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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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向东被“两规”之后，她才体验到“树倒狐狲散”、“人到用处方恨少”的感觉。
是的，那些平时熟头熟脑最亲热的官员，一看形势不妙都躲开了，因为谁也不愿意自己往枪口上撞。还好，不知是危难之时见真情，还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真有三员得力大将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表现得忠心可嘉、临危不惧。
比方沈阳市检察院院长刘实，他是参加研究马向东案件的领导之一，自然知道核心内情。他的通风报信无疑给案件带来无法弥补的损
原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实失；比方沈阳市浑河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于海洋，平时没有什么走动，这次却分外积极，主动卖身投靠。了解后才知道，原来背后有“大领导”张国光的授意： 马向东没有什么事，你要好好照顾照顾他的家属。他有了“大领导圣旨”，岂能不一马当先？另外还有一个退休老干部，他的作用更是“无人替代”，他能把马向东各式各样的信通过自己的“热线渠道”都送到中国高层领导的手里。
就这样，以章亚非为中心，以刘实等三员大将为骨干，公检法各路人马迅速地向这里靠拢，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中央、省市纪检、司法人员、中央报社记者、著名大学教授等30多人庞大的“救援班子”。
他们经过认真研究，认为“万事为大，舆论先行”。马向东问题之所以在沈阳闹得人人自危，就是舆论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解玲还须系铃人，必须得从舆论上灭火。惟一的办法是在中央一级大报刊的内参上登出，才能引起领导的关注、重视。这一步棋走好或许能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于是，章亚非通过好友吴某在新华社工作过的父亲的举荐，找到了国家权威媒体新华社国内部的副主任张某。章亚非慷慨地拿出两万美元打点。张某接到章亚非的材料后，不知是出于职业敏感，深感问题严重，还是自知无法左右形势，弄不好会沾上大麻烦。可受人之托、收人之钱，又不好不管，最后把材料寄回辽宁分社，算是有了一个交代。
当章亚非为把两万美元扔到水里而万分恼火时，东方不亮西方亮，于海洋却做通了人民日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冯奎的工作，并带着冯奎采访了马向东的律师潘某。冯奎胆子很大，他以采访马向东的律师为主要依据，加上道听途说的传言以及自己的主观臆断，写了一篇题为《马向东涉嫌贪污案的新闻报道应慎重》的内参，于1999年12月2日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第749期上发表。
于海洋得知内参发表后喜出望外，打电话向正在北京活动的章亚非报喜。他告诉章亚非该文写成后，冯奎到北京送稿前曾征求他的意见，他看后感到整篇文章角度不错，美中不足就是有点“温”，想动笔改一下，被冯奎制止了。冯奎称这是经有关领导审阅的，不能改。他为了感谢冯奎，给他2300元人民币在路上花。章亚非不敢相信，还有这样“仗义执言”的记者？于海洋告诉她，冯奎就在北京，你可以自己去问。
北京华侨饭店，冯奎按约定将只能给相当领导看的人民日报《内参》递给了章亚非。章亚非如获至宝，立即兴奋地跑到楼下复印了多份，还回原件时，又给冯奎买了一件休闲夹克和两件TC衫。回到沈阳后，章亚非又在华夏民俗村宴请了于海洋与冯奎，并在沈阳新世界给冯、于二人每人买了一件价值数千元的高档西服。
他们没有想到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沈阳的强烈反映。沈阳市政府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立即以市政府的名义致函人民日报社，指出该文严重失实。
对于市政府的态度，冯奎年轻气盛、不以为意，他拿着市政府的致函找到于海洋，两个人经过密谋，为了稳妥，决定扩大采访对象再写一篇。第二篇成文后，加盖了人民日报记者站公章，以组织的名义出现，在冯奎第二次送稿前，章亚非为了给冯奎壮行，又托于海洋给了冯奎2万元人民币做“差旅费”。于是，没过多久，第二篇题为《马向东案件涉及敏感问题应避负影响》又出笼了。如果说冯奎的第一篇文章是被章亚非等人营造的气氛所迷惑，那么第二篇文章就彻底违背了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冯奎心甘情愿地为章亚非当“枪手”，目的无非是为马向东张目，为查办马向东案件设置障碍。
“慕老大”落网之谜（16）
