没有跟沿线的盗匪里应外合把西瓜抛下去；回头再跟他们分赃吗？多鹤不了解中国的法律怎样制裁这样的事；但她知道天下法律都不会轻饶这样的事。
她看准一个空子；从车上爬下来；等正在卸前一辆车的工人们反应过来；她已经成了他们眼里一条披头散发、肮脏的花影子；在一大团蒸汽里一闪而逝。蒸汽发自一列刚刚停靠的客车；她从客车轮子间爬过；车肚皮上挂着迢迢千里的黑色尘土又蹭在她泡透红色、黄色西瓜汁的白底子带红点、绿点、黄点的花连衣裙上。
她走在旅客当中；人们不顾肩上扛的沉重行李一再向她回头。
前几天的西瓜餐这时发作了。她被肠道内突然的冲击力弄得浑身发冷；脖子上和手臂上乍起一层鸡皮疙瘩。她会用中国话打听厕所；但人们终于听懂她的话之后给的回答却是她不懂的。所有人都用完全不同的音调、吐字；和气地对她一遍又一遍地讲着什么。她觉得肠子里的咕咕响动一定让他们听见了。她捂着肚子；半佝着腰；一动也不敢动。
人群中终于有一个女人；扯起她黏糊糊的手便走。
蹲在茅坑上她突然想起自己没有草纸。
那女人竟十分善解人意；推开茅坑的隔门；递给她一张印满人脸的纸。纸的背后还有石灰；是刚从墙上撕下来的。人脸上画着红叉；对着自己的终极下场目瞪口呆。她但凡有一点办法；绝不会把这样带脸的纸做那样的用途。
等她头重脚轻地走出厕所；两个戴口罩的人朝她走来。她蹲在茅坑上的时间足够那个女人推测她是怎么回事了。那女人用多鹤完全不懂的话对戴口罩的人大声说着；一边指着多鹤。两个人走近了；才能看出男女。他们中的男人用音调奇怪的中国话说多鹤病得不轻；得跟他走。他们中的女人说车站医疗室不远；走几步就到。
两人的眼睛在大口罩上面微笑。多鹤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跟他们走了。
医疗室的长椅上躺着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还有两人躺在白色带轮子的床上。多鹤被带进来；戴口罩的女人对一个躺着的男人说了句什么。男人缩起腿；戴口罩的女人让多鹤坐在刚刚搁过男人赤脚的地方。多鹤刚坐下；那男人的脚又回来了；她只好坐在地上。
戴口罩的女人从里屋拿来一根体温计；放在多鹤嘴里。这根体温计让多鹤安全起来。她到张家这些年；每次发烧；体温计就是一个手掌。小环或张俭的（过去是张站长或二孩妈的）手掌在她额头上按一按；体温就测出来了。自从离开代浪村；她的嘴还是第一次接触这冰凉的易碎的玻璃棍；她闭上眼；醉在那微辣的酒精气味里：那气味就是她对于铃木医生的记忆。戴口罩的男人这时走出来；翻开多鹤的眼皮；仔细地看；手指也像铃木医生那么轻盈灵巧。
根据体温计的测量结果；她的体温不高；基本正常。戴口罩的女人是个护士；这时走上来；说是要抽血。她一边在多鹤胳膊上擦酒精、系胶皮管、扎针头；一边用她那一口总有点偏差的中国话告诉多鹤；正在流行的血吸虫病很厉害；从东边来的火车总会带来几个病重的。
多鹤对他们的话不全懂；但猜出此地正流行某种可怕的疾病。她问护士什么叫血吸虫。
护士看着她；好像没听懂。
她想她的话有那么难懂吗？她会不会把句子讲颠倒了？她硬硬头皮又问了一次；这次换了一种句法。
护士反问她是哪里人。
多鹤不讲话了。
护士抽了血；拿了一个硬皮夹子；上面铺着一张表格。她说这是病历；必须填写。要填的项目有：姓名、住址、家庭成员、婚姻状况……多鹤拿起笔；又放下。不知为什么；她哭起来。填什么也不准确。代浪村的家是多鹤唯一记住的住址。代浪村的人走上逃亡血路；从那一刻起；这些项目就没法填了。从那颗手榴弹落在妈妈、弟弟、妹妹身边之后；她怎么填写“家庭成员”？从张俭把她丢弃在江边礁石上；从她的乳房因为没人吮吸而胀成两只铁球；从她断了跟丫头之间的私密对话；她两臂间空着大孩二孩的位置；“家庭成员”四个字成了她最不想去读、最不愿去理解的四个字——四个中国、日本共用的字。
女护士先站在她身边看她哭；过一会儿；她蹲下来；想从她两只捧住脸的手缝里找她的眼睛。再过一会儿；男医生来了；问她到底怎么了。
躺在椅子上、床上的五个病人全停下了哼唧；听她哭。
她哭得气也喘不上来；几次噎住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和护士以为她哭完了；刚开口问她“家住哪里；有证件吗”？她一口气捌过来；疏通开；又接着哭下去。哭得她浑身筋骨疏开又抽紧；男医生两只焦虑颠动的脚；在她泪水淹没的视野里；成了一对不可认识的异物。
她哭尽了最后一把力气；靠在椅子腿上。医生和护士小声嘀咕她什么；她不在乎；在乎她也听不懂。他们之间讲的话跟这里人一样；冒出许多陌生的滑音；完全不同于张俭和小环的中国话。
他们改用先前的语言同她谈话：家里出了什么事？家里还有人吗？碰到坏人了？她的样子让他们怀疑她遭受了人身袭击。她是死里逃生逃出来的吗？她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他们理解她——谁受了过度的刺激都一时不愿开口。
他们给她打了一针；等他们拔出针头；两个戴口罩的人影在她眼前已经一层虚光；再一眨眼；他们跟灯光不太亮的空间混成了一片灰白色。
她醒来已是早晨。两个乳房把她胀醒了。她看看周围；发现她已经不在原先那间医疗室；而在一间病房里。窗外在下雨；病房还有三张空床；她不明白她为什么享受单间的特权。身上的衣服被换过了；现在是一身不分男女、印着红十字和某某医院字号的衣裤。她的花连衣裙被团在对面空床上、她想到那五元钱；她不知五块钱到底是多大一笔财产；但那是她眼下仅有的财产。
五块钱竟然还在那个带荷叶边的布包里；和裙子一样带着黏稠的潮润和西瓜的馊味。她把五块钱和连衣裙都塞到自己枕头下。
似乎是她的动作引来一个人。那人穿白色制服；戴领章。她想起了：是警察。警察她是见过的；过年过节到居民楼来；站在楼下；跟趴在公共阳台上的家属孩子们讲“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趁机破坏；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
这个警察二十多岁；一边打量她一边把手里的硬壳帽戴到头上。他问她是不是好一点。他的话又跟那个男医生和那个女护士不同；又是一种音调。因此他讲到第三遍时她才点点头；接着给他鞠了躬。
“你暂时先养病吧；啊？”警察说。
这回他讲到第二遍她就点头了；点完头她又鞠一躬。
“不要那么客气。”警察皱起眉头；有点嫌烦的意思；同时他做了个手势。她是先懂他的表情和手势的：他嫌她鞠躬鞠多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谈。”
然后警察又做了个手势；请她躺回床上；他自己出去了。她躺在床上。看着急需粉刷的天花板；想警察到底是友善还是敌意。似乎都不是。似乎兼而有之。天花板上一条条细细的裂纹；有的地方石膏蜕皮了。警察和她谈完话会拿她怎么办？
为什么会是一个警察？是一个常常到楼下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