当然，章亚非也知道： 找几个新闻记者只是造造舆论，为真正解决问题埋下伏笔，而真想解决问题，就必须攻下直接查办案人员。此案是中纪委主办的，如果能从中纪委打开缺口最为理想。为此，马向东被“两规”不久，章亚非便通过熟人认识了中纪委一位副局级干部。她先以看孩子为名，先后送给张某一幅《双虎图》（在拍卖行花2万多元购买的）以及TC衫、西服等物件。张某尽管是中纪委管东北片的副主任，但不是本案的直接参与者，章亚非只从他那里获得了非常有限的情况。
于是，她只得请出那些与中央大领导有关系的退休老干部，请他们发挥“余热”，站出来“伸张正义”。章亚非在退休老干部身上投资非常大方，把一笔20万元的巨款放在于海洋处，让他用于打点办事。于海洋除了为老干部提供进京路费外，还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爱好送不同的物品，诸如送精装书籍、钓鱼竿、营养药、住院费等等。有个老干部确实神通广大，上能通天，下能入地。他不仅能以《一个老党员》的名义写举报信、匿名信，还能把这些信件直接或间接地送到最高领导人手中，并且能与主管这个案件的最高领导刘丽英直接通上话，大肆吹捧马向东是好干部，为马向东喊冤叫屈。
伴随着案件进展，司法机关开始介入，章亚非的目光，也由中纪委转向市检察院。于海洋和刘实是铁哥们，无疑责无旁贷地在章亚非与刘实之间架起热线桥梁。
2000年2月，于海洋拿着一份反映马向东案件的内参，找到刘实打探情况。
5月刘实参加中纪委协调会回来，于海洋再次打听马案是否交沈阳办理。
6月29日，刘实告诉章亚非： 最近上北京高院汇报情况，两个都定不上，上边没有表态，硬让我定，将来我怎么办？我不落个历史罪名，要不然就将这个案子拿到外地去，目前刑侦阶段已经结束，但我没有正式办交接手续，仍算借卷，实际上已经交给了我。如果我正式接过来，就需要通过省才能向高检反映，现在倒还可以直接向上反映。目前关键是证人，就在慕绥新身上，慕绥新太坏，钱要花在刀刃上，集中打慕加把火。
7月7日刘实再次打来电话： 形势不太坏，律师有广阔空间，凭借律师的水平和机敏程度可以充分发挥。假如这次必判，很快会翻案，人很快会回家。
7月24日，刘实又说市检尽全力了，已在会上公开说证据不够，还正式报了材料，并让档案保存以备将来有案可查。法院开庭如不提出意见，到8月10日起诉，估计法院也不好定，可能向最高法反映。律师的材料看过了，写得有情有理，给领导看可以，但拿到法庭上不行，这是狡辩，法律是要事实，这样的词不能要。
8月13日刘实又通电话： 高法认为有不够的地方，让省院补充侦察，卷先拿回去了。
这真是“偏师借重刘实”，有市检察长刘实做内线、当参谋、具体指挥怎么办，还有什么消息不能知道？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
在章亚非的笔记本里，专案组还发现了她干扰办案的另一个更大的秘密。那就是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被称为“知法犯法型”大贪官的田凤岐，也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通风报信、出谋划策者。
5月7日，他在约见马向东商业部门的亲信刘某某时说：“法院以法律来衡量，以事实为依据，现在中纪委有倾向性，4万美元定贪污，但按文件精神，如属可拿，只是程序上的问题，不应该自己给自己发奖金。40万美金挪用很难定上。法院提出7个问题，有证据不足的地方。这叫办案吗？以赌的名义查，结果啥也没有查出来，现在有4万美金的事，不能轻易放过……现在应该找两头，一头是中纪委批的，另一头是办案人。”
而5月9日高法某庭庭长办案人吴哲则向马向东的亲信透露：“肯定是在沈阳中院一审定调了，肯定起诉判决。此事如没有中纪委的头头批，就没有事了。检察院证据还要补充，别的事没有，下个月侦察期限到了，4万能定，40万有说道。如果有倾向性意见，有可能扭转，但必须高院两个头。有能力的话，政治局常委有人帮助说话，能起作用。”
“慕老大”落网之谜（17）
7月27日北京小许打电话告诉章亚非，“市法、省法已经看完卷，材料已经送省法，省市目前没有态度，每次都往上打报告，中纪委一直在监督这个案子，也不准备再查了。仅限于这两件事，关于12万美元的事，马是主犯，负有12万的责任，40万美金的事报到中纪委定，中纪委让定就定，不定算了。现在省市都没有用，就等中纪委、全国高法、全国高检的态度。起诉10天后开庭立即判，刑期大约在10年左右，既要对得起老百姓，又要不造成太大影响。”
……
就这样，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级党委的态度都源源不断地传到章亚非的耳朵里，自然使章亚非能够准确地“对症下药”。别人不说，像田凤岐、刘实这样在政法部门工作多年的高级领导干部理应知道保守机密的起码要求，而他们这么做无疑是起到通风报信、出谋划策的作用，故而章亚非对马向东案情了如指掌。她自恃有这些实权人物的支持，能够及时、准确地摸清中纪委的动向，因此活动得更加疯狂，气焰更加嚣张。
在章亚非看来，经过多方积极活动，马向东走出人生的阴影，免除牢狱之灾是早晚的事情。
可是，章亚非心里还不托底，一是她无时无刻地惦记着马向东的身体状况，二是渴望通过什么渠道直接与马向东沟通，以便在马向东的亲自指挥下彻底翻案。那些日子她还做起了马向东官复原职的梦。
想与马向东直接沟通就得入“地”，就得与“大狱”联系上。换句话说，她眼睛必须向下，这个梦只能通过监狱的看守警察才能实现，而她与这个阶层根本没有任何联系。
当初，马向东关押在沈阳还好说。马向东毕竟在沈阳经营多年，凭他本身的“余威”及她的“助手”们在公检法都能找到人，她只要拿钱打点打点就能买通沈阳的看守，及时掌握马向东的狱中情况。
可是不知为什么，2000年元旦与春节期间，中纪委不知掌握了什么动向，决定把马向东关押到辽阳看守所。于是，她不得不又费了很大劲儿，找了许多人，才打通了渠道。她曾两次去辽阳看守所，除了给马向东送去药品、衣服及食品外，每次都将5000元现金放在一个装有两条硬盒中华烟的塑料袋里，临走前再把塑料袋放在看守所副所长李成才的办公桌旁，这样，被买通了的李副所长终于将马向东2000年3月29日写给章亚非的信交给了她。
中纪委专案组感觉到不断走漏消息，章亚非又不断干扰办案，最后没有办法，2000年4月只得把马向东转移到长春市，关押在吉林省公安厅的监狱里。
闻讯章亚非如坐针毡，她再不能及时得到马向东指示，这使得马向东在狱中亲自指挥解救困难重重。但是，章亚非没有退却，她又开始四处活动。一次马向东的姐姐说，她有一个客户——沈阳“千百度”的副经理赵伟就是长春市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章亚非连这个“蛛丝马迹”也没有放过，她立即主动与赵伟联系，求其帮忙。赵伟想起中学同学解文秀在吉林省公安部门工作，便答应了。无巧不成书，解文秀恰好负责对马向东的看管工作。章亚非大喜过望。事不宜迟，她立即与赵伟奔赴长春。
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在法庭上到达长春后约半小时，解文秀便按约定来到她们落住的香格里拉饭店的房间。寒暄了几句，章亚非开门见山地问：“马向东是你负责看管吗？”解文秀点头。她便直截了当地挑明来意： 老马是回民，身体不好有糖尿病，饮食比较特殊，不能吃甜的，还得请您关照。说心里话，解文秀当时心里非常犹豫，他明明知道马向东是中纪委直接查办的案子，所领导也专门开会强调过要严格保密，可是当章亚非把四条大中华、两瓶茅台和装有一万元现金的信封交给他时，他短暂的犹豫顿时化为乌有。
第二天一早，赵伟又给解文秀打电话，约他到卓展购物中心见面。原来精明的赵伟到长春后就买了两张移动电话卡，一个话卡交给解文秀，并告诉他章亚非的手机号码，让他用这个号码与章亚非联系，把老马在监狱的情况告诉章亚非。话费已经交了，不用他管。
“慕老大”落网之谜（18）
拿人钱财，替人免灾，解文秀自然对马向东多了一份关心。按马向东的要求，他每天早晨送上两个鸡蛋，晚上给他打洗脚水，甚至主动担负起马向东的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一个月后，章亚非满怀感激之情又来到长春。她不仅请解文秀夫妇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还给解文秀一只价值5000元的都彭牌包金打火机，给其妻一枚白金戒指、一枚黄金戒指、一条黄金项链、一条黄金手链。
此后，他们通话非常频繁，最多时一天达十余次。自然，解文秀这时的任务已经从照顾马向东起居发展为通风报信了，甚至充当起了“二传手”的角色。他多次把马向东的“御旨”传达给章亚非，告诉她找什么人疏通关系，同时又把章亚非活动的进展反馈给马向东，使马向东大案无密可保。随着马向东案起伏跌宕，章亚非已经不满足于解文秀当“二传手”，她提出想直接听到丈夫的声音，对于解文秀来说，这无疑是冒险，但是上了贼船的解文秀已经没有选择了，他只得冒天下之大不韪，借全体犯人打扫卫生之机，把手机悄悄塞给马向东，让其在一间空房子里与章亚非通话，而他在一边望风守候、站岗放哨。
当然他的“尽职尽责”没有白忙活，他又得到了章亚非的9000元、4条中华烟、两瓶茅台酒、3套西服、一个进口剃须刀和一瓶法国香水。
解警官哪里知道，当他沉浸在收受别人财物的欢乐之中时，已经为自己打开了通往地狱的大门。
马向东不愧为马向东，他真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通天本领。自他在监狱里亲自出马指挥，外边的形势立即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在他被关了不到17个月后，基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最后只剩下他和“左膀右臂”私分那12万美元的事无法交代。运筹帷幄的马向东并没有害怕，编筐窝篓全在收口，在他心里已经把这个任务留给了与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大哥慕绥新了，这是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一件事，所以他把这事放在最后办。尽管他那时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已经证实慕绥新在他的问题上不够意思，但他还是决定“先礼后兵”。
于是，马向东打电话吩咐妻子章亚非立即去找大哥慕绥新，就说： 向东托梦了，只有慕大哥能救他。其实马向东、章亚非让慕绥新做的事很简单，只要他上下嘴唇一动承认知道那12万美元的事，马向东立即就会解除牢狱之灾。换句话说，只要慕绥新承认�
